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1836.11.18～1895.2.12），清朝海军北洋水师提督。字禹廷，安徽省庐江县人，祖先明初从凤阳迁居庐江，同治四年（1865年）迁居巢县汪郎中村。1888年出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早年参加太平军，当太平军大势已去的时候，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最后在弹尽粮绝，援军来援的希望破灭之后，拒绝了伊东祐亨的劝降，服鸦片自尽以谢国人。

1895年1月20日，中国农历甲午年腊月二十五日，有两件事情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有关系。日本山东作战军三万四千人在荣成龙须岛登陆，当日破荣成县城；都察院左副御史杨颐上书朝廷奏参一些淮军将领，其中说道：“乃李鸿章始终袒庇一败坏海军之丁汝昌，托以经手事件未完，逗留不遣。”这两件事，犹如两把刀子悬在丁汝昌头上，注定他的春节（还有五天）是不得好过了！其实，甲午这一年，丁汝昌的日子基本上就没好过。倭子上岸和言官喊杀，这两件事情不是突如其来也非互不相干。战争一开始，丁汝昌面对着来自战场和官场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而这两股压力丁汝昌都无还击之力。

1、陷于重围，腹背受敌 

作为军人，丁汝昌是追随李鸿章、在刘铭传的铭军中出生入死成长起来的军官，经历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丁汝昌自非怕死之徒。然而，此时的对手不是手持大刀长矛的农民军，而是挟近代化之威而来的日寇。近代战争，更多的是武器装备的较量。对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丁汝昌心里是很清楚的，对于北洋海军的实力，丁汝昌心里也很清楚。与日本举国动员起全部战争机器相比，北洋舰队却是孤军奋战，且多为爆破威力较小的实心教练弹；煤炭供应缺乏，且无可以随舰队远航的燃煤补给船；船舰老旧，舰型速率不一。

在这种状况下，要跟装备精良、船新炮快的日本舰队决一胜负，丁汝昌实在是没有把握。而保存一支威慑力量，作猛虎在山之势，对于钳制日军侵略行动，在当时应该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战略。1894年7月25日，丰岛一战，“济远”伤，“广乙”毁；9月17日，中日两军精锐在大东沟海面交手，又丢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和“广甲”，更痛失忠勇战将邓世昌、林永升等，残余舰船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在山之猛虎”遍体鳞伤、苟延残喘。器不利兮奈若何！按说，困兽犹斗，丁汝昌既非贪生，做一次最后搏击并无不可。但残余的几艘舰船仍是李鸿章的掌中宝，几十年惨淡经营的结果，也是朝廷与日本谈判的最后一颗砝码，不容丁汝昌孤注一掷。

可是，受到光绪师傅翁同龢支持的京中言官们全然不管这些。这些人不知己也不知彼，但他们要的是胜利，是一场能够继续让他们做天朝大国美梦的胜利。自1894年6月，日本借朝鲜东学党起义蓄谋侵略朝鲜，清廷内部就因为言战与言和而发生分歧。京中书斋里的这些书生们，积极鼓噪一战。在他们眼里，北洋舰队不啻于孙悟空的金箍棒，尽可所向披靡。虽然这些从中国传统科举之路走出来的书生们（包括像翁同龢那样的老书生）平素对“夷务”“洋务”嗤之以鼻，甚至激烈反对，掣肘北洋海军的发展，但此时都寄胜望于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身上，视这枚“夷务”之果——北洋海军为救命的稻草。他们有的提出让北洋舰队突袭日本本土，有的甚至提出要组织中国渔船用渔网封锁日本港口，种种荒诞之言不一而足。他们反复催战，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当北洋舰队遭受挫折后，言官们更加激怒，越发变得歇斯底里，把恼怒倾泻向丁汝昌，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拔丁”攻势。

客观地讲，丁汝昌不是一个强者，既无经世济民之志，无叱咤风云的气度，也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潇洒，他只是一名兢兢业业的循吏，一个敬忠职守的军人。在决定战争战略方面，他是一个勤勉的执行者，一切行动听指挥，即使不满意，也是任劳任怨、逆来顺受。和平年代，丁汝昌可能是好领导、好下属，但战争处于一边倒的颓势下，他无力挽狂澜之谋略，也无破釜沉舟的勇气，只能委曲求全地承受着人们的白眼和唾沫星子。

2、万般无奈，苟延残喘 

11月22日，旅顺失陷之后，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回到威海卫，京城言官们的“口水迫害”急剧升级。“今旅顺既失，海面皆为敌有，彼若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事机至此，不堪设想……请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以防该提督线索潜通，预谋逃叛。”言官们唇枪舌剑，必欲置丁汝昌于死地而后快。深为言官们推许并寄予厚望的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也上奏章指控丁汝昌：“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以回顾威海为名，去之唯恐不速……牙山之败，以致远船冲锋独进，不为救援，督率无方……骄玩成性，不知儆惧，闻皮子窝、大连湾一带为敌锋所指，将兵舰带至威海，以为藏身之固。倭船四处游弋，不闻以一轮相追逐。嗣李鸿章令其仍赴旅顺，始勉强以往。至事急，又复率兵舰逃回威海，仓皇夜遁，致将镇远船触礁沈坏……伏乞皇上立赐睿断，降旨将丁汝昌……照贻误军机律，明正典刑。”在言官们的奏章攻势之下，朝廷连下谕旨，要讲丁汝昌交刑部问罪。

就在言官口诛笔伐、朝廷催逼拿杀丁汝昌的时候，气焰方张的日寇决心要消灭丁汝昌的北洋舰队，拔掉进军中国路上的这颗钉子，彻底清除清廷在谈判桌上的最后一颗砝码。12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下达战斗指令：“目前敌舰队退缩威海卫，不出应战，成为我军日后进兵渤海湾头作战之障碍，应予消灭。为此，海陆两军必须进占威海卫，贵官护送第二军登陆，并与之协同占领威海卫，消灭敌舰队。”

皇帝拿杀的谕旨，虽经海陆将士和洋员的求情，李鸿章推挡转圜，但言官依然不依不饶。战场上，丁汝昌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言官的攻忤，丁汝昌既无奈也无法辩驳，他没有舆论的平台。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倾诉了自己左右为难的处境和心中的凄凉：“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顷刻之变，言官呈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邀击，固罪；即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若为己图，使非邀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不暇过计也。”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 

3、孤军备战，左右为难 

丁汝昌处境尴尬、满腹苦水，战事上却不敢丝毫懈怠。他与威海卫的海陆将领们讨论制定战守方略，加紧备战。

摆在丁汝昌面前的路有三条：出海与敌全力一拼，船没人尽；寻机转移到上海或烟台的租界，求外力以保全铁甲舰，已经有人为丁汝昌指出了这两个办法。但对丁汝昌来说，“浪战”显然是不行的，恩相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心血岂能毁于一旦，日寇早就等待着这一天出现。寇在门庭，一走了之更不像话，言官们更有了喊杀的话把儿。事实上，上述两条路，非但不可以，而且不允许。“各防将坚约与军舰相辅”“水路相依”，“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当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听到丁汝昌要出海应战的消息时，当即向李鸿章报告：“丁提督要出海浪战，岛舰都将不保。”虽然张文宣因此遭到了李鸿章的呵斥，但张乃李鸿章的姻亲，作为特殊背景人物的态度，丁汝昌是要有所顾忌的。据“广甲”舰管轮卢毓英回忆：刘公岛护军统领张得三（即张文宣）闻海军将出与敌决战，乃急趋见丁统领，与议水陆二军协力同心，死守刘公岛，以待外救。互相立约：若陆军先出，则水师轰炮击之；若水师先逃，则陆军开炮轰之，各无悔言。

局外人，特别是今天的一些批评丁汝昌“株守”刘公岛为不懂海军战略战术的学者们，看到这份“生死状”的时候，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但是，对于丁汝昌，刘公岛护军的存亡始终是他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丁汝昌最终选择了与护军相依为命的路子，他不敢抛下护军，也不能抛下他们。正如“靖远”舰枪械三副郑祖彝说的：“当南岸失守时，丁军门不肯带舰避敌者，以护军驻一孤悬之刘公岛，以海军为命，岂可如南北岸之陆师炮台，明知海军依之为命，竟不战而溃，置之不理也。”于是，丁汝昌冒着凛冽的寒风和张文宣一起查勘沿岸炮台的布置。此时，日军前哨骑兵已经在石家河桥头集到白马村一线与山东巡抚李秉衡派来的援兵孙万林部接火。鉴于日军来势凶猛，丁汝昌虑及龙庙嘴炮台难守，若为日军占据，则将危害岛舰安全，与绥巩军分统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张文宣商定收缩兵力，撤守龙庙嘴炮台。熟料，威海卫岸防主将、绥巩军统领戴宗骞盲目以为孙万林在石家河“初战即利，士气倍增”，相信能够抵住日军的进攻，再加上他认为丁汝昌等人的意见是“不商于弟硬做”，激烈反对撤守龙庙嘴炮台，不但电告李鸿章，甚至通过东海关道刘含芳游说李。李鸿章不明真相（“丁提督东电：孙、刘获胜，不知从何而来？与探马见面则有之”），接受了戴宗骞的意见，指斥丁汝昌：“丁系戴罪图功之员，乃胆小张皇如是，无能已极，著严行申饬。”并令刘超佩“克日回守笼庙嘴”。书生出身的戴宗骞是个憨性子、牛脾气（“芳查前因，丁劝戴发压饷，并挪款垫刘（超佩）饷，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面商”），丁汝昌无权节制戴宗骞，也无法说服他，只能恢复龙庙嘴炮台的布防（“当南岸各台未失以前，昌与张文宣等曾挑奋勇，备事急时即往毁炮，不料守台官既不能守，又不许奋勇入台行事，竟以资敌，贻害不浅，此船岛所以不能久支也”）。

其它位置，丁汝昌只好尽己所能，派遣“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30名水手驻守日岛，派北洋水师提督营务处候补道员马复恒带200人增援祭祀台炮台、“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带200人增援北山嘴炮台。能做的都做了，只等拼命了，据说他已经找人做好了棺材。

4、黯然神伤，孤独离去 

1895年1月25日即甲午年的腊月三十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司令大山岩在荣成下达了进击威海卫的命令，三万多杀气腾腾的日本鬼子如滚滚洪水般向威海卫漫延而来，决定丁汝昌命运的时刻到了。威海卫的陆防单薄脆弱，而那位惯于“文章抗日”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能否全力救援，显然是不可恃的。这个冬天，奇寒无比，据《日清战争实纪》报道：日本陆军号手吹不响军号，海浪使军舰冻成了一座浮动冰山，炮口结冰以至于不能燃放。在风急浪高雪骤酷寒的刘公岛上，忧闷欲死的丁汝昌不可能有心情吃过年的饺子了（眷属早已遣回了家乡），虽然第二天他就步入花甲之年。除夕夜南岸陆军因误认风摇林影而持续响了两个半钟头的枪炮声代替不了辞岁的鞭炮锣鼓，徒增烦扰而已。丁汝昌知道，舍命的时候到了！1895年2月12日，也就是农历乙未年的正月十八日，丁汝昌仰药殉节。

丁汝昌，一位勇敢的战士和标准的绅士，被他的国人所抛弃，无望地挣扎着。他不惧舍命，因为他深知那寡义薄情的朝廷将比他的敌人更乏宽容。在那个午夜时分，当他喝下那杯致命的毒药，这位饱受伤害的英雄的心情，一定是苦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