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PFC能源咨询公司认为，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将对2009年后外交政策起到重要影响。目前，各候选人均试图恢复美在反恐战争中失去的信誉，制裁伊朗以阻止其发展核武器，抑制气候变化等。尽管如此，其外交思路仍存在明显差异。麦凯恩拒绝与所谓的“流氓国家”对话，坚信美国有使命领导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并支持继续驻军伊拉克直到获得胜利；奥巴马和希拉里则认为应加强国际合作，强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分析认为，21世纪可能是亚洲世纪，但绝不是伊拉克世纪。因此，美国外交将转到应对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经济冲击上来。 

    一、关于伊拉克和反恐战争 

    目前，伊拉克问题仍是各个候选人关注的重点。 

    (一)共和党麦凯恩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想法 

    麦凯恩相信，美国有领导全世界的使命；希望通过向支持恐怖分子的“流氓国家”施压、对它们予以制裁、推动民主化，以应对恐怖威胁。麦坚信，伊拉克战争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若不能取胜，将摧毁华盛顿的信誉，导致美国无法应付下一次恐怖危机(其关于胜利定义与小布什相同，即：不应仅是军事胜利，而应能使伊成为稳定民主化国家，以鼓舞其它国家做出类似改变)。为保证胜利，麦承诺将一直驻军，提供经费支持。同时，麦声称要继续加强军事力量，以使美国有能力应付第二场战争(如保卫韩国等)。 

    (二)民主党候选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想法 

    希拉里和奥巴马认为，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不会上升到现实威胁的程度，最大危险来源于因误解而导致的不必要的冲突，如伊朗问题。不是因为伊朗与基地组织有关系，而是他们自身的核计划。因此，他们强调依靠两种战略来应对恐怖主义：一是与其它国家合作(甚至包括伊朗和叙利亚这样的不友好国家)；二是加强国际合作以消除一些不公平现象，避免出现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在伊拉克，美军的占领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因此，承诺美将会“快速且负责任地”从伊撤军，并专注于打击跨国恐怖组织。 

    二、相关的重要外交政策关注点 

    美总统候选人还关注其它一些外交政策。例如，认为小布什政府忽视了阿富汗战争；应对苏丹施压，以使其停止对达尔富尔的镇压(但均并未表示要利用美和联合国军队进行“人权干涉”)。不同的是，麦还认为美须继续开发非常规武器、建造导弹防御系统，并废除一些限制武器发展的条例。民主党候选人则认为，要控制武器，主张美应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

    (一)关于伊朗、俄罗斯等国家 

    麦与小布什想法一致，即尽量减少与流氓(或者是准流氓)国家领导打交道，以使他们受到国际社会拒绝或谴责。对俄方面，麦认为普京的俄罗斯又回到专制主义，须采取大棒加胡萝卜政策。麦认为，与朝谈判，作用不大。 

    民主党候选人认为，拒绝采用外交方式只会导致战争更易发生。他们不排除对伊朗使用武力。但是，更倾向于外交方式。同时，也均支持与朝鲜直接对话，以努力使其停止核计划。 

    (二)关于气候变化 

    所有候选人都相信，气候变化将是一个现实威胁。尽管如此，麦却不相信可通过加入东京议定书解决问题(奥巴马则相反)。希拉里是希望通过“E8”，而不是联合国，来磋商气候问题(E8：希拉里希望最容易影响气候变化的8个国家建立的与G8类似的磋商机制—编注)。 

    三、下一届政府的美国外交政策 

    三个候选人均相信，小布什政府证明了美能力是有限的。没有人再像小布什早期那样狂妄自大。在外交政策上，下一届美政府将比小布什政府少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所有候选人都相信，“前进中的民主”是世界和平的关键；在较长时间内，美只能通过鼓励而不能用强迫来实现“前进中的民主”(美现在许多人尤其是军方相信“鲍威尔主义”，即：若目标不明确、没有获得民众认同且无明确的退出战略，美便不能采取武装干涉的作法)。 

    因此，下一届政府将不会继续小布什外交政策，也不能再以美国权利可能受损为由，径直攻击别的国家。即使麦也强调要通过多种途径解决问题，即更多的军队、更多的公正、与盟国更多的协作。这些表明，在华盛顿“现实主义”正在取代“理想主义”。民主党候选人愿与伊朗谈判，证明了“现实主义政治”的回归。即：政治会让不同的国家成为伙伴，若美与伊朗在某些方面(如伊拉克)具有共同利益的话，即使存在意识形态的差距，双方仍可合作。

    我们发现，候选人对有些重大问题令人惊奇地表示沉默。没有人对自己的巴基斯坦政策作过表述。事实上，在反恐战争中，这个国家比伊拉克更重要。同时，也没有人谈到自己的中国政策。事实上，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已可对美国霸权发起挑战(希拉里注意到，为解决台湾问题，北京可能通过卖出美元资产，包括4900亿美元国债来威胁美国)。 

    2008年后的四年，美国外交政策仍将处于变化之中。新总统将认识到，美的资源已被锁死在伊拉克，华盛顿的注意力仍停留在中东。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领导将会尽力从这些限制中抽身，以能够实施全方位的外交。从下一届政府开始，伊拉克和中东问题将倒退成为一个外交目标，而应对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经济冲击将会重新获得关注。因为，21世纪可能是一个亚洲世纪，但绝不是伊拉克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