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境况的变迁

　　华人移居美国已有200多年历史，比其他任何亚洲裔少数民族都早。华人对美国的贡献，特别是早期对开拓美国西部和发展经济的贡献，以及近数十年中对发展美国科学技术的贡献，都是业绩昭著，获得普遍公认的。

　　但是，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而在美国的民族“大熔炉”中被视为精粹成分的美国华人，其地位和境况虽然比过去有很大改善，却仍未达到同其贡献相称的程度。原因有各种各样。然而从根本上讲，主要在于美国的经济体制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它使少数民族群体从一开始就在这一社会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不是平等地位。到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的勃兴以及对廉价劳动力需求的增强，这一从属现象就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属于有色人种的少数民族群体，一般地要比白种人少数民族群体受到更深刻的歧视。19世纪80年代的《排华法案》，20世纪30年代前后猖獗一时的种族主义迫害，对不少人是记忆犹新的。如今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社会文化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少数民族的境况比起半世纪或一世纪以前来也同样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就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来说，仍是很不够的。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少数民族众多，种族混杂。本文仅就美国华人境况的历史变迁概括地作一探讨。

　　早期历史的简要回顾

　　最早到达美国的华人据记载是美国立国以后不久，由经营贸易的商船于1785年从广州驶回巴尔的摩时带回的三名海员。随后便陆续有其他海员、商人等到达美国。19世纪初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开始选送中国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到19世纪中，蒙受了鸦片战争带来屈辱的中国社会，呈现着动荡不安、困苦萧条的景象。更多的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出洋谋求生路。这一时期随着欧洲殖民国家四出掠夺和开发殖民地攫取原料，新兴的美国也开始开拓边疆以发展经济，从而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当时还流传着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这对渴望谋求生路的人当然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大批华人劳动力源源奔到美国。从19世纪40年代到世纪末的五六十年内，到达美国的华人共有32.2万人。其中既有被招募的华工，也有被拐骗的“猪仔”，还包括一部分商人、工匠、仆役等。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抵达美国后首先落脚在西海岸的旧金山(亦称三藩市)和加州其他城镇。他们可以说是美国华人的先驱者。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华工。从开矿到筑路，以至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们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中央太平洋铁路于1863年开始建造横跨美洲大陆铁路的西段时，便有大量华工投身于这项宏大的工程。到1869年5月，当这段铁路在犹他州的普洛门特利(Promontory，Utah)同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时，筑路工人中已有90％以上都是华工。铁路筑成之后，很多华工又转向加州的农田。到1884年时，加州的农业劳工中有一半以上是华人。此外，华人在兴建西海岸的捕鱼、服装、鞋靴、烟草工业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这批华人先驱者的历史依然充满屈辱。当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在国际上无权无力，留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各方面都备受欺凌。当时对华人的歧视还毫不隐讳地反映在一系列法令上。

　　早在华人开始大批到达美国的1852年，加州立法机关就通过了一项《外国矿工执照税法》，对每名华人矿工每月征收税金3美元。这项税金收入在1870年之前竟占加州税收总数之半。1854年，规定有色人种不准在法庭作证反对白种人；1860年，规定华人儿童不准入学；1862年，规定没有付过矿工税的华人必须付警察税，这就迫使每个华人都得付这种税，虽然名称不同；1872年，规定华人不得拥有房地产，也不向华人发商业执照；1880年，更规定加州的公司或个人都不准雇用华人。这一连串露骨地歧视华人的法令正是呼之欲出的全面排斥华人的《排华法案》(ChineseExclusionAct)的前奏。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已发生经济困难的局面，失业增多，社会动荡不安。一些美国政客迁怒于华工，掀起了排华运动，终于在1882年由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经总统签署生效。这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了长期以来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

　　这一法案禁止华工去美国，已在美国的华人也不准入籍。这导致盛行于加州的反华运动扩展至全国。聚居在各地的华人常遭骚扰和攻击。1885年在怀俄明州的石泉镇(RockSprings)发生的暴动事件竟导致华人18名死亡、55名重伤。

　　在毫无法律保障，连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少华人不得不离开美国。美国华人的人数在1890年时是10.7万人，到30年后的1920年减少到只剩6.2万人。1924年通过的《各族移民限额法》进而把所有来自亚洲的移民都拒之门外，对于华人则禁止把在华家属接往美国。在种种歧视刁难和遭到种族隔离的情况下，留居在美国的华人只能局限在华人社区，即被称为“唐人街”(现通称“华埠”)的范围内活动。他们完全被排除在美国社会之外，只能从事最卑微的劳动。华人的这段早期历史确实是一部血泪史，其所遭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压迫和剥削、排斥和打击，是现代文明人所难以想像的。

　　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接纳移民的政策基本上是限制性的。它所实施的按国籍给予配额的制度就是限制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主要措施。1924年的《各族移民限额法》虽然对中国也有配额，但碍于《排华法案》的存在，根本无法利用这一配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抵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美国和中国成了并肩作战的盟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善，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当时日本正在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加紧宣传和揭露美国的《排华法案》及其他迫害少数民族的事例，进而鼓吹“亚洲人的亚洲”，企图削弱中美之间的同盟关系。美国参议员沃尔许对此不禁发出警告说：“日本的宣传利用了我们排斥和羞辱中国朋友的法律。令人难堪的是这些宣传都是事实。而利用无可怀疑的事实正是最有力量的宣传。”当时美国的舆论也对政界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加上对战后中国可能成为巨大销售市场的经济因素考虑，促使美国于1943年正式废除了《排华法案》。

　　废除《排华法案》并没有立即使华人移民人数大增，因为给予中国的移民配额每年仅为105名，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华人长期以来遭受的严重迫害和歧视是开始减少了，但并未彻底消除。只是自那时起，留居美国的华人可以归化入籍，在法律上可以取得应有的公民权利了；华人尚留在中国国内的妻子儿女可以用移民身份入境了。华埠长期男女人数悬殊得不成比例的情况开始改变，华人的处境开始有了改善。

　　1949年的中国大地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之前去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因公因私去到美国的各色人等，约5000人滞留下来。以后数年中也断断续续地有人从国内经香港或日本去到美国。所有这些人和老移民之明显不同首先在于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原先并无移民之打算，而是由于客观事态的发展，最后促使他们成为移民的。其次，他们大多数人原籍国内各省各市，并非单单广东。再其次是他们大多数人原来就是城市居民，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经济状况较好，因此在各方面都远非早年来自农村的华工可比。从此美国的华人社区开始有所变化。

　　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新局面促使美国重新修订其移民政策，于是在1952年通过了《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andNationalityActof1952)。其中一项新的方针是将由美国来选择接纳什么样的移民，亦即是把接纳移民的问题进一步置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的考虑下，而使对种族和社会因素的考虑退居次位。接纳的数量虽仍按原来的配额，但是配额以外的移民种类有了增加。自此之后有为数不少的外国科学家和各种专业人员，包括华裔的在内，被美国选择接纳，成了美籍公民。

　　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也开始改正一些歧视华人的法律。1948年，加州废除了《反对异族通婚法》；1952年，经加州最高法院裁决，加州的《外籍人士土地法》被定为不符合宪法。同一年，加州取消了州宪法中的排华条款。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称，各州法院不得在住房问题上强制推行限制性规定，但是自愿订立的协议仍可允许。这一裁决使华人有了合法地迁出华埠，搬到市内其他地区去居住的根据。于是，百年来被限定在“唐人街”的华人逐渐向其他地区分布。这在开始当然也不会顺当。当华人要到白种人住宅区买房居住时，有时往往会遭到周围的白种人邻居的反对。也因此发生过种族纠纷。华人还开始在华人社区之外寻找职业。为了得到职业保障和争取实现平等就业，华人除了向私人企业谋职外还竞相进入政府服务，有的还担任了公职。在1946年，亚利桑那州的邓悦宁(WingF.Ong)成了被选入美国州议会的第一位华人州议员。当夏威夷于1959年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时，邝友良(HiramFong)当选为美国国会的参议员。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参议员。

　　从这一时期开始，华人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职业领域如餐馆、洗衣、服装业、手工艺、小商贩等等。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了在过去属于“禁止进入”的职业领域，如科学技术、工程、医学、教育等界。不少华人在他们的专业上显示了巨大的才智，有些还在后来取得了享有世界盛名的成就，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贝聿铭、王安等等。

　　成为转折点的这段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对美国华人的主要意义在于初步获得了法律上的公民权利，摆脱了100多年来法律上的种族歧视。对多数美国人来说，法律终究是法律。因此总的来说，随着时日推移，种族歧视较前有所缓和，种族偏见也不再以明目张胆的形式出现了。但是要想从国家的法律上直到人们的思想上都彻底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还远非朝夕之间的事。华人在寻求职业或谋求晋升时，经常会遇到一些隐蔽的障碍。以拥有美国最大的华埠的旧金山为例。这个全市人口中有5％是华人的加州名城，直至1957年才第一次任命了一位美籍华人当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这类现象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因而当美国黑人在60年代初期推动保障权益计划时，正在成长和形成中的华人中产阶级成了他们的盟友。人们渐渐明白光靠法律条文是消除不了种族歧视的。法律上赢得的保障只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