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文明起源的前夜，中原地区成为农业资源最为丰富的会聚地。当时，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并存着五六个不同的农业文明区。从粮食种植来看，当时东北的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的黄河上游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前者还种有少量的大豆，后者种有少量的小麦和大麦；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是稻旱混作，小米和水稻的种植比例旗鼓相当；而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区域，则仅有水稻。唯有中原地区，虽然仍以小米为主，但水稻、大豆和小麦的比重已经很大，打破了粟和黍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五种农作物相对均衡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刘建国研究员，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已经发掘的考古遗址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方地区的人们，基本都生活在河流两岸600米的范围之内的台地上。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可以有效地躲避洪水等天灾的侵袭。

天然资源丰富的长江流域，在长时间里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一直以渔猎为主，其农业也是单一的种植稻谷，这种简单的经济形态不需要复杂的管理，对复杂社会的形成起到了滞后的作用。而地处中心位置的中原地区，却可以广泛吸收其他几大农业区的精华，成为当时中国农业文明传播的交汇之地。

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在当时代表了最高级的生产力，人们可以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习性，在不同季节、不同特点的地块上耕种，从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另外，还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在当时落后的技术条件下，天灾和瘟疫无疑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1845年爱尔兰爆发的震惊世界的马铃薯危机就是因为过度依赖单一农作物品种。赵志军甚至推测，曾经繁盛的良渚文明，之所以昙花一现，很可能也是因为其过度依赖单一稻作农业的结果。

当黄河流域广泛饲养猪狗牛羊的时候，南方的长江流域仍停留在渔猎为主的局面，家猪只占较小的比重，黄牛和绵羊则压根儿没有出现。中国最早出现的农神炎帝是牛首人身的形象，证明了黄牛在当时的地位。到商代，黄牛的地位达到顶峰。《礼记》中有记载：“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可见，祭祀的规格已经有了明显分化，而黄牛则代表着最高等级的地位，王都和地方聚落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早期的阶级分化诞生。

农业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以往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改造，人们开始祈求风调雨顺，对农神的崇拜催生了原始的宗教和祭祀。此外，农业还催生了天文、历法的进步。至先秦时期，《尚书·禹贡》、《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上农》等篇章，已经包含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和农技理论。

自西周时期开始，在休耕地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农肥耕作。最早的施肥技术，是当时的农夫把杂草或用铲子铲除，或用火烧死，或使其被炎夏的热雨水浇死，这样，死去的杂草便腐化成为农地最早的肥料。复杂的田间管理，催生了最早的农业生产制度，较为整齐划一的沟洫制度开始在黄土高原地区逐步出现。

有关农业诞生的原因，长期以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博赛洛普提出来的“人口压力说”，他认为农业的出现是因为人口增长和环境变迁带来的觅食压力，因为按照“最佳觅食模式原理”，相比悠闲的采集和狩猎生活，农业种植需要投入更多劳力、冒更大的风险，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另一种理论是由加拿大学者海登提出来的“宴享说”，他认为农业种植产生于人与自然界相互进化的过程中，是为了在宴会上博得他人（尤其是异性）的赏识而主动栽培出来的新食物，因为相比旱涝保收的采集生活，农业种植需要更长的周期，只有在那些食物相对充足的地区才有条件进行。

1万年之后回看，对人类来说，农业的出现是福音吗？恐怕直到今天也不能完全这么说。1万年前，面对控制人口还是增加粮食的难题，我们的祖先选择了后者。可是，今天的研究表明，农业出现以后，人们的身体并没有变得比“采集－渔猎”时的祖先们更高大更健壮，因为农业降低了人们获取营养的多样性。农业养育了更多人口，滋养了社会文明，可是也带来了许多麻烦，诸如营养不良、饥荒和传染病，更重要的是，还带来了贫富分化、阶级压迫和永无休止的战乱，激发了人类的自私和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