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思想史上，儒与墨是激烈斗争的两派，争论的中心用孟子的话说是“礼与食孰重”？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精神文明重要，还是物质生产重要”？

在儒家看来，一切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失去了“礼”的束缚，治理它的根本出路在于投入巨大的物力人力去从事精神文明建设。但在墨家看来，正是大量的物质财富被用于“一不能当吃，二不能当喝”的精神文明建设上，才使得人们为了谋取基本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铤而走险。两家的论争主要有三个回合，分别在墨子与孔子、孟子、荀子之间展开。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当年提出的问题，不仅一直存在于漫长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之中，对于贫富差异越来越严重、精神文明建设任务艰巨的当代，也有十分重要的思想遗产价值。

在孔子看来，春秋时代之所以“礼崩乐坏”，完全是因为周礼中的那一套君臣父子夫妇关系被破坏了。而这个文明框架的被破坏，又直接根源于个体，特别是诸侯与贵族阶层的心术不正与私欲的恶性膨胀。这是孔子赞美周朝“郁郁乎文哉”、提倡“克己复礼”的根源。墨子与此截然相反，他的论证可以表述为：首先，周礼的等差制度破坏了“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原始公有制，而一部分人变成寄生阶层则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其次，在维护这一套礼乐制度的运行中又耗费掉大量的物质财富，使本就紧张的物质生活资料变得更加不足；再次，在周礼中确定的新型人际关系还直接败坏了朴素而高尚的氏族风纪，使人心日渐沉溺于不可自拔的自私自利的泥潭。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这一套礼乐制度，一方面人人参加劳动以增加生活资料的总量，另一方面平均分配劳动成果而杜绝一切贫富差异，则会迎来一个真正理想的大同世界。把他们的论争引申一下，则是说在中国应当采用何种政治理念来行政？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便从吝啬的大自然中夺取更多的食物，还是将其重心放在政治社会制度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上，以便使有限的生活资料可以负担起庞大中国人口的沉重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孟子与墨子的矛盾表面上在“义利之辨”。墨子在先秦时代以直言不讳“利”而知名，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交相利”，即“利”是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纽带。而孟子则是最见不得别人谈“利禄”的，他回答梁惠王的第一句话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如果小心求证，则会发现他们之间也有殊途同归之处。因为墨子所言之“利”乃“天下之利”，而孟子所反之“利”主要是君主“一己之私利”，他们根本的分歧并不在这里。由于都看到君主的意识与行为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君主的正业是什么？”从生产劳动最重要出发，墨子心目中的理想君主是手上布满老茧、小腿上汗毛磨光的大禹，一个在生产劳动中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劳动模范。而在孟子看来，一个君主如果不能有效地完成“趋之向善”的政教职责，创造再多的物质财富也仍不足以满足各种非理性的欲望与需要，因而一个君主最重要的工作就不是“多收三五斗”，而是如何维护那个用来规范人自身的“君臣、父子、夫妇”框架。对两人的聚讼可以这样评价，一方面墨子当然是有道理的，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被它庞大而臃肿、本意是用来教化民众、从事管理的官僚机构所拖垮，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套基本的、有权威的游戏规则，那么一个文明社会也只能在各种“争”与“乱”的倾轧中走向终结。

荀子同墨子论争的核心可以表述为“是劳动重要，还是学习重要？”在墨子看来无缘无疑是劳动重要，即使学习，其内容也主要是各种有实用价值的生产知识或管理技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这个生存的底线要求。这也是荀子以不屑的表情说“墨子敝于用而不知文”的原因。他的意思是墨子完全被肤浅的实用主义蒙蔽，不懂政治教化或儒家强调的礼乐制度的更重要性。在荀子看来，天下的食物、财富本来绰绰有余，之所以出现“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混乱现实，完全是一些人的消费欲望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多吃多占的恶性结果。因而，解决一个种族生存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想方设法地发展生产力，而是如何通过学习与教化，以控制经常如洪水猛兽、不可收拾的“人欲”。这是荀子把《劝学》放在他著作的第一篇，反复强调“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乃至于把“礼”看作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道德之极”的原因。一言以蔽之，荀子的理念是“学习高于劳动”。这个问题在今天可以引申为：在人类社会生产中，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知识重要，还是主动克制欲望的道德伦理知识更重要？这同样是没有确切答案的，一方面，生产知识与技术技能当然，它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生活消费品，这也就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尽管直接针对主体欲望的精神生产本身不直接创造财富，但由于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人们的欲望与需要并因此减轻整个社会分配环节的压力，所以实际上也等于间接地增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总量。如果想一想历史上许多帝国都崩溃于统治阶层过度的贪婪与享受，那么当然可以说这种表面上“不生产”的精神劳动更加重要。这也是荀子非常动情地说“这就是儒、墨的根本区别”的原因。

从儒墨这三层辩论与诘难中，不难发现一种很深刻的悲剧意味，都从关心中国民族的生存出发，按理说两家绝对不应该水火不容。问题在于，一旦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推演到极端，就不可能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必然矛盾中找到对话机制或一种相对平衡的解决方法。墨子重视社会的物质生产，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走到极端，把一切物力人力资本都投入到物质再生产过程中，甚至把礼乐文章等从国家财政预算中一笔勾销掉，其最终结果必是“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反过来也如此，尽管儒家充分注意到，在人的消费欲望与生产力之间是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无论怎样生产也都不可能完全满足“人之大欲”，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这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可见，儒墨两家既有其偏颇之处。又各有其高明之见。如果说，墨家充分揭示了人类生存中人与自然界的矛盾，那么儒家更关注的则是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它们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而偏于其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如果说儒墨当年激烈的思想斗争今天还有什么意义与启示，我想大约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