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近代科学技术的浪潮以磅礡的气势席卷全球，冲决了一切与之不相容的传统理论的堤坝的时候，历史却惊异地发现，在世界的东方存在着一个人类认识史上的奇迹。中华医道以其绝异于西医学乃至整个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及其卓越的实践效果而顽强地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的对面。它几乎完整地保存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并对未来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近代西方医学在人体结构、生理病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但在生命过程、作用关系的认识方面却难以与中国相比。16-17世纪新兴的西方近代科学把人看作是一台机器，神奇的生命活动最终被直观地归结为机械运动或物理、化学变化。伴随着19世纪的三大发现，开始出现了生物医学模式，即从生理、病理的角度看待人的健康与疾病。然而依旧把人体的各个系统、器官看作是各自独立、各司其职的机器部件。直到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宪章，确认健康是一种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的完满状态，西医学才在认识上开始实现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一新的医学模式的确定，被誉为对医学研究发展是一次认识论的革命。

    然而，这种所谓整体系统的医学思想，不仅早已在中医和民族医学著作里得以充分地阐述和发挥，而且中国人还早已将其包容于自己高屋建瓴的医道之中，从而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认识方法、概念范畴等方面与西医学出现了根本性的区别。这是由于中国人早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已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将这“人与自然相应”的思想贯穿于医理之中，把实现神、气、形合一，促进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作为医道的最高原则。 

    和谐运动的多维时空，魔方一样的无限宇宙，展现了千变万化的自然过程和纵横交错的认识领域。世界不是由基本的“建筑材料”所构成，生命不是由严格的定量关系所决定，医道不是由客观的形式逻辑所论证。面对生命的奇妙，感悟神气的交融，那古代的中国致力于生命过程与作用关系的追求，而把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分析还原留给近代的西方。这是思维活动的两种方式，这是人类精神的殊途同归，这是研究对象的双水分流，这是创造领域的异曲同工。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相反互补才能和谐，具备特色才能存在。就像那古希腊的雕塑，以其庄严肃穆的形象，永远屹立在世界艺术的殿堂一样，它把那丰富多彩的面部表情留给绘画，而把那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留给文学。

    西方医学是以人体结构、物质基础、功能形态为对象，运用实验研究、还原分析、定量求证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形式逻辑、公理体系、极向定位的分科研究之学。中华医道是以生命过程、运动方式、相互作用为对象，运用取象比类、从容综合、参悟玄机的方法，领会通达的时空运变、数序关系、稳态调控的合一中和之道。

    中医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过程，及其各种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西医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形体结构，及其器官组织细胞的菜单现。中医的目的在于促进生命过程与方式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和谐；西医的目的在于进行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医疗辅助、医疗干预、医疗替代。中医认识病因，以运动方式的失和为主；西医认识病因，以物质性致病因素为主。中医认识病机，以生命过程与方式的异常生化及其状态属性为主；西医认识病理，以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异常改变及其定量指标为主。中医治疗，采取调理气机、平和气态、引导气势的方法；西医治疗，采取消除病因、纠正病理、切除病灶的方法。中医是治人之道；西医是治病之学。中医是过程之道；西医是结构之学。中医是演化方式之道；西医是存在形式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之道；西医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