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给人印象深刻的另一件国际大事，是全球反恐和反核扩散进程的艰难。它们并不是始于这一年的新现象，但却能很好地验证“9·11”事件以来的七年间国际政治的某些逻辑，揭示当今世界以反美势力为核心的各种反体制力量的基本特点。0

“9·11”事件之后全球安全形势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国际反恐力量之间的殊死较量，前者主要滋生于伊斯兰世界，后者则以美国为首、西方世界为主。七年来，这一矛盾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持续存在、有所加强，不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在这样那样的区域表现出来。2008年没有例外。美国依然没有放弃抓捕本·拉登的目标，为此投入了新的兵力和其他资源，尽管所有人都觉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渺茫。在美国民众和政治人物那里，伊斯兰激进势力仍然是当前美国最迫切最严重的威胁，其危险性的不减与超级大国这些年反恐开支的增长形成鲜明对照。不难察觉，欧美各国发出高危警报的次数虽有所减少，实际上各种戒备丝毫不减，针对敌人的“特殊措施”还在加强。这一年发生在欧美本土的恐怖主义袭击比前几年相对下降，但在“伊斯兰弧带”和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却有增无减。伊拉克继续充当了国际反美、反以恐怖活动制造者的集会地。各种恐怖主义势力在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也门、埃及、沙特阿拉伯、苏丹、肯尼亚、黎巴嫩制造了大量可怕事端，向它们所说的“亲美政权”、社会团体及个人发出形形色色的威胁。这段时期值得注意的一个势头是，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成为恐怖活动的高发地，受害者人数和社会恶果较前几年大为增加；中亚、南亚成为继西亚、中东和北非等区域之后恐怖主义频繁活动之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巴基斯坦著名政治活动家贝·布托被刺杀，军人出身的总统穆斯沙拉夫被迫下台；塔利班的肆虐和反扑使首都喀布尔更加孤立，叛乱势力大有在阿富汗变天之势；印度成了全球恐怖袭击伤亡榜单位居前列的国家(仅次于伊拉克)，主要恐怖行为的策源地明显从国外转到国内。在这三个国家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在某些地方人们的心理恐惧感直追中东地区。

分析起来可以发现：第一，各种恐怖势力正在完成代际交替，“基地”组织和拉登本人越来越像是一种符号或象征而不是实际的操纵者。这种代际交替在不同区域呈现不同特色：有的是由于新人直接代替了被抓获或被打死的老一批人而完成的，有的则是受到“传道”而自发产生的，有的是从国外转移到国内，有的是因为聚焦到恐怖分子心目中的“圣地”和“天堂”而做大。现代网络传媒的发达密布，也被新一代国际恐怖势力有效利用，很多时候和特殊场合下，某些媒介事实上助长了恐怖活动的威胁效果，传播了恐怖主义头目的声音，促进了以不同语言、民族国家、利害关系为背景的各种恐怖分子之间的网络化联系。第二，美国布什主义的“树敌”方针，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和阿拉伯一些国家的驻扎，直接激怒和“培育”了源源不断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反美恐怖主义，包括那些一心想收拾所谓“本国亲美政府”的各种恐怖团体和个人。纵观当代国际关系，明确把某个区域、某些宗教势力或某些国家宣布为本国的“公敌”的情景是非常罕见的，它提示了布什政府的重大战略失误。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的那样，在美国现有的反恐战略下面，只能治标而不治本，反恐进程“越反越恐”。第三，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以及持相对中立客观立场的多数国家，对于上述事态的发展基本上无能为力。这也反映出西方主宰的现有国际体系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弱点：它留给极端的做法和思维太大的空间，校正纠偏的成本往往过高、时间也过长。一方面，超级大国美国过于蛮横且实力超群，其他国家无法阻止它“一条道走到黑”；只有当美国自身政治钟摆回到正常位置时，或者当形势恶化到它不得不改弦易辙时，主要区域的国际冲突才有可能逐渐平息或缓和。另一方面，某些极端主义方式(包括施用残忍方式滥杀，伤及无辜的恐怖活动)利用现有国际体系的毛病和问题，善于捕捉(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的“软肋”，大行其道、不断泛滥，它们很少受到合理、公正且有效的国际制度约束，更不用说会在国际社会多数成员谴责之声面前缩手。

国际防止核扩散进程在这一年同样曲折，集中表现在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伊朗面对美国和欧洲主要大国的压力，不仅没有放慢浓缩铀的步伐，反而针尖对麦芒地宣布了各种抗压力、反制裁措施：德黑兰宣布，假若美国人动武，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及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美国要想加剧经济封锁和各种制裁，伊朗也将加大资助中东各地反美组织的力度；美国和欧洲大国在国际舞台上谴责伊朗的核活动，伊朗也全力在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组织中揭露欧美国家的虚伪性和多重标准。2008年国际社会已经见证了它们之间新的多轮较量，一种在气势上、后果上都很难分出胜负的较量，这里包括美国国务院和白宫若干次措辞严厉的声明，美国财政部对几家伊朗公司的经济制裁决定，美军军舰在波斯湾的炫耀性通过，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伊朗的谴责；以及反过来，伊朗核谈代表在日内瓦的强硬反驳声音，伊朗议会针对美国霸权和伊朗核决定的大声抗辩，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新型武器展示，内贾德总统在布什讲话时作出的轻蔑手势，等等。如果说2007年伊朗核问题还有少许象征性进展的话，2008年则真的可以说乏善可陈，反倒是大国协调推进的阻止伊核的努力显得岌岌可危。在这一年，朝鲜对新上台的韩国李明博总统的“亲美敌朝”政策发出了严厉警告，限制了原先与韩国的交往渠道，增加了发射导弹的次数，数度重申了金正日著名的“以超强硬对强硬”的态度；加上发生在朝鲜金刚山的韩国游客被射杀事件，韩国民调对朝鲜的看法恶化，南北方的关系大大降温。与2007年一度快速推进、令外界乐观推测的朝核问题解决进展图景相比，2008年朝鲜半岛的政治气候明显“多云转阴、时有雷阵雨”；它清楚地提示世人：解决朝核问题将是一个艰巨漫长的博弈，其间还会有许多个回合和起落。

尽管伊核问题与朝核问题同时受阻，解决它们的前景可能大不一样。笔者的一个看法是，同样属于国际安全难题，前者性质上是全局性的危机，后者则更像是局部性的麻烦。在朝核问题上，只要主要大国保持基本共识，坚持以对话和谈判的和平手段消除核隐患，哪怕时间比较长、波折比较多，最终朝鲜还是将彻底放弃核计划，美国的强硬派也没有机会与可能实施武力打击。东北亚整体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冷战结束以来的变化趋势，决定了上述局面。这一地区最重要的相关大国美国和中国是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的任何一方拥核的，中美之间全球利益的基本共同点与战略协作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可望保持的，这两点决定了朝鲜核事态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局。换句话讲，只要中美之间不发生全局性的激烈对抗，朝鲜半岛的核形势就不会失控。麻烦总是有的，但朝核问题的进展不会对其他地区和全球格局产生大的影响。伊朗核问题则不相同：它的解决过程关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中比较激进的国家、派别及势力的力量消长，关系到海湾、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的战争与和平前景，直接影响着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冲突地带的动向。这里面，牵扯到太多复杂的战略因素和利益关系，如宗教情绪、民族矛盾、历史纠葛、石油利润、海上通道、地区列强、大国平衡等等，里面没有一样不带有全局性的后果和影响力。特别重要的是，表面上承诺协作处理伊核问题的六方(欧盟三巨头、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与朝核问题涉及的六方有根本的区别：六巨头开车的方向各异，不仅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软硬态度有别，而且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战略摩擦日益加剧，显而易见危及伊核问题上的大国协调。何况，作为现今全球仅存的神权政治国家，伊朗是世界上少有的敢于对美强硬的中等强国，它的士气、实力、人口和幅员远非伊拉克能比。伊朗核问题的进展，也给伊斯兰世界乃至其他地区想要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的国家明确的提示：毫无疑问，美国及西方如若成功，将大大威慑、遏止这些潜在核国家的野心；反过来，伊朗人的胜利，会极大加速世界各地的核扩散速度。

中国既是一个东北亚国家，也是一个正在迈向全球大国层次的国家，无论朝核问题还是伊核问题，我们都不是完全的局外人，需要慎重考虑、统筹应对。不过，既然二者的情况有别，与我核心安全利益的距离远近不一，中国自然应当区分对待。首先，中国反对国际核扩散的立场不会改变，但在朝核问题上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担子，特别是用各种办法敦促美国与朝鲜这两个“系铃人”的对话，而对于伊核问题则最好充当“配角”，尤其是积极配合俄罗斯这样一个与我国有更多共同点的国家。伊朗核危机是否爆发、何时出现、往什么方向发展，不是中国所乐见、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这一点与朝核问题有质的不同，对于后者中国必须坚决、果断，必要时有倡议、有动作，让世界相信中国的郑重承诺(“和平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其次，近期要特别关注和防范各当事方内部出现的不测动向，尤其是一些带有挑衅性意味的举动，防止个别国家内部危险阴谋集团设计和诱发的国家间战争冲突。我们应当向各方晓以大义：挑衅行为于事无补，不仅危及地区稳定和国际气氛，造成对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而且会给挑衅者自身的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带来损害。在国际关系历史上，此类先例比比皆是，人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