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文化的现实思考

下面讲中国慈善文化的现实思考，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是一种最典型的官办慈善事业，我研究过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本来是民办的，在国民政府的时候也想把红十字会收回官办，但是没有成功，红十字会跟别的不一样，国家的元首也只能做他的名誉会长。现在我们的格局是最典型的官办慈善，也有人认为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这话也不错。历史表明，只要政府有能力，就会一直主导慈善。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让民间去主导。民国时期就是这样。但民国的历史也表明，民办慈善要比官办慈善好，那时政府与民间互动，还进行了慈善的法制建设，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历史对照和现实思考的空间。

我们对照历史，思考现实，在办理慈善这个问题上，主要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应该作什么；第二，政府不应该作什么。换言之，中国当代慈善应当如可发展，政府在这之中起什么作用，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一）中国当代慈善应当如何发展？

中国当代慈善是一种官办慈善。对这种官办慈善如何评价？我觉得官办如果因为社会需要它，它就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否则就会成为障碍。从我国慈善事业一度断层40年，突然要恢复办理，没有最有权威的官方重视和扶持怎么能行？故这个时候由官方来办，我认为是合理的、适宜的。但由官方办理多久才是恰当的？5年？10年？15年？这个问题不好说，关键要看民间办的条件是否成熟。这个条件包括：1、政府支持，2、社会氛围，3、善款来源，4、慈善家人物，5、政策法制环境，6、社会监管机制。有了这6个方的条件就可以了。但是这6个方面的条件，到今天来说也不是完全具备。例如政策法制环境和社会监管机制。怪谁呢？当然要怪政府！你又不退出，又不创造条件，所以慈善还是不得不由你官方来办。

我们看看今天这6个条件是否都已经具备了，朋友们，还不具备。比方说政策法制环境和社会监管机制就没有。这个怪谁？都应该怪政府，主管慈善又不能创造条件，重要的是创造这个条件才能退出，所以还不得不由官方来办。如今我们说官办慈善已经有15年了，一个学走路的孩子也已有15岁了，如果还不让这个孩子独立行走，这个孩子也许就不会独立行走了，这就不好了。所谓不好，还会带来大量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公信力的问题。你是官办，就有一个人家对你相不相信的问题。你手上本来就掌握着纳税人的钱，应该解决纳税人的苦难。而如今你又来收纳税人的捐款，捐款人心理上就有一层障碍，甚至怀疑你是否将捐款用到了实处。所以我国现有捐款的水平很低，不是无缘无故。这与我国的官办慈善体制模式有关。因此我觉得官办慈善应当逐渐淡出。（有人要拿汶川地震捐款的数字来坚持官办慈善是不对的。汶川地震捐款总额达554.58亿元人民币，实际收到总额549.00亿元，已经投入使用548.62亿元。这不是官办慈善公信力的表现，而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当然也有政府和单位部门引导劝捐的作用。民族精神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并不是今天才有。例如丁戊奇荒，捐款的数目都很大。）在抗战的时候是人人慈善、人人捐款，因为是保国保家。我要特别说一句，不是拿了钱就是慈善，无钱出力也是慈善，以后要把义工也要纳入慈善，因为你捐赠的是钱、我捐赠的是力，我现在慈善的演讲我认为也是一种慈善，社会需要这样才行，不能仅仅只把慈善理解为捐钱。

政府总的来说要合理定位，要大力加强社会建没，放手和培育第三域的发展土壤和空间，让NGO和NPO能够有所作为（NGO就是非官方组织，NPO就是非营利组织），政府提供良好的、均等的公共服务就行了。社会的事让社会管，企业的事让企业管，政府只管自己该管的事（政府主要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大职能，不必什么都管。政府行使公共权利，社会和市场要有各自行使自治和自主权利的空间），什么都去管，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事！

（二）那么当代中国慈善应当如何发展？

我认为发展的路向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

所谓民营化，就是坚持依靠民间力量独立自主办慈善。不能以政府权责渗入和干预。当然，实现慈善事业的民营化并非要完全排除政府的影响，而是需要政府通过相关法律政策对慈善事业进行引导和规范，进而推动其健康发展。

所谓法制化。就是将慈善纳入法律管理的轨道。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慈善法至今尚未出台。2005年11月，由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明确提出，要在5年之内，对慈善政策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初步形成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基本建立适应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据了解，慈善法第一稿2005年就已经完成，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不料，草案在内部引发争议，几易其稿，有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形成完全的共识。比较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慈善的内涵和外延；一个是政府到底如何管理慈善。慈善到底是民间的事业，还是政府也可参与其中的公共事业，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际问题，因为慈善是有资源的、有资产的、有利益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慈善事业属于社会保障体系四大支柱中一个支柱。四大支柱中，如果说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个板块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那么慈善的力量和责任则主要来自民间社会。这是慈善立法不能忽略的重要背景。而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等基本社会保障法律未出台之前，慈善法不可能先行出台。

所谓系统化，就是各慈善组织之间要加强联系和交流，使全国的慈善组织融为一体，声气相通。这要求各组织在独立自主开展各自活动的同时，更注重信息、经验、善款物的交流及业务协作，使全国范围内善款的募集与流向有序化，提高善款的使用效率。这样，慈善事业的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既提高募捐、救济等工作的效率，又避免重复募捐及救济工作的疏漏现象。

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慈善事业人要懂专业。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既需要临时志愿工作者，更需要众多接受过专业化知识训练的社工参与。这是稳定慈善工作队伍，提高慈善工作者素质、提高慈善工作效率的客观要求。慈善机构属于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慈善功用，需要慈善事业内部工作的专业化，如有专门的指导机构、劝募宣传机构和实施救助的机构等。指导机构能迅速获得内外信息并依之快捷地做出正确的协调、指导，全面调节慈善资金的流向、流量，并收集反馈的信息。劝募宣传机构负责慈善资金的吸收，并评估计一定时期内各募集领域的适合募集量，防止过度募集和募集不足。实施救助机构专门负责将善款、物资及医疗服务迅速、及时地送给受救助的对象。

所谓普及化，就是要使社会人人都有慈善理念，都参与慈善活动，都实施慈善救助。我国目前慈善事业参与度还远远没达到普及化地步，对慈善事业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人亦尚在。但随着慈善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慈善活动的日益经常化，慈善宣传的日益加强，慈善必然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所有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普及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向与最终目标。

（三）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运行中起什么作用，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政府首先要从“官办”的位置上退下来，将自己摆在“官助”的位置。“民办”与“官助”，才是我国当代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这与政府主导社会保障、慈善是社会保障的补充、是政府那一部分职能的延伸并不矛盾。站在政府社会保障的角度，慈善是帮助政府；而站在慈善的角度，政府是支持帮助慈善的发展。帮助了慈善的发展，当然最终还是帮助了政府。

（四）那么政府具体做什么？如何“官助”慈善？

第一是培养国民的慈善意识，营造社会慈善氛围。要努力宣扬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是中国文化宝贵的文化资源之一，也是世界文明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社会，虽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但是弱势群体和各种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亲情、伦理、道德、慈善理念的教育；仍然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对需要关心的群体付出从物质到精神的帮助；仍然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