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易到不易：道一先生的《华夏精神--从远古到未来》阐述了儒释道诞生之前的华夏文明，通过保存至今的古代圣典的片言只语，地下的发现和民间习俗的文化碎片，用基因修复的办法，重新呈现完整的华夏文明的内在生命，为华人世界认识自己，复兴华夏文明提供了新的途径。道一先生从“变易和不易”的思想中解剖了华人的内在心理。《易经》为我们提供了文明的思想基础，华人的心理被《易经》同化了。被最古老的圣典同化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希伯来人被《摩西五经》同化，西方民族被《圣经》同化，印度人被《吠陀》和《奥义书》同化，这是必然的结果，也是幸福。如果把《摩西五经》、《圣经》、《吠陀》和《《奥义书》从他们的子民心中摧毁，则这些民族就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了。道一先生提出“更好的同化”，而不是反对同化。更好的同化会诞生一个更伟大的民族，不好的同化则会矮化一个伟大民族。
       《易经》有变易、简易和不易。中国人被《易经》的变易所同化，这是莫大的不幸。《易经》就是阴阳的演化，《易传》讲“唯变所适”，中国人在假祭司的误导下，过分强调了变易，崇尚权变，不易的圣道从此隐没了。“为变所适”是为了找到真理（道）而不是为了逃离真理（道）。唯变所适是“唯变所适道”的简化，补足这个省略的道字，伏羲氏的原意就十分清楚了。变易的思想堕落为权变，再堕落为狡诈，把权变提高到道之上（“可与论道，未可与权”），汉奸就是这样产生的。汉奸是怕死和权变的产物，没有权变邪论为借口（识时务者为俊杰），很多人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而会成为守卫四行仓库那样的八百勇士。
       相反，日本极力学习中国文化，《易经》也是学习的重点，裕仁、明仁都是从《易经》中来。日本学习中国文化有下列几个方面：1，学习正统的观念，日本“天皇”出自韩国的海盗（美国学者的考证），原来没有正统的观念2，世俗权力来自上天，中国只敢称天子，日本敢称天皇3，学习禅宗“不动心”，锻炼武士道视死如归，以死为荣的精神4，中国的神道，神道一词出自《易传》的“神道设教”。日本没有学中国的权变思想和科举制度，日本思想家早就看出权变思想会培养叛徒，科举制度会培养没有骨气的思想奴才。日本的《源氏物语》对武则天女祸深感戒备，所以日本一千多年的“天皇”制度上，没有出现过女祸。学什么很重要。
        变易是初级的道，简易是中级的道，不易才是高级的道。学习《易经》，只学习初级的道，后来还把“权变”视为无上道，假祭司用心之毒！“权变”在假祭司扭曲的文化中占据极高的地位，直接称为“权”（砝码），政权的权就是权变的权，最后成为“权力”，其中的文字演变和观念演变多少细微。《说文解字》说：“政，正也。”政就是有文化的正义，是国家的基石，政与权的结合，正义加了个人的心理砝码，正义就可能变得不正义了。心理砝码现在被称为“自由裁量权”，只有法官才享有自由裁量权，而且受到法律条文的制约，利益熏心的人不能掌握自由裁量权。简易就是法律，一条一条明明白白，罪与非罪明明白白。简易也是自然法则和规则，自然法则是简易的，规则是简易的。不易就是正义，就是灵性，就是宇宙大道，超越自然法则的。现在的《易经》主要传的是变易，简易和不易之道隐而不现。这是学易最困难的，罪我者《易经》，赞我者《易经》。但学习了初级的道，在智者的指引下，中级的道和高级的道也必将获得。这就是中国人必须学习《易经》的道理，不学习《易经》就不是完善的中国人，没有中国的文化基因。变易是下士道，简易是中士道，不易是上士道，是无上道。伏羲氏是华夏文明第一圣者，《易经》是道生万物的秘密演绎，是从变易到简易，从简易到不易的直觉。无中生有就是不易之道的体验。《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一阴一阳是简易，阴阳不测是不易。把握道依靠智慧，把握神依靠直觉，智慧和直觉都是心的妙用，前者是慧眼，后者是法眼。禅宗的渐悟依靠慧眼，顿悟依靠法眼。整个宇宙的秘密都隐藏在带正电的原子核（阳）和带负电的电子（阴）之中，但生命的意义不再其中，因为生命的意义是阴阳不测的，是神妙的，是无中生有的。如果有一天从地下发掘出伏羲氏为后世子孙埋藏的《简易》和《不易》的圣典，华夏文明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