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中确有一些“洋面孔”，也就是洋员。他们是指与清政府建立雇佣关系，在北洋海军舰队及其附属部门中工作的外国人员。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北洋海军进入筹建阶段，聘任“洋员”之风日盛，几乎遍及所有部门。

琅威理、邓世昌和官兵合影 

1、他们都是谁？ 

马格禄（John MeClure)、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瑞乃尔（schnel)、郝威（George Howie)，这4位洋员是对甲午战争史有所了解的人们能够知道的，也是中文史料、著述经常提起的。接下来是：克尔克(Kirk)、霍华德（Howard)、托马斯.梅洛斯（Thomas Mellows)、托马斯.黑斯廷（Thomas Hasting)、查尔斯.克拉克森（Charles Klarkeson)、里奥纳多.帕克（Leonald Parker)、格雷夫斯（Graves)、罗伯特.沃尔伯（Robert Walpole)、塞缪尔.武德（Samuel Wood)。两份名单加起来，就是参加1895年刘公岛保卫战的13位洋员的完整名单。这些洋人中，瑞乃尔、里奥纳多.帕克为德国人，郝威为美国人，其余皆为英国人；马格禄等人的任职情况后文介绍，里奥纳多.帕克、托马斯.梅洛斯、托马斯.黑斯廷、查尔斯.克拉克森、格雷夫斯、罗伯特.沃尔伯、塞缪尔.武德均为炮手。

有人或许要问，既然现有的中文史料、著述均未交代，这些名字从何而来？找到这些名字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文资料里没有，只能到外国资料中寻觅，而从洋纸堆里把它们翻检、扒拉出来，同样不容易，因为外文资料也没有完整的得记载。在当时日本辑录战事报道的《日清战争实纪》中，记录了日军进占刘公岛，要求洋员们“宣誓”时留下的名单，提到了马格禄等10人的名字（据戴乐尔回忆，当时他与克尔克、瑞乃尔躲入了山中）；在川崎三郎的《日清战史》中，也提到了13个人的名字。然而，这两份名单都是日文的，而且并不一致。戴乐尔的《在中国牵线》（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书中也提到了11个名字。三份名单互相参考核对，让我们找到了参加刘公岛保卫战的13位洋员的英文名字。

2、他们从何而来？ 

晚清洋务运动中，提倡“借财异域”，这既有机器设备的购入，也有人才的引进，所以，就有了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活跃在不同的领域。如哈卜们、瑞乃尔，既是本国工厂的推销员，又是售后维护人员，长期在北洋军队中指导枪炮技术的推广，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和人才。根据日军情报，战前威海卫共有洋员40多人，分布在各炮台、军舰，甚至日岛上面。战事临近，大多数洋员纷纷躲避炮火而去。留在刘公岛并参加了保卫战的13位洋员来历各不相同，大致有以下5种情况。

一是原本受雇于北洋海军，在后勤部门服务。如霍华德，是刘公岛机器厂的工程师，也是一位品行高尚的老绅士。战争临近，霍华德的去留引起英国公使欧格纳的高度关注，曾数次电示驻烟台领事劝其离开，但劝说无果，这位老人最终留在了刘公岛。留在刘公岛的洋员中，不乏像霍华德这样的非凡之辈，如刘公岛海军医院的克尔克医生。战事紧张，医院的“医生、裹伤护士及其他医院中人员”的绝大部分，都以自属“文吏”为由，逃离了刘公岛，这里当然也包括了中国人，但克尔克医生却坚定地留了下来，挽救了不少中国士兵的生命。

二是原本在北洋舰队服务的洋员，如戴乐尔。在北洋舰队服役并参加大东沟海战的洋员有8位：旗舰“定远”上的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帮办“定远”副管驾英国人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lyler)、炮术师英国人尼格路士（Nicholls)、总管轮德国人阿壁成（Albrech)，帮办“镇远”管带美国人马吉芬（Philo Norton MeGiffi)、总管“镇远”炮务德国人哈卜们（Heckman)、“致远”管轮英国人余锡尔（Alexander Purvis)和“济远”总管轮德国人华甫曼（Hoffmann,又译哈富门）。其中阿壁成、余锡尔牺牲，其他几位皆不同程度地受伤。大东沟战后，汉纳根要求“以提督衔任海军副提督，赏穿黄马褂”，并“欲海军人才”任其“弃取”，这与李鸿章“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的使用洋员的指导思想相悖，结果汉纳根“不肯再上船”；哈卜们曾到刘公岛协助修理“镇远”舰主炮，但随即离开。只有戴乐尔，因汉纳根有推荐其任北洋海军副提督的想法，于1894年11月19日重返舰队。

三是临战之前招募的一些洋员，如马格禄。马格禄原为天津海关引水小轮“金龙”号的船长，甲午战争一爆发，因为北洋舰队没有探船，“金龙”号便被雇佣协助执行一些侦察、通讯任务。马格禄以其勇敢表现，赢得了李鸿章和天津海关税司德璀林的赏识，被李鸿章聘用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马格禄到威海卫赴任时，带“理炮手”一名。北洋海军还通过海关招募了部分炮手和水手，如“定远”的炮手托马斯.梅洛斯，原在上海做警察，而托马斯.黑斯廷、查尔斯.克拉克森、罗伯特.沃尔伯则来自海关缉私艇队。

第四种洋员比较特殊，他们是“自告奋勇”参加北洋舰队的，如郝威。1894年11月，经清驻美领馆的推荐，发明烈性炸药的美国化学专家宴汝德与郝威一起来到刘公岛，推荐一种令对手无法瞄准的军舰拖烟技术（但当时国人缺乏近代军事常识，将放烟当作了“作雾”幻术），因实验材料意外被焚而无法继续下去，宴汝德离开刘公岛去了烟台。而曾经在巴西当过舰长、有着海战实战经验的郝威没有走，“愿告奋勇”地走上了“定远”舰助战。最不寻常而又耐人寻味的是，郝威此举是“不受酬”的。

第五种洋员是因故被困在刘公岛的，如瑞乃尔。日军占领荣成，前锋已抵达桥头集石家河一线，作为绥巩军炮术教习的德籍技师瑞乃尔，向威海卫守将、绥巩军统领戴宗骞推荐了一种“过山炮法”，但性情憨直、刚愎自用的戴宗骞却不买账，认为“隔山打子”“无法取准”，拒绝演练这种打法，瑞乃尔愤而“告假迁避烟台”。经李鸿章指示，瑞乃尔自烟台来到威海卫。此时，日军已经开始攻击威海卫南路虎山防线，一些陆军溃勇开始向烟台逃奔，而瑞乃尔毅然上路，留书一封：“倘有不测，请照北洋水师章程，准给家属三年薪水，以为养赡”，大有赴死之慨。甫抵，即被困刘公岛。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这些洋员如何来，却不知道战后他们的去向。只有郝威，因为与宴汝德来中国途中，在神户被日本人拘押，签署“不与战”的保证书后释放，因此日军在遣返刘公岛降将时，独独将郝威扣留。

3、他们做了什么？ 

日军在荣成龙须岛登陆之日，马格禄即率戴乐尔、郝威、托马斯.梅洛斯驾3艘鱼雷艇前往成山头，惜“中途相失而返”。赵北嘴炮台被日军夺占，威胁威海湾内舰船，戴乐尔等也曾参加了舰艇的炮击行动。而当萨镇冰坚守日岛，与日寇血战之际，也有两名洋员奋战在炮台上。这些洋炮手们在炮台上表现如何，已无记载。但中国军队射中日舰“松岛”、“吉野”、“秋津洲”、“葛城”、“筑紫”等的炮弹中，谁敢说没有那些在炮台上坚持战斗的洋员的功劳？

更值得一提的是克尔克医生。当时北洋舰队始终为缺医少药所困扰，刘公岛医院里甚至连外科手术所必须的麻醉药也没有。在这种条件下，窗外炮火连天，克尔克医生不为所动，坚持为伤病员“施割锯及其他手术”，并教给协助其工作的戴乐尔以“如何止制动脉并安置软垫”，不仅为伤员减轻了痛苦，也挽救了大量宝贵的生命。

积极地作用说完了，我们还要说一说不光彩的一面，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史著中看到的，否则读者会以为我们在刻意为洋员评功摆好。消极作用集中表现在，有些洋员参与了对丁汝昌的劝降，并在丁汝昌自杀殉节之后，直接策划、参加了议降活动。根据戴乐尔的回忆，首先是戴乐尔“与克尔克、瑞乃尔谒岛上二道台，与之商量办法”。之后，戴乐尔又与瑞乃尔在清晨2时造访丁汝昌，“说明现在之境地，并劝其可战与战，若士兵不愿战，则纳降实为适当之步骤。”丁汝昌拒降自杀后，“马格禄、郝威及中国将弁数人上陆，抵道台牛氏家，遇瑞乃尔。郝威倡议假丁汝昌之名作降书，并亲自起草。书成，译作中文，并钤提督印信。”

限于篇幅，本文不过多评价这些洋员的行为，但硬要说他们是阴谋家，似过于苛刻而不近人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这些洋员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即使起草降书的郝威，也是一个“勇敢逾常之人”，起初他是“反对任何条件下之投降，而主张将战舰摧毁，然后合海陆军转战至芝罘。”洋人给中国“打工”，有“谋生”的因素，但将自己置身于纷飞的炮火中，似又不能完全以“混饭”视之。这些洋员在刘公岛保卫战之中，虽未能使战争形势乾坤倒转，至少他们实实在在地食禄干事了。只看他们懦弱的一面，看不到他们勇敢的一面；只看他们的投降行为，不看他们的战斗过程，是不会得出客观公正、合情合理的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