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战略是以地理空间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战略,而地缘战略地位,主要是指由地理位置决定的战略地位。有学者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战略地位是由其自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正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塑造了特定国家或地区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并因此成为该国家或地区处理与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前提和条件。”[1](P16)但是,地缘战略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受到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主要力量对比的消长、时代主题的转换、世界主要力量中心对外战略的取向、各时期人类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位于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舞台——欧亚大陆的东部,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从地理位置上看又天然是亚洲的中心,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历来为各国战略家所重视。本文简要论述中国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并展望21世纪中国在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一、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长期在东亚独占鳌头,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体系。中国成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条件。

首先,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孕育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中国地处北温带的“文明走廊”,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暨重心区域——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及整个东部均处于亚洲季风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适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是世界上少有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面积地域之一。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指出:“自商代以来,他们就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央王国,这不仅意味着它是世界的中心,也表明它避开了极端的沙漠、丛林、山脉、边境上的严寒,因而集合了各种中庸优势。不论从中国向哪个方向走,自然环境总是变得越来越恶劣:向北太冷,向南太热,向西太多高山也太干燥,向东则是文化和经济上空空如也的大洋。中国人把他们在‘野蛮人’那里看到的缺少文明归因于他们所处的远为恶劣的地理环境(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和他们与唯一开化中心过于遥远的距离。”[2](P292)中国东部所在的亚洲季风带,尤其适合种植业的发展,它囊括了全世界最大最有效的农业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民在大自然赋予的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下,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其次,自成一体的地理构造有利于建立大一统的中央王朝。马士、宓亨利认为:“中国,一如印度,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自成为一个大陆和一种文明”。[3](P1)“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为地理因素支配的。中国内地和中国边省,或者说中国本部(即十八行省)和它的藩属(即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形成一个大三角形,顶端位于中亚细亚的帕米尔高原,底边则自东北的黑龙┙——乌苏里江一直延伸到东南的海南岛。这个三角形的底边是海,两侧则以山脉为标志。北有天山、阿尔泰山和雅布洛诺夫山脉;南有雄伟的喜马拉雅山、云南省的崎岖高原,和形成中国第三大河流的西江(珠江)的分水岭的那些峰峦起伏的丘陵。这个大三角形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边,并且如上文所述,缓缓地倾斜以至于海。”[3](P7-8)这是对清朝前期中国版图非常确切的描绘。那时外蒙古和外兴安岭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在中国版图的大三角形内,有东西向的黄河、长江、珠江三条航路,并有大运河南北贯通,使中国成为一个地理结构完整的独立的地理单元。尽管晚清在北部丧失了大片领土,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中国领土结构的完整性。当然,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极容易形成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天然区域,造成若干个并立的经济、政治中心。但是,中国地理结构总体的完整性大于局部的独立性,即局部的独立性受制于总体的完整性。中国自成一体的地理结构有利于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的建立,因此,尽管历史上时有短暂的分裂,最后都“九九归一”复归统一。

再次,地理环境的相对隔绝有利于政治文化的连续性。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唯有中国文明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其他三个古老文明,都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这些文明的民族及其语言消逝了,他们创造和使用的文字被废止了,被替代了。文明的兴衰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地理环境的不同是造成四大文明古国命运迥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古埃及文明地域狭小,位于非洲东北之一角,并有苏伊士地峡与西亚相连,波斯人和希腊人正是经由这条通道毁灭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的湮灭,与两河流域所处的地理位置有极大的关系。两河流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要冲,历来是民族迁徙的通道,群雄逐鹿的沙场。古印度文明发源于印度河流域,南亚次大陆尽管有许多天然屏障,但在公元前两千年,许多操印欧语言的游牧部落取道阿富汗,越过兴都库什山山口由西北部进入印度,毁灭了古印度文明。而在鸦片战争之前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地缘环境和地缘战略地位具有明显的隔绝性、向心性和辐射性。中国北部是荒凉的草原和沙漠,西部是崇山峻岭和干旱的高原,东部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南部是无法进入的密林。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骚扰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几乎感受不到外部世界对中央王朝的安全威胁。中国正是在这样相对独立的地缘环境下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先进的中华文明对周边地区具有不可抗拒的向心力并产生强大的辐射功能,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体系。

二、近代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战场

诚如美国“高边疆”理论的创始人丹尼尔?格雷厄姆所言:“一个国家若能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最有效地迈向新的领域,就能取得巨大的战略优势。”[4](P12)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农业文明,但没有能有效地进入工业文明,位于欧亚大陆一隅的西欧抢占了工业文明的先机,使得西方文明迅速扩张,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5](P256)以上论述是对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典阐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同样得到了印证。

位于欧亚大陆西侧的欧洲,从世界地图上看,不过是欧亚大陆的一小部分,仅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8%,而亚洲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比重为29.4%。西欧更像是一个夹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有许多港湾和小半岛组成的大半岛。有学者评论道:“1000年前的欧洲拥有世界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500年后欧洲却完全有可能主宰世界。”[6](P37)其中的原因何在?西欧率先进行了“三大革命”即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在世界各大洲中第一个完成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质的飞跃,农业社会的生产动力源是有生命的人力和畜力,劳动生产率极其有限,而工业社会的生产动力源是无生命的“迅速、有规律、精确、不知疲劳”的机器,能惊人地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欧洲“三大革命”特别是工业革命使东西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当欧洲解放思想,表现出创新的活力时,中国却止步不前。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极于宋。从东西方历史发展的脉络看,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兰德斯指出:“五六百年前,地球上只有欧洲和中国两个最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为什么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二者之间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6](封底)究竟是什么束缚住了东方巨人前进的脚步?在中国没有经历过“黑暗的中世纪”,没有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迫害,“但帝国朝廷和各级政府官吏充当卫道士,确立信条,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窒息了异议和创新,甚至窒息了技术上的创新”。[6](P49)这是哈佛教授兰德斯进行东西方比较后做出的评论,的确是点到了问题的实质。中国是世界上经历封建社会时间最长的国家,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臻于极致,因此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所遇到的阻力也大大超过了欧洲国家。中国的停滞与倒退说到底是思想的僵化,当人们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判若两重天的情景时,对这一点会有更切身的感受。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要向海外寻找原料和产品推销市场。在19世纪,实现了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向全世界扩张,到鸦片战争前后,南亚和东南亚几乎都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印度、锡兰、缅甸、马来西亚、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变成了彻底的殖民地,只有暹罗(1932年后称泰国)由于英法争夺与妥协的结果,19世纪仍保持独立,实际成了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及马来西亚之间的缓冲区。加之沙俄在中国北部的侵略扩张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中国已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重重包围之中。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开始了由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地缘战略环境全线危机的序幕。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在中国的四周有恃无恐地争夺殖民地,中国原有的宗藩体系土崩瓦解,中国在周边的安全缓冲地带丧失殆尽。与此同时,中国的陆疆和海疆频频告急,清朝前期奠定的辽阔版图不断被蚕食、割占,中国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至上世纪之交,就连中国的核心地带也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战场,到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曾几何时的泱泱大国,最后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中国近代是历史上地缘战略环境最恶劣的时期。中国人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战才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冷战时期美苏争夺的“中间地带”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国初期,根据国际战略环境的特点和国内建设的需要,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两大阵营”和“中间地带”的地缘战略理论,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为维护新生共和国的独立和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又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对外战略。但是,总体来看,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没有脱离美苏争夺的“中间地带”的范畴,这是世界地缘战略格局演变的内在逻辑所致。

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地缘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①。有学者指出,两次世界大战恰似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使世界历史的面貌呈现出全新的特征。欧洲列强互相残杀,彻底终结了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世界力量中心向北美和欧洲的侧翼苏联转移。美国和苏联成为雄踞世界权力之巅的两个超级大国,美苏冷战、东西方集团对抗成为战后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通过二战,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成为游离于美苏两大力量中心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既第三世界的兴起。新中国建立之时,正是美苏冷战正酣之日。美苏冷战有两大特点:一是相互争夺势力范围,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结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二是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持久的冷战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绝对对立,而且使意识形态的差异变得竟然如水火一般的不能兼容。”[7](P11-12)鉴于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都不可能像印度一样置身于冷战的旋涡之外,而只能成为美苏争夺的“中间地带”。在美苏冷战的激烈较量中建立起来的“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当时尚没有完全奉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力基础,依其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只能实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参与集团对抗,站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的前沿阵地。

但是,新中国并不是被动受制于美苏,而是利用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在美苏两大力量之间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位外国学者评论新中国前30年的国际地位时指出:“中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那些能左右世界政治的国家所承认。事实上,中国在这30年中——即使在最弱的时候——大部分外交活动是围绕着超级大国进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一中心战略平衡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影响。中国还成功地使自己成为超级大国进行外交估量和确定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譬如,在中国革命后的前20年中,美国企图遏制它。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美国政府为了建立对莫斯科的可靠抗衡力量,便谋求与中国友好。另一方面,苏联在与中国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之后,现在对中美和解却感到相当的害怕。”[8](P330)这段论述非常精辟地阐明了冷战时期中国地缘战略地位的两重性,由于中国巨大的存在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且新中国除台湾岛之外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从而使得中国在整个冷战期间始终既是两个超级大国借重的对象,又是它们制衡的对手。中国也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不断调整对外政策,巧妙地利用各种国际力量制衡于国际关系舞台,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并给中国的发展壮大不断创造有利条件。尤其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结束了僵硬的敌对关系,中美苏之间形成著名的“大三角”关系,整个世界局势为之一变。中美和解实际上也为中国“文革”结束后进行伟大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一种崭新的世界格局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四、多极世界中的亚太区域中心

20世纪最后20年是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20年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必将对21世纪的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结束“十年动乱”之后,经过几年的徘徊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用著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话说,中国人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奋斗,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与西方文明“汇合”了,[9](P308-310)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界为之震惊。而苏联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改革与新思维”,主动实行战略收缩,但苏联的国内改革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最终导致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战后主导甚至主宰国际局势的两极格局崩溃于一旦。美国借苏联战略收缩之机,顺利打赢海湾战争,加之美国率先进行信息革命,使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达到战后以来的又一个巅峰。世界格局的沧桑巨变使美国一些政客和学界名流威风张扬,不可一世,似乎“唯一的超级大国”将成为历史的永恒,“单极”世界则是冷战后理所当然的世界格局。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带有单极特征的世界格局只能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苏联解体不到20年,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迅速崛起,欧盟加速走向一体化,日本经济长期滞胀,美国相对国力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分布,力量对比逐步趋于平衡,各种战略力量重新组合,至2020年左右,一种崭新的多极制衡格局可望基本形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所奉行的单极世界是没有生根机会的;我们仍生活在多极的国际体系中”。[10]21世纪是“亚太世纪”,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太地区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的世纪。“亚太”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概念,但东亚是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当无争议,亚太的概念本来就是从“太平洋亚洲”即东亚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从发展的观点看,亚太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将扩展到南亚,这就意味着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将扩展至整个“季风亚洲”,中国恰巧处在不断扩展的亚太地区的地理中心,而且中国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力量中心,这种双重中心地位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中心国。地缘中心本身具有地理中心和力量中心的双重含义。中国是古代东亚无可争议的地缘中心国。到了近代,西欧在世界崭露头角,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连世界地图也以欧洲为中心。近代以来用以表现世界各国力量对比关系的世界地图往往采用的是墨卡托投影法,中心是在零度经线(格林尼治经线)。这样欧洲就置于地图的中心,世界其他地区环绕在它的周围。正是以欧洲为中心出发,才有了近东、中东、远东、西半球、东半球等区域概念。这是“欧洲中心论”在世界地图上的反映。

但是到20世纪,出现了另外一些力量中心,同欧洲独霸世界的地位相对抗。在西半球和远东,一些强国越来越不受欧洲的支配,开始以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感到有必要绘制新的世界地图以反映世界新的力量对比状况。斯皮克曼认为,北美不再仅仅是个附属国,因为美国已经成为了与东西方进行往来的商业中心,它同时为跨越两大洋进行作战的武装力量提供了一个仓库与基地。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之美誉。斯皮克曼评论说,像美国的兴起“这一世界权力分布中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足以构成绘制新的世界地图的基础,以配合更加准确地说明国际关系之需要”。他设想,美国据以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将清楚地表明相对于欧洲与远东而言美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实际地位。[11](P50-51)斯皮克曼选择米勒投影而不是墨卡托投影重新绘制世界地图,因为米勒投影不仅保持了墨卡托投影在赤道两侧45°以内地区的准确性,并且缩小了高纬度地区的误差,最为适合以此进行全球性地缘政治分析。斯皮克曼对于世界地图画法的选择,推翻了麦金德的设想,不是将美国放在世界的边缘,而是将其置于世界的中轴位置。这充分体现出其美国中心论的思想。“美国中心论”反映了20世纪大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现实。

地球是圆的,转过去的仍旧会转回来,正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不可能依然是美国世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重心将重新回到“季风亚洲”。中国处在“季风亚洲”的中央,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中心国当之无愧。在21世纪,以中国目前出版的世界地图也许更能反映世界力量对比的现实。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稳步上升,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中国地处亚太地区中心这种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是其获取国际政治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能对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产生持续不断影响的基本条件。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不动摇,21世纪中国的发展无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