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终末期患者能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过得舒适，让他们不惧怕、不痛苦、没有遗憾的离开人世。我觉得，这才是对生命的尊重。”在谈及临终关怀时，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的院长李伟如是说。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临终关怀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但实际上，临终关怀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却举步维艰，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活的有质量 死的有尊严”

　　当千龙网记者见到徐丽时，瘦弱的她正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儿子李勇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不发一言。

　　今年74岁的徐丽在半年前被查出晚期肺癌，一直在北京肿瘤医院治疗，上周刚转到了松堂临终关怀医院。

　　“老太太年纪大了，我们怕她身体经不住，所以也没做化疗，而是采用靶向治疗。半年来花了20多万，但仍没有控制住病情。”李勇顿了顿，继续说，“老太太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消化道，我们也不想继续做创伤性太大的治疗了，怕她受太多的罪，身体吃不消。现在，我只希望她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上，能走的轻松。”

　　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的值班大夫赵玉霄叹了口气，向千龙网记者介绍了徐丽的病情：“她的情况不是很乐观，身体器官已开始衰竭，注射的药物也很难吸收，出现水肿现象。日子真的不多了。此时再做一些非常规的治疗，意义不大。”

　　“我们转院过来的时候，我就跟这里的医护人员说，如果母亲真的不行了、正常抢救手段已不能挽回生命的时候，就不救了。我不想母亲在临死之前，还要浑身插满管子，除了病痛以外再受一份折磨。”李勇平静地说：“我希望母亲能活的有质量、死的有尊严。”李勇说，母亲现在每天都被疼痛困扰，不能喝水、不能吃饭，即使睡着也会疼的哼出声音。

　　董伟是一名护士，她的观点与李勇相似。“姑父病危时，我看着他大口大口的倒气，憋闷的脸色发紫，我忍不住大哭着跟他说：姑父你走吧，看着你这样子难受我真的受不了了。”董伟不无感慨地说，人在死的时候能够顺利离开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如果用现代的医疗手段勉强维持生命，有时候对将死之人来说，真的太残忍。

　　千龙网记者了解到，处于终末期的癌症患者十分痛苦，比如一些消化道癌症晚期病人根本不能进食，只靠着鼻饲维持生命；肺癌晚期的病人最后只能靠着呼吸机帮助呼吸，大都已经没有了思维。

　　北京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顾晋教授也曾在博客上描述了他见到的癌症终末期患者的情况：许多终末期患者被癌症折磨的痛不欲生，真真正正的“生不如死”。许多癌症患者到最后发展成为恶病质，极度消瘦，被癌症折磨的骨瘦如柴、滴水不进。

　　宋女士的母亲在2012年因肺癌去世。两年过去了，宋女士仍记得母亲在清醒时拉着她的手说：闺女，别治了，太受罪了，让我早点走吧！

　　“临终关怀是生命最后的快乐音符”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欢快的歌，我不希望这首歌以悲伤的曲调结尾。”李伟认为，临终关怀就是让人在临死之前，身体免受折磨，心情感到愉悦。让这段时光成为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快乐音符。

　　正因如此，很多病患在转到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后，李伟和其他医护人员都会和家属确认一件事：如果病人在病情无法逆转情况下，是否需要采用切开气管、上呼吸机等激烈的抢救方法推迟病人的死亡时间？“大多数家属都不同意采用激烈的抢救方法，大家认为这种方式虽然延长了生命的长度，但却降低了生命的质量，给患者增加痛苦。”李伟说。

　　一些医疗业内人士也同意李伟的观点，很多医生认为临终关怀并不是送终、等死，而是着眼于为患者提供合理的医疗护理, 既包括必要的生理医护,更包括心理调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保持相对高质量的生活。

　　“我们接触过很多癌症晚期患者，他们深受疼痛困扰，甚至有些患者疼的连水都不能喝。安乐死在我国不合法，所以即使一些癌症晚期患者希望结束生命也是不被允许的，只能忍受病痛折磨。”李伟承认，针对像这样实在不能救治的病人，松堂临终关怀医院会采取缩短注射止痛剂间隔时间等做法，尽量减少病人的疼痛。同时，医护人员在心理上对他们提供关爱和安抚。这种做法也被李伟称为“缓安乐死”。

　　北京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李萍萍在接受千龙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临床实践中，一些抗癌药物对中末期肿瘤病人是无效的，再采取治疗措施的话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通过跟病人以及家属充分沟通，在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不再给病人服用没有意义的化疗药物和抗癌药。“但是会在继续给病人维持生命体征的药物的同时帮他减轻痛苦。比如，当病人疼痛或情绪不好时，会使用一些镇定剂，让病人的疼痛少一些。”

　　李萍萍认为，这种做法不能被称作“缓安乐死”，而是遵循生命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做法，也是一种更加体现人文关怀和更人性化的医疗处理的方式。

　　“临终关怀”长路漫漫

　　“从整个社会来讲，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临终关怀医院的存在，很多人会觉得晦气。”提起这些，李伟有些无奈。他说，创办松堂临终关怀医院之初时，曾遇到过周边居民集体反对，阻止他们进入小区，最后被迫搬迁的事。30多年过去了，大家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前几天还有媒体爆出浙江婺城区某医院设立“临终关怀科” ，小区业主强烈反对的新闻。“每个人都会老，都会死，可为什么即使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却仍旧不能给他人生命应有的宽容和尊重？”李伟有些不解。

　　采访中，千龙网记者发现，中国的临终关怀医院、科室很少，就算有，也大都是私立医院。一些医疗界人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思想意识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某些客观原因决定的。

　　一位医生告诉千龙网记者，三甲医院设立临终关怀科并不科学，因为该科室会使很多处于弥留之际的病人过多的挤占优秀的医疗资源，造成资源浪费，不是合理的医疗资源分配方式。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承担临终关怀任务的也多为社区医院，而不是大医院。

　　李萍萍向千龙网记者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通常的做法：社区医院里大都是全科医生，他们和大医院挂钩。如果大医院的病人没有更多的治疗价值的话，主治医生会和病人及家属沟通，在得到同意以后转到社区医院，但仍会和原来的主治医生保持联系。这种做法一方面能够让大医院的主治医生指导社区医生进行治疗，另一方面也让社区医生发挥了很好的医疗照顾作用，节省了医疗资源。

　　不同于三甲医院，私立的临终关怀医院难以推广则是受到收益、社保等问题影响。通常来说，进入临终关怀阶段的病人,大都已无需太多治疗和检查,每天治疗费用只有几十元,医院盈利微乎其微。

　　以松堂临终关怀医院为例，住在这里的患者每个月需缴纳4000—5000左右的费用，但这些患者中，只有少数患者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大部分患则是在这儿住了6个月，甚至2年以上的老人。也就是说，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实际上已成为了部分老人的养老院。

　　此外，对于私立的关怀医院来说，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就是社保问题。由于国内的临终关怀医院大都是私立医院，不支持社保卡的使用，这使得一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不得不放弃临终关怀医院。

　　在松堂临终关怀医院采访时，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临终关怀医院也能使用社保，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此类医院的发展，也会增加社会对此类医院的正向关注。

　　千龙网记者了解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妨碍临终关怀医院发展的障碍，比如道德、习俗等方面。甚至一些已经有临终关怀机构的国家也是如此。

　　李萍萍认为，尽管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并非不能突破。她说：“西方一些国家的社区医院承担临终关怀职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我们遇到的情况是，一些中末期的肿瘤患者不愿意离开大医院去社区医院，是因为社区医院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有处理能力的医生也较少，患者怕享受不到较好的医疗照顾。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区医院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倘若我们给社区医院的医生做好培训、打好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对周边居民的思想意识引导，社区医院承担临终关怀职能还是很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