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儒商精神

    人们对儒商精神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我们所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曰“骆驼论”。胡适先生曾把儒商中的徽商在经商中所表现出来的刻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赞之为“骆驼精神”。二曰“统一论”或“结合论”。有人提出将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完美统一起来，追求智慧与道德的结合，并以此作为衡量是非的一个标准。此论以中国《经济日报》总编艾丰先生为代表。三曰“嫁接论”。有人认为儒商是东方伦理道德和西方管理意识的嫁接与发展，其实质是“仁爱与竞争”。这一观点首先由呼和浩特“草原部落”创作室贺雄飞先生提出。四曰“爱国论”。上海中国金融外汇咨询公司总经理余季芳先生指出：“用一句话来概括儒商的本质特征，我愿意说儒商就是爱国商人，爱国应是一个儒商必须具备的基本特性，爱国又可以涵盖儒商众多优点，是对儒商的精神和境界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古代儒商，还是现代海内外儒商，都是如此。”[引自余季芳先生在“首届中国徽商学术研讨会”上的所宣讲的论文《弘扬儒商的爱国精神》。]

    以上几种代表性观点，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儒商精神的内涵，但还不能说是准确、全面、深刻而科学地概括和反映儒商精神。

    我们认为，儒商精神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它的发展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一是“取之有道”阶段。在中国明末清初之际，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有一些儒士逐渐认识到，要想实现儒家伦理及其价值观，即学而优则仕，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通过经商获利，以商养文，于是弃儒从商。这些儒士从商，提高了商人整体素质，将儒家伦理用到商业活动中，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他们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标榜经商诚为本，认为赚钱顾及他人，才能商运亨通，如果一味奸诈、行骗，在商场终究要失败，害人必害自己。

    二是崇儒好儒阶段。贾而好儒是儒商的重要特色。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徽商，意识到富不敌权，权可致富。他们为在政治上保持崇高地位，强化族众的凝聚力，只有依靠其文化的优势，大兴族学、书院，以猎取科举制下的功名。要博取功名，光宗耀祖，必须由儒而步入仕途。许多徽商知道，钱财并不能光宗耀祖，因此不少人贾业有成后，弃贾入儒。徽商在实践中还认识到，贾而好儒，人缘好，信誉好，身上洋溢着儒雅气质，就能击败那些一味在钱眼上打滚、唯利是图、精神生活一片空白的奸商。徽商讲究以儒家仁义为立身之本，对诚实不欺、公平守信、利以义制的儒家思想，心领神会，并将此与经商活动结合起来，获得了实际效益，也尝到了甜头。他们认识到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必须常怀一颗仁者之心，真诚之心，唯有这样，才能赢得别人支持和帮助，才能寻找到有诚意的合作者，一道求得共同发展。贾而好儒，为徽商平添了一派儒雅的气度，也使贾业获得更大发展。

    三是贾儒结合振兴华族经济阶段。贾与儒结合，优势互补，产生一种儒商精神，这种儒商精神，一旦与西方的商业经营意识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儒商精神，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竞争力量。商品竞争主要是商品内在文化含量的竞争，是知识和科技的竞争。

    20世纪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之初，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出现了一些投机经营的商人，使得传统的商业道德受到冲击，儒商精神遭到破坏。一些投机经营的商人变成了奸商、霸商，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发了横财，消费者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然而，国外的华商运用炎黄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却取得了成功，获得了辉煌成就。于是人们把目光转向历史和海外，总结历史上徽商发展成功的经验，吸取海外华人商业经营中的有益的营养，特别是日本人、新加坡人、韩国人运用儒家思想振兴本国经济，成为亚洲小龙的经验，从而又把儒与商联系起来，形成了当今中国的儒商，涌现出像牟其中、李晓华、吴志剑、史玉柱等一大批既有救国济世之鸿鹄之志，又有驾驭市场之雄才大略的一代新商人。可以说，中国儒商再次出现，是社会一大进步，是社会新价值取向的胜利，是历史和市场的选择。

    从海外华商和国内市场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一代儒商来看，他们所体现的精神，一是儒者的风范，二是爱国的精神。所谓儒者风范：是指倡导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和义与利、富裕与奉献、竞争与服务、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的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是指把经商与济世统一起来，敬业勤业，造福社会；高瞻远瞩，展望市场，运筹帷幄，从容不迫地施展自己宏图大略；能够准确预测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制定相应对策，做到进退有余；能够面对市场的变化，面对对手战略战术的变化，面对企业内部的各种问题，处乱不惊，指挥若定；能够在谈判桌上文韬武略，沉着冷静，雄辩滔滔，谈笑自若，在谈判桌下轻松自如；能够力排众议，果断决策，把握获胜良机，在滔滔商海中尽显英雄本色；能够礼贤下士，博采众长，知人善任，自强自律……等等。[参见贺雄飞《儒商时代——中国人的第五次发财机遇》，1996年远方出版社出版。]所谓爱国精神：是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深深融入儒商的民族意识、性格和魂魄之中；是指中华民族不可摧的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指为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为祖国的发展和繁荣自觉担负起对祖国的一种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是指善于学习和吸取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而丰富自己的一种爱国精神。

    四是世界儒商精神形成和发展阶段。这是儒商的概念和范围扩大后，新形成的一种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国际儒商学会的成立和首届世界儒商大会召开，标志着这一阶段开始。

    从以上四个发展阶段看，儒商精神，它是对儒商在形成发展和生产经营中体现出来的一种人文思想、精神的概括，是世界儒商共性的进步商德和对从事商品生产经营和交换的共性认识与经验的相互交融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人文思想、精神。其主要点：一是整体主义精神。所谓整体，主要是指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先人后已、助人为乐；强调人对社会应尽责任；强调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群，这是中国伦理道德传统区别于西方伦理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二是艰苦创业的精神。儒商中的徽商遵循“非勤俭不能治生”的格言，有着冒险犯难的“武劲之风”。他们思想观念较为开放，勇于开拓市场，创业时，跋山涉水，餐风露宿，背井离乡，饱尝艰辛；远出经营，百折不挠，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所到之处，往往是“一贾不行再贾，二贾不行三贾，三贾不行犹未尽焉”。徽商以勤俭积蓄财富，终成大业。正如顾炎武所说：“新都勤甲于天下，故富亦甲于天下。”三是团结奋斗的精神。徽商是有着特定新安文化内涵的商人群体，也是以血缘、地缘两根纽带绞合起来的宗族群体。宗族文化的组织性、持久性和家庭地位的至上性渗入徽商经营活动之中，使这一群体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四是建功扬名的思想。在中国，儒与政密切相关。经商者为寻求政治保护和光宗耀祖，注重博取功名，宗族生存发展也需要功名和财力保障，因此从贾成为很多人曲线博取功名的有效手段。儒商建功扬名的思想，成为他们贾业和儒业有成的一种强大的动力。

    21世纪的儒商精神，应是世界性的儒商精神，它既包括人道与商道结合和富商强国的爱国精神，也包括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奋斗奉献的精神。

二、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儒商精神是海内外儒商经过多年努力而共同创造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商业精神的现代价值，是指它对振兴民族经济、弘扬中华文化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指对当今世界商业活动和经济运行以及对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人类文明和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它是世界和人类发展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的推动力。具体来讲，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导和规范商业行为，促进商业和整个经济运行健康发展。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中存在许多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在竞争中出现一些商人的败德行为，弘扬儒商精神，提高道德水准，正可对症下药，它将引导市场经济向着健康方向发展。儒商精神的一些原则，将成为更多商人共同遵守的准则，使市场竞争公平化、有序化。同时随着竞争机制完善和竞争规则强化，人们的道德水准也会不断提升，儒商精神也会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是协调两个效益、两个文明共同提高和发展。在中国贾与儒是相通的，“士商异术而同志”。儒商精神是儒与商结合的精神，儒商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两个效益双丰收，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当今，市场伦理化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经过300年之久的前市场经济阶段后的西方，正在苦苦寻求经济发展的道德支撑，他们已把目光投向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投向了儒商精神，随着儒商精神的发展，世界和社会将更加协调发展，呈现良性循环，将更符合人类文明和共同发展、共同利益的要求。

    三是增强民族的文科技意识，促进文化科技、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历史上的儒商，不仅自身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而且十分重视对教育和文化的投资。明清时徽商积极参与并支持“振兴文教”，曾一度创造了徽商文化的辉煌。弘扬传播儒商精神，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崇文好儒风气形成，许多儒商自身刻苦努力，著书立说，成为精通商务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学者，成为商儒。儒商投资助学，兴办文教，有利于全民文化素质提高，有利于人才成长，也使科技兴国的战略真正得到落实。

    四是缩小贫富差别，缓和社会矛盾。中国儒商一方面从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和个人名声出发，另一方面受儒家思想熏陶，有一种仁义博爱的胸怀，往往对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和贫困地区较为关心，他们常捐赠扶贫资金和赈灾救济，这在客观上缓和了一些社会予盾，有利于社会秩序安定，也有利于实现人类共同富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目标。

    五是推动廉政建设和净化社会风气，利于反腐倡廉和干部队伍建设。弘扬儒商精神，能够推动企业家和商人克已自律，在决策举措上，既要合“礼”，以要合“理”，要尽量不犯错误，如果有了错误，要勇于改正，弘扬儒商精神，就要将儒家信与义处世做人的准则运用于商事，并作为理想人格和完善处世接物的准则，这对净化社会风气、推动廉政建设极为有益。

    六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21世纪将是物质极大丰富、科技极高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加安乐的时代，但是把物质作为衡量价值唯一标准的价值观会带来不幸的结局。人类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时，居然用自己所发明的最厉害的武器，去残杀同类。为避免这种结局再次发生，必须恢复以“仁”为中心的价值观，建立和平地共生共存的世界。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主张，孔子学说中，“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和”的境界使人活得舒畅，“和”的世界更臻完善，“和”的机制更富有生机活力。“礼之用，和为贵”，“和气生财”，“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以看出，“和”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各个人、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都能和谐相处，人类世界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繁荣的世界了。儒商有着中国文化的人文思想，既尊重人的地位，肯定人生的价值，也重视人伦常道，崇尚德化政治，主张“以德服人”和爱物、惜物，维护生态平衡，希望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正向着人文的道路前进，向着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道路前进。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一方面要有独立的民族文化，因为独立的民族文化是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另一方面又要互利、互惠、互补、互助，从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达到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