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仲明助学金”创始人杨国强，被仲明学子所熟悉，是在2006年以后的事情。此前，他在学子们眼中是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这位大陆首富与他们贫寒得甚至交不起学费的生活相距太远。

　　事实上早在1997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杨国强一直以“仲明大学生助学金”倡立者、“你们的朋友”、“仲明助学金”捐助人等匿名的身份与大学生进行书信往来。直到2007年他才首次以明确的身份给仲明学子写信。为何长达十年一直匿名捐款？

　　杨国强在给仲明学子的信中写道，“助学金设立的前十年，我没有要求把我的名字公布出来，其实我做这些没有特意地要求其他人怎么样。”

　　他对做慈善轻描淡写：都是出于内心的感恩和本能，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没有很刻意去做。他还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寒门学子，“我和你们一样，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由于兄妹多，家庭经济困难，从出生到18岁高中毕业，我从未穿过新衣服，未穿过一双新鞋，读书时每学期7块钱的学杂家里也交不起，为了节省每天7分钱的伙食费，我得从学校徒步来回一小时回家吃饭，靠政府的助学金和亲戚的资助，我才得以完成学业。”

　　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很多人都是可以拥有的，因为这个社会提供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对于受助学子们的感激之情，杨国强谦虚地说：“帮你们那么少，也没什么了不起。希望（你们）有成就的时候，像我一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就可以了。”

　　长达十年的隐形慈善家

　　有感于得到政府的7元助学金而能重拾书包上学，1997年4月21日，杨国强亲自到广州一家报社表明要捐款助学。后来的仲明助学金管委会负责人陈心宇与这名顺德企业家进行了首次见面。事实上就在2007年4月起，杨国强家族就成为了大陆首富，而这名首富给陈心宇留下的印象是：“衣着很普通，挺朴实，身材瘦瘦的，个子在广东人中算是高的了，他说不好普通话，表达方式很‘老广’。”

　　从陈心宇的笔记中，大致可以还原杨国强的想法：“每年以个人名义，出资100万元，这笔钱属于社会帮助性质，大学生应予回捐。回捐的钱再用来资助别人，我就是希望受助的大学生凭良心回报，知恩图报，帮助更多人。”

　　杨国强的低调令她印象深刻。“他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写他的名字，不要写他的企业。”他说，“我不是怕什么，而是觉得做这么点事情，不值得多提。”

　　从这一天起，每年的秋天，该报社都会按时收到来自杨国强的100万元善款，从2006年起，这100万元的善款翻倍至200万元。

　　2006年，保守了十年的秘密被公开，打动杨国强的是“责任”二字，“希望通过这次公开能让更多的人参与、传承，去践行责任。”

　　学子创办助学金加入志愿队

　　几年后，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萍首次见到了杨国强，她回忆：“他穿着一件非常便宜的灰色上衣，光着脚，我当时不敢相信这就是隐姓埋名设立仲明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的杨国强。更让李萍佩服的是，他最早提出让受助同学签订‘道义契约’，让同学们建立有能力的时候回报社会的理念。”

　　这份道义契约，一共有五个条款，关键词在于“传承”。大学生自愿承诺在进入社会工作后，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回捐当年的资助款，用于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大学生，并在今后的日子里，积极加入到助困行列，报效社会。12月21日，533名来自省内19所知名高校的大学生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贺立平认为，尽管“道义契约”没有任何惩罚措施和时间约束，但它比法律契约、比有时间限制的契约更有效，“道义契约签在了每个人的心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脚更高的山，只要一步步走，所有困难都可以克服，各位受助者的承诺一字万金。”

　　17年过去了，除了回捐人数超过500多人，回捐款超过175万元，仲明助学金还衍生出了近万名志愿者队员，都是由曾受过资助的仲明学子及其家属加入，他们经常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广东各个地区进行慈善公益行动。

　　他们甚至还完成了杨国强关于“学子自己设立一个助学金，以一种道义责任，加入到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行列”的期待，已有三人在事业有成之后，以个人名义设立了助学金，捐助金额已突破100万元。仲明志愿队队长、曾受过资助的仲明学子张富建表示，这是一场爱心接力。

　　“爱心棒从1997年开始已经由爱心大使‘仲明’给了我们，跑第一棒的是所有受助的仲明学子，场外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这场没有终点的赛事，其中有在默默等待的寒门骄子，观摩学习准备接棒的人。只有心中充满感恩之情，才会想到回报，才会想到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