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道德的滑坡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但滑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重建道德，却人言人殊。有的人认为道德的衰败是因为丢掉了传统文化，要想重建道德，非把孔夫子请回来不可。这种看法很值得怀疑。社会道德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牵涉到社会财富的丰富程度和分配是否合理、社会资源的占有是否公平公正，以及法制是否完善等等，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打一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仅靠弘扬儒学所能奏效的。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儒学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汉民族的凝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是厥功至伟；对于封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也功不可没；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培养了范仲淹这样道德高尚、出将入相的杰出人物。但是，儒学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历史作用不可估计过高，在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方面的作用也不可期望过高。它最大的缺陷是过分强调个人的内心修养而轻视制度建设。它既没有宗教的精神约束，也没有世俗的配套法律。因此，它不仅不能约束帝王的行为，也不能约束官员的行为，否则不能解释为何历史上出了这么多的昏君和贪官。儒学对大众的影响也仅限于忠孝之类，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道德几乎没有关系。儒学的道德训条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我们自己也许已经看得太多，正所谓‚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西方人观察中国的目光却比我们敏锐。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儒学思想体系汇编》中就指出儒学的这个缺陷：‚儒教对罪恶行径持否定态度，但态度不够强硬，除了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外，没有提出任何惩罚措施。‛对中国抱同情态度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长期生活在山东农村，对儒学也颇有研究，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了一本《中国人的德行》。和花之安一样，史密斯也发现儒学道德观与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写道：‚儒家学说具有极高的

道德品性。笔者相信，在儒家学说下能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这一道德体系的企盼。可是，儒家学说如何使大部分人变得高尚起来呢？‛他发现，中国人最大的道德缺陷是对人缺乏诚信和关怀，缺乏公共意识和法律意识。他写道：‚我们把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人的所作所为，与那些经典的教诲对比后就会发现：这些教诲注重在道理上把社会带向一个高标准的理想境界，在社会实际中并没有看得到的作用。‛十九世纪在华的西方人都对当时中国人的不诚实印象深刻。史密斯引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库克的话说：‚西方人最讨厌被人称为‘说谎者’，但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都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伤害。他不会否认这是事实，只是这样回答：‘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对一个中国人说‘你谎话连篇，现在就在说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张口就是俏皮话，看你一脑子的稀奇古怪的念头’。‛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并不都是缺乏反思的，否则不会出现‚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话，也不会产生‚伪道学‛这样的贬称。到现代，更有一些先进的人们开始了反思。许寿裳先生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记述了1902年与鲁迅先生在东京探讨中国国民性的情景，说‚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如果我们考察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想象中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在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人们的道德水平并不比现在高。明、清两代的中后期，社会道德都一塌糊涂。我们不妨拿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1910年到1911年，东北和华北曾流行肺鼠疫，死六万人，哈尔滨傅家甸最为严重。1911年1月8日《盛京时报》有一则新闻，说十二名俄国人应邀到傅家甸一个轮船管带家中作客，‚入街处，见有华人尸身七具，围观之华人约四十名，又见沟内倒

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一名，随地倒毙。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夺其瓜子分食‛，旁有一巡警站岗，问为何不管，该巡警说：‚虽倒毙二三日，亦与我无干。‛当时乘车之俄国妇女吓得‚几乎不省人事‛。对他人缺乏关怀，缺乏爱，甚至对他人的生死漠然处之，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痼疾，在道德滑坡的当今还可以见到，不过程度已经大不一样。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汶川大地震后的全国大救援就清楚了。同样是灾难，人们的态度已经不一样，进步多了。人们说道德滑坡，主要是与计划经济的年代相比较，而几乎没有人将其与历史作比较。将古代社会想象为君子之国是没有根据的，把现在的道德滑坡说成是因为传统儒学的被遗忘也是没有根据的。如今有些高捧孔子的言论很容易令人想起清代无名腐儒在蜀道驿站墙壁上涂鸦的那句话：‚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常如夜。‛这种过分的言论当时就引来了嘲讽，有人说，怪道孔子没有出生以前的人都打着灯笼走路呢。上面说的是对人缺乏爱心，再说诚信的缺乏。我们‚仁义礼智信‛念了两千年，喊了两千年，效果如何？不妨再举个例子。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上，我们和那些社会道德比较好的国家的程序刚好相反。人家是首先相信你，交往中完全不设防，但一旦你骗了他，那他就永远不会再相信你了。反映到制度上，他们建立了黑名单制度，你的不诚信污点将跟随你一辈子，叫你得不偿失。我国的程序刚好倒过来。我们与陌生人打交道，首先是不相信，小心翼翼，只有交往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人可信，才渐渐相信他，才有把握说，这人没问题，我和他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不同的行为习惯？是因为社会中无信之人的多寡。一个社会，如果无信之人是一种罕见的动物，生活于其中的人就有安全感，就会失去警觉。一个社会，如果到处都是骗子，人们就会像荒野里的食草动物一样竖起耳朵，时时刻刻都防备着受到伤害。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不敢轻易相信自己不认识的人，有陌生人和你说话，你心里会立刻冒出

具有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将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当作自己人。这两条，一条是我们根本不具备，一条是还没有发育。  我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应该封闭，不应该只盯着自己的那些家当，而应该广泛研究、学习和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功的文化、思想和经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中西方文化的另一个差别。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向后看。儒家和道家一样，都是向后看的。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儒家则‚言必称三代‛，好像什么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好，而更古的尧舜时代更好。流风所及，每当新旧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有人向后看，总会掀起一股尊孔读经之风。西方人也向后看，但更多的是向前看。他们比较注重从现实生活的实事中寻求‚是‛。今年4月15日，一个名叫约翰〃哈里的作者在英国《独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需要建立更平等的社会》。文章介绍说，理查德〃威尔金森教授和凯特〃皮科特博士经过十五年的研究，联合出版了一本书，叫《精神层面：为什么更为平等的社会总是能做得更好》。文章介绍说：‚我们最重要的心理需求之一就是让自己感到我们是人群中最有价值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追求人人平等的‘狩猎部族’中，一旦我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或者没有可能受到部族其他人的尊重——我们就会开始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破坏。‛‚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能比地位更让我们感到焦虑的。源源不断的医学实验表明，我们在预感即将失去现有地位的时候，身体内部一种称为‘皮质醇’的荷尔蒙就会增多，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开始感到各种不适。‛‚我们的社会正是建立在这种痛苦的扭曲之上，我们过去三十年一直在使这种状况激化，社会越不平等，社会关系就越趋紧张。一旦存在一个长长的社会阶梯，而且生活在底层就意味着屈辱与贫困，

那么所有人都会感到爬上阶梯的紧迫性——社会也将开始混乱。这并不是一个‘左’派的推测，这是一个事实。‛文章还引用哈佛大学医学院暴力研究中心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利根的研究成果。这位心理学家说，暴力行为是‚试图摆脱或消除羞辱感的一种企图，这种感受是痛苦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这种地位危机感还与信任度有关。‚在我们感觉紧张时，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怀疑。在社会高度平等的瑞典，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表示信任周围的人，因而瑞典也成为发达世界社会信任度最高的国家。在社会最不平等的葡萄牙，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表示信任其他人‛。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因为它实际上也回答了我国社会为何浮躁，一些人为何有暴力倾向，并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至于平等与信任度的关系，文章的解释可能不尽准确。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人们因为对自身地位的担心而产生了紧张感，就会不择手段地爬上社会阶梯的高层，以避免屈辱与贫困，而不择手段又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我国社会现在上演的正是这一幕。我觉得，他们这种从实事中求是的方法更能对症下药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还有一个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国的中医比西医高明的地方是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往往‚头痛医脚‛，但是，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却又往往头痛医头。比如对道德危机，我们鲜有人将其与政治和经济相联系，一想就想到古代伦理哲学，就呼唤孔夫子，总试图用形而上的药去治疗形而上的病。西方人和我们不同。两三百年来，英国的哲学体系包括了法学和政治学，欧美的其他哲学家也曾热烈地辩论如何将道德与市场经济统一起来。他们说，市场经济利用的是人们的物质欲望，或曰动物性，物欲如洪水，它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进步，也可以唤醒人的动物性。他们探讨，如何将物欲放到一个可控制的范围，既令其发挥积极作用，又防止其破坏性。如温家宝总理喜欢读的《道德情操论》就试图将‚富

之路‛与‚德之路‛协调起来，统一起来。总之，他们不仅着眼于道德本身，而是将道德问题放到经济和政治大环境中考察的。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也许还受了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一个防范道德滑坡的指导方针，没有预筑制度的防火墙。那时候《人民日报》的社论总是只说要如何如何，要如何如何，往往一连十几个‚要‛，就是没有说如果不如何，就要如何。就是说，没有法律的大棒跟在后面，没有注意到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于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动物性如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由‚不正之风‛到腐败弥漫，由权力腐败到职务腐败，作奸犯科的事情屡屡见诸报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政治评论家。我曾问过一个司机，为什么违法行为如此普遍。他的话非常刺耳，说：‚如今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没有权力的老百姓只能偷、骗、抢。‛他的话不能较真，只是普通群众的一般印象。但给群众造成这种印象这件事本身就很严重。这就是道德滑坡的一个主要根源。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靠曾老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靠孟老夫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之类的内修功夫能治愈社会的疾病吗？恐怕靠不住。我们今天要重建道德，首先要从根子上做工作，消除道德滑坡的根源。这就是十分注意社会公正，着力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许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同时注意改革分配制度，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这才能改变人的心态，从而改变哄抢局面。我们不能不服气，有些国家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例如北欧五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我在澳大利亚期间，非常注意那里人的心态。他们一个个特平静，一点都不浮躁，不着急，许多人双休日是绝不干活的，带着老婆孩子玩去了，说‚那是我的时间‛。别人想多挣钱，让他们干活去好了，反正我不干。这就是社会公正的结果，没有人或极少有人能通过非法途径获得财富，人们心理平衡，人家挣钱多，付出的也多，我干得少，收入虽然少一点，但活得也不错，有什么可以急的呢？心理平衡了，鼠

窃狗偷的事情也就少了，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就比较高。这块石头是可以攻玉的 北欧的榜样我们还学不了，他们国家小，人口少，财富多。冰岛只有三十万人口，还不如我们一个小县城。所以他们可以实行高福利制度，社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我们人口众多，平均收入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我们许多道德问题的深层根源还是贫困。北欧我没有去过，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同事告诉我，那里有许多无人售货的超市，顾客自己过秤，自己贴货款的标签，自己付款。这样的商店在我们这里是万万行不通的。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商店，但我见过内陆小城镇的高尔夫球场，那里没有人看守，去打球的人自己往箱子里投硬币。我还见过路边无人售货的水果摊，一包一包地码放着，每一袋都贴着标签，注明多少钱，任凭路人自取，顾客都自觉地把钱放进旁边一个纸箱内。我当时大为感慨，心想，如果在我国，说不定连放钱的纸箱都会不翼而飞。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而我们做不到呢？最根本的一点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人穷志短‛是真理。为政者不能要求大众都能做到‚人穷志不短‛，道德说教解决不了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多少年的短缺经济使人的心理发生了某种变态。我们这里的超市，顾客买菜，白菜要剥去两层叶子，干果要一粒一粒地挑拣，还有人并不买东西，却把干果蜜饯之类的东西挨着个儿品尝一个够。别人的东西，尤其是公家的东西，不沾白不沾，沾了也白沾。这就要靠发展经济、普遍增加全国人民的收入来解决，儒学帮不了多少忙。汉儒董仲舒有一句话，叫做‚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被朱熹引为不二法门。但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根本是背道而驰之。儒学无助于现代经济的运营和发展，也就不能解决当代道德问题，这一点还有疑问吗  我曾和朋友议论，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什么时候能赶上北欧五国和澳大利亚。我认为要一百年。我是这么算的：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大约四十年。

根据西方学者所说，一个家庭要培养一个绅士，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就是六十年。六十年加上四十年，差不多就是一百年。朋友说，一百年也不一定能赶上，不随地吐痰不就说了一百年了吗？这也对。能否赶上，还要看我们的发展是否顺利，看努力的程度高低，以及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在那里东一头西一头地瞎撞，恐怕就赶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