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海上和陆地边境都不安宁。东海、南海摩擦不断，中印边界再生事端，“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中国面前。自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也随之大幅提升，面临着向外发展、增强国际事务影响力的现实需求。但由于中国是一个陆海结合的国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既难以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扩展，也无法同时承受来自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的压力。中俄两国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其中东部边界约4300公里，西部较短约70公里，所以俄罗斯的“陆权”力量是否强大以及中俄关系是否良好直接影响到中国北部边疆的稳定和发展。此外，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等重要海域，俄罗斯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这些海域的稳定直接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快速发展，因而俄罗斯的“海权”力量也是不应被忽视的。由此看来，如果中国希望巩固陆权并顺利“挺进大洋”，俄罗斯的战略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一、中国海洋战略中的地缘因素

　　从空间来看，海洋战略是一种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地缘战略，而海洋地缘战略是海洋战略的空间安排和布局。俄罗斯著名学者B.阿尔多尼亚索夫认为，“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海洋地缘战略思想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西方的地缘战略思想原则上是以侵略和扩张为目的的。”[1]自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分别向陆海两个方向扩张势力：以德国、法国和俄国为代表的大陆国家向大陆方向，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国家向海洋方向。也就在这一扩张过程中，西方地缘战略思想应运而生。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的“边缘论”等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海权论者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大陆，而夺取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拥有能够进行海上封锁和决战的海军力量。陆权论者认为，整个世界历史实质上是海权与陆权较量的历史，而赢家总是拥有较大基地的一方，优势往往向大陆倾斜。边缘论者认为，世界权力中心在欧亚大陆边缘。

　　中国的海洋地缘战略不是以追逐海洋霸权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当然，中国虽不谋求海洋霸权，但必须发展海权，因为海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海洋权益的手段。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在分析世界强国的成因时往往把陆权和海权分割开来，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海权国家还是陆权国家都不能保证在未来全球竞争中保持绝对优势。因此，把大陆战略与海洋战略结合起来的，并拥有陆权与海权的国家比单独拥有陆权或海权的国家更有优势。[2]

　　海陆兼备是世界强国的政治地理基础，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最佳配置，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大陆边缘国家或者岛屿国家，而必定出现在海洋和大陆之间的“中间地带”。海陆复合国家所面临的陆上和海上两方面的安全需求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应是互补的。因此，对于海陆复合国家来说，只有同时实施大陆战略和海洋战略，才能发挥出各自的优势，从而实现优势互补。

　　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国家具有跻身世界强国不可多得的优势，这也是中国海洋地缘战略的基础。所以，陆权与海权关系的处理成为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问题。中国曾受到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侵略，在近代尤其是晚清时期同时遭到英国及日本（海洋国家）与俄国（陆心国家）的进攻，从而引发“塞防”和“海防”的争论。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必须“西则塞防、东则海防”。历史上，中国的中原王朝长期受到北方地区的袭扰，国家不得不将其防御重点放在其北部地区，极大地牵制和消耗了自身的国力。北部边境上强大的军事压力也使得古代的中国人更多地将东南浩瀚的大海视作天然的安全屏障而不是向外扩展的通道。值得注意的是，明永乐及宣德初年，明朝之所以能够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舰队六下西洋，与明成祖五次讨伐北元，成功解除北部边患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美苏冷战初期，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中国执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中苏友好同盟的背景下，两国之间一度形成了一条“友好而安全”的国界线，很多地方甚至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中国拥有了一个自近代以来最好的地缘时期，当时漫长的中苏边界不但不是威胁的来源，反而是有力的后盾，可以让新中国集中有限的力量对抗来自海上的威胁。可是，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丧失了在冷战初期有利的战略地位，完全陷入了国际孤立之中。面对同时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巨大安全压力，中国不得不开始大规模“三线建设”[3]。历时十数年的三线建设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西部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为可能爆发的战争作好了后方准备，但更多的是暴露出了中国当时海上力量的薄弱，无力对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有效的保护。

　　苏联解体和“9·11”事件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同时，中国的地缘环境也得以改善。中俄两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促进了中国西北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随着中国陆上主要威胁的解除和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完成国家统一、保障海上通道、开发海洋资源等问题成为维护国家安全所需面对的重大难题。在将陆权作为国家安全基点的同时，海权将置于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位置。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中国海权的发展应着眼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因为两大洋连为一体，环绕中国大陆，且与中国利益最为密切。中国未来的海洋机遇和挑战也来自于此。同时，两大洋也是未来中国海洋力量的主要活动空间。对中国来说，安全因素在两洋战略中占有中心地位。首先，在太平洋上存在一系列海洋国土问题，包括中国海洋争议岛屿的归属、海洋划界问题以及台湾问题。海洋国土不仅是中国海权发展的依托和前进基地，还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第二，从亚洲大陆到太平洋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断层，太平洋自西向东排列成三条岛链。[4]自19世纪末，三大太平洋岛链开始被美国所控制或影响，成为美国实施太平洋战略的依托，以此对亚洲大陆国家（主要是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中国只有在战略上跨出第一岛链，才能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第三，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中国重要的海外贸易通道和战略通道。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从印度洋沿岸进口的石油已经占到石油进口总量的近80%，而中国近年来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0%,故保障海上能源运输对确保中国能源的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中国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正面临严峻挑战，而海洋经济和海洋安全也已关乎国家经济命脉，所以大力发展海权和提升海上实力必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未来中国的战略方向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海洋。目前中国的海洋利益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但在发展海权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陆权作为基点，海权将无法得以实现。所以，中国的海洋地缘战略应是发挥陆海兼备优势，在巩固陆上安全的基础上确立两洋强势。

　　二、俄苏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中俄之间虽然只在陆上接壤，并无相邻海域，但历史上俄国（苏联）海洋战略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苏联）来说，俄苏的兴衰充分反映了陆权与海权的对抗和力量对比[5]。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国家，但对海洋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彼得大帝在俄国最接近进入波罗的海的地方建起了彼得堡, 意味着俄罗斯人决意不走蒙古人的陆上帝国的道路, 而要走英法式的海上帝国道路[6]”。从彼得大帝开始的历代统治者都深信：“只有陆军的君主是只有一只手的人，而同时也有海军才能成为两手俱全的人。”[7]从彼得大帝的“两手兼备”到后来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俄罗斯（苏联）为自身定制的海洋战略一直是以积极发展自身海上力量为基础，把夺取远海、大洋控制权作为目的，以此谋求其全球霸权。

　　从16世纪开始，俄罗斯沿西、南、东三个方向走上全面追求海权的道路：保障俄国从波罗的海通往大西洋，由黑海通往地中海和由日本海通向太平洋的海路畅通。在数百年的争夺中，海权的扩张虽然构成了俄苏崛起的一个因素，但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成为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俄罗斯（苏联）的海洋战略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开始向太平洋方向扩张。吞并黑龙江地区，占领海参崴，控制鞑靼海峡和日本海，直至进入东亚的核心——东海，一直是俄罗斯远东扩张的夙愿。彼得一世曾指出：“必须在濒临大洋的黑龙江口建立俄国的城堡。”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扬言，要把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8]1858年与1860年俄国接连强迫清朝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获得了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乌苏里江以东至太平洋之间的辽阔土地。1873年俄国在海参崴设置军港，取得了通向太平洋的重要基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面对实力大增、势力范围快速扩张的日本，俄国也开始针锋相对地在远东强化自己的存在。1898年俄国强迫中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取得在旅顺和大连的驻兵权和港口使用权，第二年就建立了以旅顺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就在实现最高战略构想的前一刻，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分舰队先后覆灭，俄国争霸远东的野心暂告一段落。

　　一直到二战结束，苏联太平洋舰队基本上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 其地位和作用才发生了根本变化。1978年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巡视太平洋舰队之后,即把仅有的两艘基辅级航空母舰之一“明斯克”号和新型“逆火式”轰炸机部署到该舰队, 同时还陆续增加了新型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和装有射程8000 公里潜射导弹的D 级战略核潜艇, 大大提高了太平洋舰队的远洋活动能力,成为了一支在规模上与战斗力上都可与美国太平洋战区的第7 舰队相匹敌的强大舰队，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

　　除了东进太平洋战略，俄苏印度洋战略对中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19世纪俄国就寄希望于试图通过征服中亚与控制阿富汗，进抵印度，从而控制印度洋，并为此与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大英帝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博弈”。二战后，在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的英国已无力继续维持英属印度的统治，而再次崛起的苏联不但巩固了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优势地位，而且还进一步向“边缘地带”扩张势力范围。也许，在斯大林时代遥远的印度对于苏联来说还犹如一道“可望不可及的天边的彩虹”[9]，但到了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与中国有着超过12万平方公里争议领土的印度除了担当苏联进军印度洋的重要盟友以外，也渐渐成为了苏联对抗中国的重要力量。至此，苏联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的战略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安全形势更加恶化。

　　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在解决其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独联体内部分崩离析的危机等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加之自身经济长期处于低迷，故对独联体地区怀有强烈的“甩包袱”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各国对俄罗斯的“离心力”，这为中俄在中亚建立“缓冲带”提供了可能。此外，俄罗斯还撤销了苏联时期设置的印度洋和南海两支分舰队，整体海军战略思想也从“远洋进攻”转变成了“近海防御”。至20世纪末，俄太平洋舰队的核动力与常规动力潜艇数量缩减了四倍，水面舰艇的数量更是缩减了六倍，作战飞机与战斗直升机的数量分别缩减至45架和20架。[10]2002年俄罗斯放弃了苏联在冷战时期长期租用的越南金兰湾军港，一度称雄中国南海的苏俄势力大踏步地收缩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范围也主要收缩至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白令海等海域，除了通过战略核潜艇对美日保持一定的威慑外，只能执行一般性的近海防御任务。

　　俄罗斯著名学者什伦道夫认为，在中苏对抗时期，中国需要把大部分有限的国防资源用以建设陆军，从而抵御“北方的威胁”。中苏关系正常化后，“苏联的军事威胁”彻底消除。苏联解体后，中国领导人才开始大力发展海军。显然，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真空地带”，这使中国的陆上地缘政治形势得到了好转，使其海上力量得到了释放，中国可以将有限的战争资源更多地分配到东南地区海防上去。俄罗斯海军的衰落尤其是太平洋舰队实力大幅缩水，客观上为中国顺利发展海权事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战略契机。

　　从俄罗斯帝国兴起到苏联解体，为了弥补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政治缺陷，寻求出海口、控制海洋通道和谋求海上霸权成为了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苏在海权扩张中，在许多地区需要征服并跨越数个陆权国家和地区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海洋，这其中包括中国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国家。在俄苏的海洋扩张战略中，中国东北地区被纳入到其远东太平洋战略体系之中，西部地区则被纳入到其印度洋战略体系之中。如果未来俄罗斯海洋战略再次以谋求海上霸权为目标的话，中国的陆上安全将再次受到威胁，中国将不得不再次面临类似于古代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将国家安全防御的方向放在漫长的北部边境，大量占用国家有限的资源，阻碍或延缓中国向海洋发展，最终甚至会影响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中俄在海洋领域的合作与竞争

　　从目前俄罗斯联邦的海洋战略来看，中俄两国在海洋领域中很多战略利益是相同的。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在2000年4月21日发布的《俄罗斯联邦海军战略［草案］》和在2010年12月8日发布的《2030年前的俄罗斯海洋发展战略》，俄罗斯的海上威胁包括外国海军力量发展的比俄罗斯更强大；在俄罗斯领海的非法经济活动和在里海和北冰洋的领土争端。基于这些威胁，俄罗斯的海军需要完成以下三个目标：捍卫在公海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保持俄罗斯具有全球性海军力量；发展并有效地使用海军的潜力。俄罗斯海洋战略的主要任务是提升俄国际地位，保障国家主权完整以及维护其国家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很显然，中俄两国在维护各自海洋主权和海上安全的过程中，在地缘政治上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领土归属问题以及海洋大国实行“由海向陆”战略带来的空间挤压及其“三大岛链”围堵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中俄两国一直保持高度的一致。中日东海划界与钓鱼岛群岛归属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海权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岛屿争端的问题上，出于对中俄两国国力与发展趋势的比较，日本国内通常认为未来来自中国的威胁会更大，而且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在二战结束后就已经被苏联（俄）控制，日本很难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将其收回。此外，东海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对于油气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如能拥有东海油气田，对其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炭”。除了油气资源，钓鱼岛及东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日本能有效控制该地区，并在钓鱼岛建成大型海军基地的话，围堵中国和俄罗斯的第一条岛链将变得更加巩固。与此同时，日本还可从位于台湾东北的钓鱼岛和正东的与那国岛两个方向对台湾进行战略合围，形成“夹击”的态势，这将极大影响东海现有的力量格局。

　　由于俄日两国国内民众在领土问题上都坚持“寸土必争”的意愿，面对各自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再加上美国力量在背后的推动，俄日通过部分妥协以化解矛盾已无可能。2010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临北方四岛中的国后岛视察，成为了俄（苏）历史上第一个登临该争议岛屿的国家元首，这再度引起了日本国内大规模的抗议。2011年9月8日，俄罗斯出动两架可装载核武器的Ту（图波列夫）-95（熊式）战略轰炸机绕日本飞行一周半，以一种更加强硬的姿态回应了日本的抗议，俄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僵局”。由于俄日关系中的“结”越扎越紧，有可能迫使日本逐渐改变在岛屿争端问题上所采取的“北松南紧”的政策，分散日本在东海划界、钓鱼岛等问题上的战略能力，客观上有可能会为中国顺利解决中日东海划界与钓鱼岛群岛归属问题起到“围魏救赵”的战略效果。

　　在台湾问题上，俄罗斯（苏联）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早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就提出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四不”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允许台湾参加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提供武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延续了这一政策，在2004年3月“台独”势力企图借助所谓的“公投”来实现分裂国家阴谋的关键时刻，俄曾经警告“台独”分子不要玩火。俄罗斯的这种支持是其他大国所不能做到的。中国大陆方面近年来大量引进俄（苏）式武器，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其海空军的作战能力，为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在拥有一系列相同的战略利益的同时，出于各自对海权的诉求，中俄双方在海洋领域既有合作又存在竞争。首先，在太平洋方向中俄两国既有共识，又存在各自的国家利益。近年来，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核危机、领土争端等问题成为了中俄两国安全利益面临的威胁。此外，太平洋有美国强大的第七舰队和日本海军势力，为了维持冷战结束后对太平洋的主宰地位，美国在东亚以及亚太地区一直强化其军事存在，日本也不断加强其海军实力。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地区一致反对海洋大国的军事同盟，同时又都希望保持在该地区的海上通道的畅通，所以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成为了中俄两国的共同目标。

　　《2020 年前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中指出，对俄罗斯联邦来说，太平洋沿岸的价值是巨大的。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尤其是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一地区人口十分稀少，且远离俄工业中心区域，而周边亚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却不断增强，对俄远东地区的经济、人口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此，俄罗斯海洋战略中心开始东移，太平洋方向将是俄罗斯未来海洋战略的重点，俄将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俄总统普京曾表示：“太平洋舰队不仅在俄罗斯海军，即使在整个俄武装力量中都占有特殊地位。其战役地幅从非洲东海岸延至美洲西海岸，占据世界大洋50%多的水域，太平洋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俄为了巩固再次崛起的物质基础——远东地区，必然会继续强化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势必要加强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虽然出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道义，俄罗斯在中国南海岛礁、领海归属等问题上长期保持了一种克制、谨慎的态度，但俄罗斯并没有放弃通过武器贸易和油气投资，利用“市场手段”，进而追求现实利益。俄罗斯著名学者莫夏科夫教授认为，在日益复杂的南海问题上，俄罗斯面临着“昂贵”的选择。由于与北京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的特殊关系，俄罗斯需要考虑到中国的态度，甚至要暂停与某些“最亲密国家”的合作。目前，俄罗斯向越南出口潜艇、鱼雷艇、战斗机等大量武器，如果俄罗斯停止与其合作，失去的不仅仅是“在亚洲的形象”，更将是数以十亿计的合同。与此同时，美国的公司将会来到这一地区。不但如此，如俄罗斯学者莫罗佐夫所言：“俄罗斯联邦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但是，不应该低估东南亚国家积极发展海军以及军事技术所带来的合作潜力。该地区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以确保他们在该地区的存在，只有俄罗斯才能维持他们之间的力量平衡。”

　　第二，在印度洋地区中俄两国利益交织。马六甲海峡的通行安全问题一直是各大国关注的焦点，也是困扰中国多年的战略问题。作为连接两大洋的海上战略要道，美国把它列入其必须控制的16条“战略水道”之中。目前马六甲海峡地区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美日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邻近国家手中，而印度也欲染指该地区。美国在印度洋的强势存在对俄罗斯的安全以及其在印支与南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中俄在该地区存在共同利益：保护海洋交通线的畅通，加强对中东地区政治事态进程的影响以及防止海洋大国从这个地区向南亚和中亚地区进行政治、军事渗透。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在印度洋地区，印度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俄罗斯在中印两国之间一直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中印两国都对俄制武器有较强的依赖，而俄罗斯对印出口的武器普遍优于对华出口的武器。军事技术合作是俄印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制及俄制的武器装备和在印度以俄（苏）技术生产的武器是印度陆海空三军的主要装备。近年来，俄罗斯不仅向印度提供武器以及相关技术，两国还积极共同开发武器装备。2004年1月，俄印签署了关于将价值超过15亿美元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赠送给印度的协议，帮助印度对航母进行现代化升级，为其配备米格-29K型舰载飞机、反潜直升机以及雷达系统，交付后将会大大提升印度海军的作战能力。“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到来使印度从质的层面上成为一个海洋大国。此外，2003年俄印两国海军在印度洋海域举行了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俄印两国海军首次进行联合军演，也是冷战结束后印度洋海域举行的规模最大的联军演习。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进入印度洋为的是证明俄依旧是一个海上大国，其舰队具有远洋作战的能力。俄罗斯深刻认识到了印度洋的战略价值，并应保障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由此看来，中俄两国在海洋领域竞争与合作共存，但每个大陆性濒海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海洋利益，所以中国在力求俄罗斯支持中国海权诉求的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海权诉求。在西方理论界看来，“新兴的海权国家尤其是陆海复合国家在追求海权的过程中扮演着现有海洋霸权挑战者的角色,并会引发国际体系的冲突与动荡”。基于对世界近代史以来一些“新兴海权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中国独特地缘环境的认识，中国应该理性地采取一种不是以取代美国全球海洋霸权的、有针对性的、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以及保障“和平崛起”的海洋发展战略。中国在以实现民族复兴为最高战略目标、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背景下，在海洋领域巩固并加强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是必然的选择。

　　四、中俄两国海洋协作前景

　　中俄之间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海权关系框架应是配合与协作。中国在发展海权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与俄罗斯开展协作：

　　第一，在巩固欧亚安全方面展开协作。巩固欧亚安全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实现陆上安全才能保障国家集中力量推进海洋战略。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和隐患，为中国国内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发展中俄友好与战略协作对于其维护陆上安全具有关键的作用。此外，中国还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与俄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从而保障中国的陆上安全。

　　第二，在海军武器贸易合作方面展开展协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经大量仿制苏式武器，并在此基础上自主研发各式新型武器，建立了全面的军事工业体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了包括苏-27、苏-30、S-300型防空导弹、基洛级潜艇、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等在内的大批先进武器，扭转了中国在七八十年代武器装备水平大幅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被动局面，为中国进一步提高武器装备水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对俄（苏）式武器并不陌生，这一点从改造前苏联制造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平台上就可以看出。俄罗斯北方舰队中与“瓦良格”号同级别的姊妹舰“库兹涅佐夫元帅”号航空母舰采用的动力装置为四台TV-12-4型蒸汽轮机，总功率20万马力，设计航速超过30节，型号与“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的动力装置相同。这些有利条件对中国航母的研发与尽早服役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应该看到，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进口俄式武器与其先进技术对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中国的军火需求对俄罗斯军工企业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为了赢得庞大的中国军火市场，“俄罗斯必须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新形式”。

　　第三，在未来北极航线等事务方面开展合作。随着全球温度的逐渐升高，北极冰盖开始大面积融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北极西北航线的全面开通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所有北极国家中，俄罗斯控制的北极海域面积最广，其沿岸航线也最长，尤其是对北极西北航线的控制几乎是“垄断性的”，通过与俄罗斯的双边合作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北极西北航线的通行安全问题。北极西北航线较中欧传统航线缩短6000—8000公里，在能源价格高企的今天，这必然可以为中国的商船队节省大量的运输费用和时间，大幅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此外，相对于传统中欧航线而言，北极西北航线相对安全许多，因为“运输途中最大的威胁只是冰块，而不是海盗”。

　　从俄罗斯的全球安全战略角度来看，北冰洋解冻所造成的俄北部沿岸地带地貌特点的改变将会导致在苏联解体之后失去了东欧、高加索、中亚等“世界岛—心脏地带”关键组成部分的俄罗斯最终会失去其最后一个可以阻挡“海上力量”入侵的天然屏障，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地缘环境已经开始产生巨大的不利于自己的变化。选择与自己没有北极领海纠纷、且迫切需要介入北极事务以维护自身利益的中国进行合作，对于减少在争夺北极海域所有权问题上的阻力和巩固中俄友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十分有利的。

　　第四，在保障海上交通线安全等方面开展合作。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于2008年12月26日从三亚出发赴亚丁湾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远赴印度洋维护自己国家的海外利益。虽然亚丁湾及索马里海域有超过28个国家的护航编队共约50艘舰艇，但由于海域面积超过50万平方公里，且没有统一的协调和指挥机构，各国护航编队各自为战、无法形成高效的配合，影响了打击海盗的效率。在此情况下， 2009年9月10日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的“舟山”号导弹护卫舰与俄罗斯海军护航编队的“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一同执行了首次亚丁湾海域中外联合护航任务。这一行为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俄两国建立海上互信、共同抵御海上恐怖主义的合作机制，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第五，在打破美国亚太棋局方面开展协作。普京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后，亚太战略将成为俄对外政策的重点。在俄罗斯看来，中国积极地发展海上力量而不是陆军对其是有利的，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在中短期内不会向北方扩张。俄地缘政治学家杜金认为，在目前历史阶段，北京与莫斯科的所谓“地缘政治互补性”极其微弱。俄罗斯迫切希望与中国的地区竞争对手——日本、印度、中亚国家在地缘政治方面接近，因为它们与我们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互补性”。这些矛盾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解决，即中国选择“向南突破”作为主要地缘政治发展方向。由于这个战略丝毫不会涉及莫斯科的利益，所以中国向海洋突破是使其成为俄罗斯真正的伙伴与盟友的唯一途径。此外，太平洋上被美国控制的“三大岛链”不仅封锁住中国的出海口，也同样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因此，中俄在太平洋地区开展海上协作是双赢的选择。

　　第六，在联合海上演习方面开展协作。中俄两国共同进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是两国海上相互配合与协作的重要内容，不仅促进两国各自海权的发展，还能扩大两国在世界海洋上的战略影响力。2005年8月下旬两国举行了代号为“友谊-2005”的大规模海上联合军事演，这是中俄军队首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在演习中中俄双方都出动了大批先进武器，演习总兵力达一万人，其中俄方投入兵力超过2000人。2012年4月22日至27日中俄在黄海海域举行了两国之间历史上规模最大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的课题是“海上联合防御和保交作战”，按照作战筹划、实兵演习、海上阅兵和交流研讨四个阶段组织。俄罗斯学者安东诺夫和亚夫林夫斯基认为，虽然“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但在美国‘重返亚太’以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矛盾因为南海岛屿争端而激化的时候，俄罗斯帮助中国展示了自己的拳头”。

　　综上所述，俄罗斯在中国海权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良好的中俄关系不仅能给其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基础，还能助其缓解严峻的海洋安全形势。从世界战略态势来看，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海上优势，推行海洋霸权主义政策，实行“由海向陆”战略，并高调“重返亚太”，同为大陆国家的中俄两国在战略问题上均承受美国的巨大压力。两国如能在海洋领域开展配合与协作，不仅能打破美国的亚太棋局，还能提高两国在国家事务中的战略影响，为亚太地区的稳定提供一个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