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以后，清朝政府与侵略国家缔结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天津便沦为半殖民地了，英、法、意、日的租界林立，美国虽无租界地，但也建立了一座兵营。大人或孩子如无意中接近了兵营，美国兵就可以开枪射击。在列强的欺凌迫害之下，天津人民虽不得不忍气吞声，但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已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意志。为要求民族的独立自由，有志青年也曾不怕杀头流血，而投身于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这更使人们陷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压迫的内忧外患的苦闷中，迫切寻求救国自强的出路。到五四运动的前夕，这种要求就格外迫切。

　　李大钊同志于一九一六年夏天，因为反对袁世凯阴谋称帝，从日本愤愤回到祖国。后在北京主编《晨钟报》。这对天津人民内反封建军阀，外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所以天津青年接受李大钊同志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最早，印象也最深刻。

　　李大钊同志发表许多救国政论，积极向人民和青年宣传日本侵略我国的野心，揭露袁世凯和日本私订卖国二十一条约的秘密，并指出二十一条密约是亡国的条约。他当时提出的反袁口号和办法是：“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坚持不当兵，不纳税，以相抵抗”；并在《甲寅》等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言论，鼓舞青年的革命情绪，教育青年急起救国。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启蒙教育，天津青年开始了群众性的初期的爱国活动。一九一七年，天津青年组织了爱国讲演会，邀请李大钊同志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讲演，听众拥挤异常，楼上楼下都挤得水泄不通。李大钊同志的讲题是《大亚细亚主义》。他对当时国际形势作了分析，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向亚洲落后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实质，呼吁亚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防御外侮。他还专对日本和袁世凯私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密约，作了分析。李大钊同志的讲演，不断被雷一般的掌声所打断。

　　后来李大钊同志到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教育学生；并和其他当时的进步教授联合开展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不少介绍世界新思潮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全国青年增强爱国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同志曾来天津给我们讲演作指导。在我们天津青年的觉悟社成立后第五天，李大钊同志第一个来给我们作学术讲演。他首先对我们成立一个男女合组的团体和出版一个不定期的进步刊物，表示非常赞成，这给了我们以很大的鼓舞。在五四运动结束后，我们觉悟社的同人曾全体来到北京，在陶然亭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由周恩来同志倡议在座的各青年进步团体，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这次大钊同志也被请来给我们指导，他对觉悟社团结奋斗的倡议很满意，但指示大家团结起来必须有共同一致的主义信仰，才能发挥共同奋斗的作用。所谓共同一致的信仰，那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红旗，才能把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