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这面镜子

　　照出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

　　欧洲的发展到了一个坎儿。摈弃欧洲价值即为普世价值的“欧洲中心论”，还原欧洲文明作为地区性文明形态、欧盟作为地区一体化的独特性而非普世性，成为欧洲文明复兴的希望。

　　而欧债危机所显示的，欧盟的制度创新，不足以挽救欧洲文明衰落的命运。欧洲的麻烦，是不善于学习，以教师爷姿态而固步自封。

　　欧洲需要“第二次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催促欧洲、中国一同去实现文明转型，激活原生文明中代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嫩芽，扬弃成熟文明形态中能够适应未来人类发展趋势的部分，创新文明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再次睁眼看中国，并非文艺复兴期间的想象与期待，而

　　是全面、辩证地看待中国文明成就，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中国发展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

　　从治理方式看，中欧差异较大。但从文明角度看，中欧又何其相似。为了超越国家与宗族的狭隘，中国古代先贤大力提倡“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理念。如今，面对危机重重的局面，欧洲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不约而同地给欧盟开出超越“民族国家—超国家共同体”二元论的药方。哈贝马斯《欧盟的危机》一书给出的药方是，“国家间的国际共同体必须发展为国家间与世界公民间的世界共同体”；丹尼尔·孔·本迪与霍夫斯塔德在《为了欧洲：欧洲的后国家革命宣言》一书给出的药方是，“朝向一个真正的联合与联邦的欧洲而非权力集中的超国家”。

　　欧洲不是没有希望，只是欧洲梦在褪色。欧洲的关键不是去抗拒“变天了”，而是欢迎并坦然接受现实挑战，超越和否定“欧洲中心论”，不再沉迷于“西方”，以更大的胸怀包容乃至反哺中国崛起，通过推动人类文明转型而实现自身文明的凤凰涅槃。

　　从文明发展史的高度

　　观察中国崛起

　　西方文明源头在欧洲。反思欧洲文明，是为了更好地厘清中国问题，因为西方的入侵让中国失去了传统身份和文化自信。我们的思维局限于先进-落后的东西方路径演进，没有上升到人类文明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层面。

　　人们的意识往往滞后于时代变迁。我们仍然缺乏文明自觉与文明自信。我们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太多受到近代此消彼长的中西权力转移的影响，以至于不能自信地对待西方，自觉地面对自己。

　　坚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必须超越两种思维：其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思维；其二是学习、追赶的惯性思维。

　　为此，我们必须从文明发展史的高度观察中国崛起的态势。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历史上却从未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两到三成，与今天占一成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发生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而非此前独立的“天下体系”。中国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面临的是文明转轨与身份转型；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要求复兴中华原生文明、推动中华文明转型、引领人类文明转型、创新。一是从生产方式讲，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信息)文明；二是从生活方式讲，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向不同文明间的互容互鉴、和谐发展升级；三是从思维方式讲，从地域性文明转化为全球性文明。

　　在文明转型过程中，中华文明不得不再次面对西方、直面自己、面向世界。不过，这次是民族自觉行为、自主选择。它要解决的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的问题，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当中华文明走向海洋，才能塑造包容自己历史、包容西方的全新文明，为世界探索超越西方的发展模式与文明形态。

　　欧洲海洋文明的颓势、中华文明复兴的态势，并非欧洲命背而中国幸运，实乃术、势、道三层逻辑的自然演绎。先说“术”。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推动中国通过学习效应迅速缩短了与先进文明的发展差距。再说“势”。尽管欧洲文明的国家扩张、个性张扬在世界待开发的时代占据先机和上风，但当世界进入了资源稀缺时代，中华文明则适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复兴乃顺应了世界大势。最后说“道”。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包容、创新精神，为解决人与自然、国与国对抗式、冲突型世界发展之道，提供了希望。

　　文明转型的逻辑：

　　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

　　从文明观念角度，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动力，主要是“文明的代差”——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侵略，推动了文明的扩张和进步；围绕“文明代差”形成的剩余价值的攫取，则产生了文明竞争和创新。鸦片战争，使得农业文明臣服于工业文明；对“文明代差”所产生的“文明红利”争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一模式到了冷战结束，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告一段落。世界是平的，说的是“文明的代差”消失了。

　　近两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第一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再是我解决“我的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他解决“他的问题”——经济危机、工人罢工，而是一起去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不仅要探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且要探讨中华民族如何“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美国影响最深。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融入全球化为发展途径的阶段，这是自然的。然而，中国崛起的态势并非简单的开放融合，而更多是改革创新，是文明崛起、民族复兴和大国兴起的三位一体。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影响中国近代最深的欧洲文明，是中国从追随国家走向领导型国家的不二选择。欧洲文明曾孕育、滋润了美国崛起。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也是从欧洲继承的。现在到了中国汲取欧洲文明营养、欧洲文明反哺中华文明复兴的时候了。

　　作为东西方文明连续性、现代化与活力性最强的两个代表，携手开创人类发展新纪元，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复兴，是中欧文明的历史使命。

　　中华文明历史上两次遭受异质文明“入侵”：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前者成功将佛教文明内化为中国的禅宗与佛学，后者不成功，迄今对西洋文明食古不化。因此，中国崛起的道统性挑战便集中于，中华文明能否将西方普世价值包容成人类共同价值？其出路，就是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契合，通过中华文明自身转型引领人类文明转型，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地位。这就是中国崛起的文明担当。

　　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通过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摈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0”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改革不只是消除制约发展道路上的体制、制度障碍，更是制度创新、文明转型！文明转型的逻辑是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中国不仅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要帮助其他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成为世界强国，也要让世界强国寻找到维护自身地位、生活水准尊严的非“零和”之路，实现包容性崛起，彰显中国和平发展的普遍关怀与世界意义。一句话，中国改革，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