“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重视防病治病，摄生益寿，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医道，并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和丰富多彩的方法而闻名世界。由于它的兴起和发展与群星璀璨的中国古代文化密切相关，因而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古往今来，以防治疾病、摄生益寿为宗旨的中国各家理论，无不用天地人合一，神气形合一，以及全息运动、过程调控的观点来认识人的生命活动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并用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理论来阐述生老病死的规律。从而把精、气、神作为人之三宝，确立了顺应自然、调和阴阳、益气养形、积精全神的摄生之道，以及辨病求因、审机论治、圆通活法、神用无方的诊治原则。这一思想与西方立足实体病因、病理的防治理论和措施完全不同。中华医道不仅把人看作是统一的生命过程，而且把生命和自然也看作是统一的运动过程。

    《素问?宝命全角论》中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就是说人与宇宙不仅发生于共同的自然本原，而且遵循着共同的时空法则。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宏观把握世界的高度智慧，构成了中华医道独特的思维模式，反射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奇异光辉，表现出先人认识能力的卓绝与过程理论的雄浑。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统领了中华民族文化和道学体系达数千年之久，因而也成为医道的生命原理与指导思想。“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协调统一。人与自然之所以和合为一、动静相随，其根本原因就在人与自然共处于不断的全息运动之中。自然的变化必然伴随人的变化，自然变化的时空节律必然也是生命变化的时空节律。如司马迁所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纲纪。”四时阴阳的节律性变化于是成为中医四时摄生、四频率诊、四时病证、四时治法及四时药物采集的原理。其它时空节律可依之类推。正因为如此，中华医道才根据上述自然原理，引入描述自然过程的概念范畴体系，并与摄生及诊治的实践相结合，使之成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荀子?天论》中载：“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中国人一贯主张顺应自然变化的节律以调和阴阳气血，通导经络脏腑，并配合调理饮食、起居、运动、呼吸、意识，以及行气、导引、按摩、针灸、药物等方法，以防治疾病，延年益寿。如《灵枢?本神》所言：“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老子?第五十二章》中谓：“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疑身殃，是谓袭常。”能观察微妙的自然和生命过程才称做精明，像婴儿守着母亲一样纯真柔弱才称做刚强。运用自己生命之神的灵光，重与自然之道的精明相合，才不会给身体带来灾难，这就是所谓遵循了常道。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载：“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种以适应自然、清静淡泊、保养真气、内守心神为基础的追求生命自我和谐的根本性的摄生教育，比渥太华宣言和雅加达宣言早出数千年之久，而该宣言提倡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曾使全世界为之振奋，从而改变了人类现代卫生工作的方向。 “人与自然相应”是《黄帝内经》的指导思想。顺应这一原理是医道的基本法则，违背这一原理是患病的根本原因。

   《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述“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就是顺应自然、生气通天的过程。虚无清静，志意内守，运气调神，内外合一，服食天气，通达神明等，已全面揭示了调摄生命活动状态，实现神、气、形合一的医道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