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这是一个难以回顾的话题，我在欧洲企业工作了多年，也先后到过不少欧洲国家，有气候景色宜人的南欧国家，有富足祥和的北欧国家和先进强盛的西欧国家。无一例外的是，欧洲大地的各国都居住着或早或新、或多或少的华人移民族群，甚至于有的已经是第四代华人移民家庭，富足和民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使他们觉得满足，他们的勤劳质朴也获得当地人的赞许。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新老移民还是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一直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族群，百年来，他们都默默在为生存而奔波，为努力融入这些有着完全不同文化的社会而操劳着。我们首先一起简要地回顾华人移民在欧洲的百年历程：

在欧洲人的眼中，旅居当地的华人们为生存而表现出来的忍耐力是惊人的，但是，他们还有一句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那就是：没有觉悟，任人宰割，这种狭隘和保守的传统偏见依然存在于为数不少的年长欧洲人的脑海中。对旅居欧洲的华人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格的两种表现，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因素，一战以前的华人移民倾向于生活在相对独立的“同源”圈子里面，自保自助，这导致了“唐人街”在西欧的各大城市陆续形成，尽管如此，由于华人在数量上毕竟有限，而且只能以依附当地经济的方式谋生，因此，30年代席卷西欧的经济大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西欧的华人以沉重的打击，西欧华人的总数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明显减少，直至50年初期仅余下万把人。

西欧人对中国移民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是由他们自身的利益关系而决定的，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进入西欧市场，一方面垄断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新来源，一方面加剧了不同国籍劳工之间的新矛盾，西欧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战前移居西欧的中国人，既无资金也无欧洲人所需要的技术，这是由当时整个中国相对于西欧的落后地位做决定的，他们从当船员、小贩、洗衣工到开办小商店、小饭馆，不断在欧洲“新大陆”上寻找能够圆其欧洲梦的经济资源。在19世纪的1817年，英国一份饮食业报告中，提及在伦敦Shadwell地区住满了外国水手，并用侮辱性的语言说他们是“中国人、希腊人以及该类肮脏人物”。华人真正的完成自己在西欧的市场定位，即以独具特色的中餐业安身立命，是直到战后才充分显现的。

中国人移居西欧经历了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就起源而论，华人移居西欧是西欧资本主义列强远东扩张而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在其后发展中，由于中国人在故土也谋生不易，从而强化了“崇欧慕侨”的社会氛围，由于亲缘、地缘而拧成的移民纽带，驱使潜在的移民被异域致富的幻想所诱使，越洋赴欧，其中浙江的青田人和温州人构成了早期西欧华人社会的主体，而移民的目的地国又是首推法国（一个我不愿意提起，但是又和中国早期欧洲移民有着独特关联的国家）。这也为法国人为何始终对中国人和中国事务始终表现出极端的两面性寻找到了合适的注脚，从19世纪开始，法、英、德等传统西欧列强就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直至到在具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逐渐崛起的今天，依然有相当多的传统保守的欧洲人抱有这种殖民时代的思维。

时至新中国建立时期，在欧洲的华人移民们依然孜孜不倦的奋斗着，以至于部分华人都暂时放下了自己的祖国而专心谋生，即使保持着华人文化和传统的家庭也基本上都选择独善其身，不招摇，尽量不参与与自己无关的外部社会事务，其中当然也包括选择回避一些关于中国事务，这是华人移民在西欧遭受百年歧视和压迫后忍辱负重能力的极致体现。

但是这次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和欧洲藏独份子在英法等国对奥运圣火的破坏性事件，引发了当地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和反制性游行，其中有不少年逾花甲的老年华人移民也加入游行队伍的前沿，我相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景象，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勇气来自何方？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祖国的强盛唤醒了他们沉睡的中国心，给了他们释放百年压抑的机会，旅欧的华人们，他们是值得尊敬的，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和耐力的最高体现，他们曾经是最挣扎的一群人也是最幸福的人，说他们挣扎是因为他们的祖辈曾经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饱受屈辱，说他们幸运，是因为他们是最能敏锐感知并且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每一丝细微脉动而倍感欣喜的一群人。

曾经一次，我到北欧某国出差，在一家早期华人移民家族开的中餐馆用午餐，当时正值餐厅内的电视在播放中国神五上天的全部过程，餐馆的老板和一群家人全部放下手中的活，到大厅一起看电视，欢呼的泪水不停的流淌，连其他在旁边用餐的当地白人顾客也兴奋的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此情此景终身难忘。

祝福你们，旅居海外心系祖国的华人们，无论你们身在何方，无论你们在从事什么工作，祖国不会忘了你们，祖国也需要你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在世界的前沿，祝福你们健康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