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之初

　　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当中国处于春秋末年，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时候，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希腊文明也突然兴起。当中国涌现出老子、孔子、孙子的同时，希腊也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也许这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是这些东方和西方的智者却创造了一直绵延至今的两大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开始就说：“哲学和科学原是不分的。”实际上，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也同时就是科学家。毕达哥拉斯是一个数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柏拉图精研几何学，而亚里斯多德则几乎是逻辑学和物理学的创始人。西方科学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依旧传承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

　　让我们从一个现象来看一看西方科技的特点。毕达哥拉斯有一句名言：“万物都是数”。这种哲学思想造成了西方科学的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的，当牛顿写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数学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更无可动摇了。回到古希腊时代，欧几里德综合了柏拉图的几何原理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写出了长达两千多年也未做大的改动，甚至今天仍然是我们中学几何教科书的著作——《几何原本》。这本书从23条定义，5个公理和5个公设出发，推出了467条定理。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公理本身是正确的，推理过程也是正确的，那么得到的结论也一定是正确的。至于说公理本身为什么正确，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这方面无需证明。当我们周围的一些现代人嘲笑佛家弟子对佛的虔诚信仰时，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他们所信仰的科学主义的基石其实也是一些未经证明而且无法证明的东西。

　　公理的来源是人的观测。实际上我们却永远无法保证我们的观测就是真实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原貌。打个比方说，这个宇宙中有许多天体是不发光的，发出的是肉眼看不到的电磁波，但是人们看不到它们的存在却并不等于它们不存在。而当人类使用各种望远镜将他们发出的电磁波转变为可见光的时候，我们实际看到的是那个星球在可见光频谱范围的投影。这就好比一个只能识别黑白的电视机，即使收到彩色信号也仍然要将信号转换成不同的灰度一样，我们只观测到了彩色在黑白上的投影，当然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也许公理也是一样，由于某种更基本的因素造成了公理看起来是成立的、永恒的，我们看到的公理也不过是那些更基本的因素在可观测世界上的投影，只要那些更基本的因素稍有变化，公理和由此建立的整个西方科学体系都需要大幅度的修改，甚至会轰然倒塌。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就是这种修改中幅度不那么太大的一个。

　　文艺复兴

　　让我们跳出刚才那似乎是哲学范畴的讨论，再来看看西方科学的发展史。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被罗马帝国征服。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十四世纪，古希腊的文明不但没有发展，甚至几乎完全毁灭。公元四世纪初，基督教在历经三百年的迫害后成为罗马国教，从那时起将近1000年的时间中，欧洲处于中世纪的教会绝对统治时期。十四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入侵东罗马，许多学者带着大批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这使得西欧人有机会了解了古希腊辉煌的文明和艺术成就，一股汹涌澎湃的“希腊热”浪潮迅速席卷西欧，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复兴，在随后短短50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科技取得了突飞猛進的发展，再次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如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培根、笛卡尔、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等。

　　数学和天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兹各自独立地研究出了微积分，开普勒和牛顿则在天文学上成就非凡。这些科学上的发展从它规模和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对古希腊文明的革命，但是其本质里仍然承传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观测、归纳公理和逻辑推理。即使如象征现代科学巅峰的相对论也概莫能外：因为相对论把“光速不变”和“相对性”作为无需证明的公理前提。换句话说，只要推翻了这两个前提中的一个，相对论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物质与能量的突破

　　整个科学体系一直到“文艺复兴”后将近35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染指人类的生活，而是基本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发展。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末期，西方文明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因就是一个叫瓦特的人发明了蒸汽机。

　　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前，所有的纺织厂都是建在山谷里，利用高山上的水在飞流直下时产生的机械能带动纺织机的运转。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从此纺织厂可以建在都市中。人类的文明也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工业革命”正式开始。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把蒸汽机装在轮船上，结束了航运中的帆船时代。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把蒸汽机装在火车上，开启了陆路运输的新纪元。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蒸汽机已经在欧洲和北美被广泛采用，这就是所谓的“蒸汽时代。”

　　1831年，法拉第发现闭合线圈在切割磁力线的时候，会在线圈中产生感生电流，这也是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把机械能转变为电能，宣告了“电气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西方化学史上也出现了一些划时代的事件。1808年，英格兰化学家道尔顿出版了《化学哲学新体系》，提出了原子作为化学反应最小微粒的学说。对于原子之化学属性的研究又使得苏联科学家门捷列夫在1869年2月做出了元素周期表。也许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看，为什么物理学和化学上的这些新发现对于人类文明的推進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人人都知道树木可以造纸，觉得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不过琢磨一下会发现它背后的原因是很深刻的，这个过程同时涉及到两个方面：首先人必须认识到构成树和纸的基本成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纤维，这是对物质认识的一面；还有就是我们掌握的能量必须可以把树木归还成纤维，并按照纸张的纤维排列顺序進行排列，就可以生成纸。这个例子基本上还是属于物理变化，也就是不改变分子的结构，仅仅改变分子的排列程序。如果对物质和能量的掌握更深一步，就是化学变化，改变的是原子的排列程序。比如我们可以用石油制造橡胶、沥青、塑料等等。

　　对物质的探索和能量的掌握每当深入一步，人的生活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蒸汽时代和电子时代的到来仅仅是因为人类掌握了一种能量的转变。化学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发明合成材料。计算机的发明与其说是科学的進步倒不如说是技术的進步，因为数理逻辑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由布尔创立，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的演变过程只不过是人类认识到了半导体这种物质的特性而已。

　　物理学的飞跃与困境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物理学出现了一次大飞跃，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开始探索原子以下的微观世界。爱因斯坦提出了适用于微观世界的相对论，玻尔画出了原子的结构图，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力学的观点，海森堡证明了测不准原理。每一项重大发现都是对成熟的经典物理学理论和时空观的巨大冲击。

　　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不但验证了爱因斯坦有关物质质量和能量之间的关系方程，更向人展示了微观世界的巨大能量。然而六十多年已经过去，人类科学在认识物质和掌握能量上的突破却举步维艰。设想一下，按照现代科学的认识，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不外乎质子、中子和电子。如果我们有这样一口大锅，可以把一切物质熬成“基本粒子粥”，然后再按照我们的需要随心所欲地排列这些基本粒子，我们就可以点石成金，可以化一切腐朽为神奇，而且就象树木造纸那样方便。

　　当然实际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仅仅将原子打碎成基本粒子所需要的能量不啻于原子弹的爆炸。这样大的能量对于只能熟练利用机械能或化学能的人类来说就象是一只蚂蚁要举起一棵大树一样。另一方面，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粒子之间的作用力和行为特性知之甚少，又怎能随心所欲地操作和排列那些借助目前最大的显微镜也无法看到的粒子呢？

　　事情到了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1927年，海森堡发现了“测不准”原理，即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精确测定，因此量子力学就不能不表现出随机性，即粒子的运动是随机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该理论推翻了传统科学和传统哲学中强调的因果性。接着，玻尔和海森堡又共同研究出了协变原理，即在微观领域進行观测的科学家们所观察到的事物与观测者观念和观测手段有关。这又打破了另一个西方科学的基本信念：存在一个独立于观测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粒子物理学家前不久提出的超弦场论，认为基本粒子的构成是一个弦，长度为1.66*10^-33厘米，如果要拉断这根弦则需要10^19电子伏特，这种能量相当于一个原子核裂变的100亿倍。人类不得不望着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能量而徒唤奈何了。

　　转换一种哲学

　　在十九世纪末，整个的经典物理学——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已经相当完善。科学家们认为辉煌的物理学大厦已经竣工，剩下的只有一些修修补补的小工作了。就连被公认的物理学权威开尔文勋爵也在当时的物理学年会上说：“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的第六位去寻找了。”

　　然而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的两大突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第一次提出了相对论的理论。与众不同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没有引用任何一篇前人的科学文献，而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创作的。爱因斯坦深受斯宾诺莎和马赫的哲学思想影响，他自己也多次说过：“与其说我是个物理学家，还不如说我是个哲学家呢”。量子力学的领军人之一海森堡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并著有《物理与哲学》一书。威尔杜兰在《西洋哲学史话》序言中说到：“各种科学都始于哲学，……科学仅能传授知识，只有哲学才能给以智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突破，实际上是哲学的突破。

　　狭义相对论打破了古老哲学中的绝对时空观念。速度的变化（观察者的运动）使时间具备了伸缩性，所谓“现在”的概念并没有绝对性。例如著名的“双生子效应”：一个宇航员高速航行若干年后返回地球，变得比他留在地球上的孪生兄弟年轻了。1915 年，爱因斯坦完成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突破光速极限的时空弯曲甚至可能导致时光倒流，从理论上人们可以走向过去，也可以回到未来。

　　量子力学则打破了人们认为存在一个“客观”世界的观念，让科学重新变成了“形而上学”。西方科学就是建立在观测、归纳和验证的基础上的，如果第一环节都会因“测不准”而人言人殊、见仁见智，后续的归纳和验证当然也就彻底失去了基础。再往下微观世界发展下去，西方科学已经无路可走了。

　　西方科学弊端和出路

　　在文艺复兴的初期，即使包括象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仍然对上帝心存敬畏。就在科学研究到达巅峰的时候，牛顿转而研究《圣经》，并说：“这最美丽的太阳、行星和彗星的系统，只能从一位智慧的、无所不能的神的计划与控制中产生出来。”人们也发现自然界原来是如此的和谐和壮丽，其构成之精妙让人怀疑造物主其实是一位最伟大的数学家。

　　然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却随着科学的发展渐行渐远了。科学上的辉煌成就冲昏了人类的头脑，对于自然一知半解的人开始妄自尊大。康德说：“给我物质，我就能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拉普拉斯对拿破仑说：“陛下，我不需要上帝这货色。”尼采则宣布：“上帝已死”。自然界不是上帝造的，因此我们无须敬畏和爱惜，可以随意“开发”、“征服”、“改造”，成了许多现代人的理念。而進化论的出现更進一步把人推离了神。

　　西方科学的一条指导思想是，把被研究的对象从环境中割裂出来，再進行抽象，因此其结果通常是不考虑该对象与环境的互动，也抛弃了操作该对象时对环境的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气污染、温室效应、厄尔尼诺、滥砍滥伐、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都是现代人类利用这种思想和科学手段去“改造自然”的恶果。

　　没有了永恒的造物主，没有了最终的善恶标准的裁决者，谁拥有能量、谁拥有了权力，谁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思想不仅造成了人类道德上的灾难，也造成了生态上的灾难。美国科学家莱斯特布朗在他一本著作的扉页上写下这样一句发人深思的话：“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面对现代科学的困境和弊端，也许我们必须转换思维，从中国那宏大而深刻的东方哲学体系中去寻求答案了。

源远流长华夏文明 后世不绝活水源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大约5000多年以前，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几乎在北非、中东、南亚和东亚那几条世界上最长的大河两侧同时崛起，各自独立创造出辉煌的文明。

时间的流逝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在柏拉图《对话录》中记载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已葬身海底；埃及那写在羊皮和纸莎草纸上的象形文字毁于战火；巴比伦那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淹没于漫漫黄沙之中；玛雅人的典籍被西班牙人焚毁；哈拉巴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石刻楔形文字象天书一样无人能够辨识。这些文明的毁灭无声无息，让我们无法猜想是什么样天崩地裂的劫难将这些深刻的智慧真知一一摧毁，仅仅留下了中国作为人类曾经沧海的见证。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和古希腊的文明香火也许随着亚述、波斯、希腊、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武力征服而相互融合，并在东罗马帝国保留了下来。中间虽然经过长达一千年神权至上、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古希腊的文明还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而在公元十四世纪从欧洲全面复兴了。

古老的东西方智慧心有灵犀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第一章的开头说道：“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

当中国正处在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古希腊文化也突然繁荣起来，并诞生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不可思议的是，在亚里斯多德以前，这些哲学家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竟然与中国的古圣先贤们心有灵犀！

《西方哲学史》第一个介绍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 “万物都充满了神”，这与中国“万物有灵”的说法不谋而合。

毕达哥拉斯则相信“我们被束缚在一个轮子上，它在永无休止的生死循环里转动着；我们的真正生活是属于天上的，但我们却又被束缚在地上。唯有靠生命的净化与否定以及一种苦行的生活，我们才能逃避这个轮子，而最后达到与神合一的天人感通。”这与佛教中的“六道轮回”、“涅槃彼岸”、和道家的“天人合一”何其相似乃尔！

古希腊人相信宇宙是由“土、气、火和水”构成的，这又与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证悟的“四大”学说——即“地、水、火、风”生成了宇宙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提到的四种因素顺序不同而已。

与毕达哥拉斯处于同一年代的人物就是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老子说：学习要不断的進步，而修道却要不断磨损，损之又损，最后达到“无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毕达哥拉斯与老子有着相似的看法，他曾经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三种人，即商人、运动员和观众来比喻，倡导超然物外的观察，并说只有这种“无所为而为”才能达到“最伟大的净化”，并跳出轮回。

毕达哥拉斯认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佛教认为“天下之苦无过有身。身为苦器忧畏无量。”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从没有过文化交流，但又是各自民族最为尊敬的先知和觉者竟然对宇宙和生命有着如此类似的看法，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新约全书》上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也被道家尊为“古仙”，道家供奉的天师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黄帝遍历名山、访真问道，以至最后得道升天的故事。环顾这些文明古国在地球上缔造的奇迹，从埃及的金字塔、玛雅人的神庙、巴比伦的通天塔到已经葬身沙漠的古印度哈拉巴文化，似乎绝非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所能创造。翻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巴比伦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到中国西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都是一段“人神同在”的历史。莫非就是这些造就各个民族的主，以他们洞见宇宙奥秘的无量智慧在历史的开篇处为他们的子民开启了最初的文明之门？

体证还是实证？

当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胡而去，孔子哀叹“天下无道久矣”而病殁于鲁国后不久，在雅典城邦的监狱中，一位衣衫褴褛、散发赤足，而面容却镇定自若的老人接过狱卒端進来的一杯毒药，一饮而尽。之后，他躺下来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的弟子柏拉图当时就坐在床前，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苏格拉底这个被德尔斐神坛称为最有智慧的人撒手西去了，古希腊文明的香火传到了柏拉图的手中。柏拉图并不认为真正的智慧来自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测和学习，而是来自于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世界”。柏拉图说，人的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并不需要从实践中获得。造物主把理念放在灵魂中，又把灵魂放在肉体中，灵魂不朽而且轮回转世。 “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進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 而至于如何才能回忆起理念世界，柏拉图和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

在现代哲学研究体系中，柏拉图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然而翻开佛经，我们却能看到这样的论述：释迦牟尼佛在开悟之后，观察到一切众生都具有智慧的种子，只是由于妄想和执著而遮蔽了智慧的光辉，从而贪染爱欲、沉沦苦海，无法证得佛果，抵达智慧彼岸。如果人能出离妄想和执著，则一切智慧自然就会出现。这难道不是可以与柏拉图回忆理念世界的说法相互印证吗？

东西方的智者都认为智慧来源于自身，或者是自己的灵魂，或者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智慧种子，因此要想成就无上的智慧，就必须走一条返还本性的内求之路了。老子说：不离开家，就知道天下的一切；不用看窗户外面，就能知道天道；离开本性越远，智慧就越少。所以圣人不用动却什么都知道，不用看却什么都能看见，不用做却什么都能做成。老子又说：芸芸众生，只有回到他的根本，才能达到清静；清静才能回到生命之源；回到生命之源才能达到长久不变；知道了长久不变才会智慧明利。佛经上说：要知道，形在苦者、心则恼乱；身在乐者，情则贪着；这两种都不是修道的正因。苦乐都舍弃了，行于中道，心则寂定，可以修‘八正道’，而超出生死的苦海，圆满无量的智慧神通。

老子的“清静”和佛陀的“寂定”难道不是和柏拉图的“闲暇”一理相通吗？

传统的东方哲学和科学思想正是源自于佛、道两家的人体修炼，因此他们认识宇宙和生命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是向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就是体证的，而不是实证的。对外的观测、归纳、建模、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在东方智慧中并不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看一看东西方这些先知的著作就会知道，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哲学著作都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概念定义也力求准确。认同了他们的概念定义和逻辑推理的过程就会认同他们的结论，这就是实证。而从《周易》到《道德经》或者《论语》，他们却与西方的实证方法格格不入，东方的觉者们根本就没有想说服任何人，他们只是阐述自己对宇宙和生命的看法，寥寥数语，文字上下和章节之间也没有什么连贯的逻辑。信与不信全在读者，所谓“师父领進门，修行在个人”。

正因为文字表面的模糊，才能在文字的里面隐藏无数的内涵。一个商人看《道德经》可能看到的是如何经商，政治家看到如何治国，军事家看到如何行军打仗，老百姓看到如何做人，道士看到的可能就是出世修炼的著作，一切全凭信徒自己的体悟。这种体悟来自心灵“得意而忘言”的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证实给他人看。

实际上，一直到柏拉图以前，西方的科学也有很多内省的因素。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当柏拉图死后，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却突然带领着西方文明与东方的智慧分道扬镳了。

歧途

亚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不同。亚里斯多德几乎对自然界的各个领域都進行过系统的探索、观察和实验，这与反对观察和实验，甚至以观察为“戒律”的柏拉图完全相反。虽然亚里斯多德的方法被现代西方科学奉若神明，然而他却在科学上做过许多错误的论断。罗素说“自迄十七世纪的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進步都必定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开始的。”

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从那时候开始，西方科学似乎下定决心走上了分析和还原的路。“所谓分析，是指把真实的世界拆分成无限多的、再不可分的、彼此缺乏内在联系的基本粒子；所谓还原，就是将万事万物 ( 也包括人 ) 看作一堆堆的活动着的原子的单纯叠加，一旦了解了一个原子的结构和活动规律，就掌握了一切。”

现代物理学已经认识到了探索“基本粒子”的不可行性，然而就算了解了“基本粒子”的规律，我们又需要多么超巨型的计算机才能对那无限多无限小的“基本粒子”進行“叠加”？

《第三次浪潮》一书作者托夫勒在为《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撰写的前言第一句话就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

当代的一位核物理学家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科学越发达，理论越艰深，学科也就越是高度地分化，人的专业知识面也日趋狭窄。如果你问某位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他可能会说：我在化学研究院、物理化学分部、理论化学研究所、量子化学研究室、从头计算方法研究组、从事多原子分子课题中位能面计算工作。你尽可以和他讨论‘从头算’方面的问题，但倘若超出这个范围，可能会使双方都感到尴尬。一问，嘿然；又问，敛容；三问，正色；再问则拂袖而去。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个曾在宫廷御膳房供职的厨师。他后来受雇于某大家。主人想以其资历炫耀一番，命他烧制一桌宫廷筵席宴客，答曰不能，因他是专做宫廷点心的。又令其制做一席宫廷点心待客。又答曰不能，因为他是为做某种点心专职切制葱末的。也许当今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人中就有不少‘专门切葱’的。

“人人都知道瞎子摸象的故事，然而也许我们就在干着类似的事。如果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算是研究过‘大象学’的话，近代科学家们早就分别潜心于‘象腿学’、‘象耳学’、‘象尾学’、‘象牙学’等分支了。而现代的博士生导师已带领众多弟子分兵于‘象腿学’中的‘象脚学’、‘象趾学’、‘象腿力学’等次级分支了。”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边缘科学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实际上所谓的边缘学科无非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交叉领域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我们已有的知识進行整合，那也不过是把“切制葱末”和“和面”的整合在一起，离真正做出宫廷御宴还不知相差多少呢。

从有限到无限——天人合一

自然界无所谓“光”，只有不同频率的电磁波，而人类可见的光谱仅仅占电磁波频谱的几十亿亿分之一，两个中子星相撞所爆发出的伽马射线强度再高，对于人来说也是一片黑暗；自然界无所谓声音，只有不同频率的振动，人类只能听到二十赫兹到两万赫兹的频率的振动，唐山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400颗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同时爆炸，然而人们却听不到那地震前“振聋发聩”的次声波；人类的大脑中只有100亿个记忆神经元，相比已探知的120多亿光年大小而且还在继续加速膨胀的宇宙，即使想采用“分析和还原”的方法认识宇宙，每个神经元又怎能记得住一光年以上范围宇宙的全部信息？相比于宇宙那千奇百怪的现象，人类只有有限的五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我们怎能保证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真实体现？是否只有我们感受得到的才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与宇宙广袤无垠的空间相比，地球不过是一粒微尘；与宇宙无始无终的时间相比，人类的历史比眨眼之间更为短暂。中国人经常讲天、地、人三才，然而论天，现代的科学解决不了月球这个与我们最近的星球的未解之谜，更不要说那几十亿上百亿光年以外的天体了；论地，我们连地震的预报都解决不了，对地球的内核我们更是茫然无知；论人，我们连自己大脑思维的来源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迈过生死这一关。

当现代人类穷尽心力探索宇宙的起源时，老子却在两千五百年前讲出了这个起源，叫做“道”。至于他讲的“道”是什么，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人类的语言没有确切的名词。

《列子?汤问》记载，上古有一种大树，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天，八千年为一个秋天，而土壤中有一种霉菌，早上出生，晚上就死了。天池中有一种叫做鲲的鱼，其广数千里，还有一种叫作鹏的鸟，翅膀就象天上的云那么大，而江浦之间有一种叫做焦螟的虫子，细微到一群焦螟飞到一个蚊子的睫毛上睡了一宿，天明飞走的时候，蚊子却没有感觉。如果说焦螟在用“分析和还原”的方法研究鲲鹏，人人都会哈哈大笑，不在同一个时空参照系中，焦螟怎能知道大鹏鸟抟风运海，振北图南的志向。并不是老子不想准确地告诉我们“道”是什么，从宇宙的尺度来看，人与焦螟有何区别？也许这就是老子为什么说：有一个东西在天地之前就产生了，而又从中产生了天地，我不知道管他叫什么名字，就勉强叫做“道”吧，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渺小而脆弱的人啊，与无量无际的宇宙相比永远都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人真的想认识宇宙，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使自己的生命达到无限，达到无穷，达到“天人合一”，而这一点也只有得天独厚的人可以做到。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道家看来，人顺应自然的过程就是人体修炼。

修炼文化

自从中国有了历史，人体修炼就成了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乃至与中国文化血肉相连。

伏羲氏是三皇之一，出世的年代比轩辕黄帝还早。《三皇本纪》上记载说：伏羲按照天地自然的法则，根据自身、鸟兽以及身外之物的特点制作了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因此八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沟通天地自然的奇异神通。大约三千年以前，中国的历史正好走到殷商末年，淫乱无道的纣王听信了崇侯虎的谗言，将西伯侯姬昌囚禁在了羑里。西伯侯每日无事，弹琴之余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内含天地造化之妙、阴阳不测之机。姬昌驾崩后，次子姬发继位，自号武王，拜姜子牙为军师，率八百诸侯会于孟津，商郊牧野一场大战，开创了周朝八百年基业。周武王尊姬昌为“周文王”。因六十四卦为周文王所推演，故名《周易》。

《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我们知道的历史上的预言，如诸葛亮的《马前课》和邵康节的《梅花诗》都是从《周易》推演出来的。《史记 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因此《易经》也被称为儒家的“群经之首”。

西周末年，周幽王为博得美人褒姒一笑而举烽火戏诸侯，召来犬戎入侵，幽王和褒姒死于战乱。西周都城镐京毁于兵火，幽王的儿子平王见宫室凋敝、无处安身，传旨东迁洛邑，开始了长达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到春秋末年，诸子百家竞相争鸣，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名家、农家、小说家和杂家等相继出现。被唐玄宗尊为“大圣祖玄元皇帝”的老子就在这时留下了“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德经》。

在孔子诞生前几年，迦毗罗卫国太子悉达多在古印度出世，十九岁时为求清净寂灭的解脱而放弃王位出家寻师访道，后在一株菩提树下历经六年苦修，降魔成道，创立佛教普渡众生，号释迦牟尼佛。佛陀圆寂大约200年后，孔雀王朝崛起，阿育王大兴佛教并大力向国外弘扬佛法，僧侣使团甚至远赴埃及、叙利亚、缅甸和中国。传说秦王朝也接待了一批传教的僧侣，但以法家治国、“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的秦始皇毕竟未能承认佛教在中国的合法性。转眼又过了将近300年，至东汉永平年间（公元65年），汉明帝派蔡景等十几人到西天求取佛经，在月氏国（阿富汗）遇到东来传教的两位印度高僧大德——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就一起将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驮至洛阳。汉明帝龙颜大悦，在都城洛阳外为两位印度高僧建立寺庙，因纪念白马驮经而名之曰“白马寺”，至此佛教中佛、法、僧三宝在中华方始齐备，白马寺也被佛教称为“释源祖庭”。

从那时起一直到无神论在大陆被以暴力推行，中华大地上一直是儒、释、道三教并存，而儒家的《易经》，道家的《道德经》和佛家的经书都包含着对宇宙的深刻洞见。

天启神授史诗 直笔撰写信史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以神话开始的。

在雪域高原上流传着一部动人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久远年代以前，藏区妖魔鬼怪横行，天灾人祸遍地，百姓惨遭荼毒。观音菩萨向阿弥陀佛请求派天神之子临凡，救拔众生于水火，于是被赋予超凡品格和法力的格萨尔王降生人间。他凭借诸天护佑和智慧勇气平定四方，降妖除怪，最后功德圆满，返回天界。

不仅西藏这样充满神秘的地区以神话记述自己历史的开端，现代科技发达的国家同样如此。现在基督教和犹太教奉为《圣经》的《旧约全书》也是以“创世纪”开始的。《旧约》也被视为犹太人的历史，而其前五章的记述者，正是带领犹太人劈开红海走出埃及的先知摩西，故《旧约》前五章被称之为“摩西五经”。

希腊，这个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同样以神话开始了自己的历史。大约在公元前八、九世纪，行吟诗人荷马在各地讲述着被视为希腊人文化经典的《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分为两部，一部名叫《伊里亚特》，讲述了希腊人对小亚细亚王国特洛伊的远征。第二部叫《奥德赛》，讲述希腊人用了奥德修斯的木马计攻占特洛伊城后，奥德修斯历经十年返回故乡伊塔克的故事。这两部史诗尽管以战争和奇遇为主线，却包含了对古希腊奥林匹斯诸神及其传说的系统修订，被奉为希腊最权威的历史记载和宗教经典。在这里，历史和神话表现了高度的统一。

当我们把目光从南欧跨过爱琴海移向西亚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古巴比伦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记述的同样是人神同在的历史。史诗以众神创造的乌鲁克国国王吉尔伽美什的一生为主线，大量描写吉尔伽美什和朋友恩奇都与巨妖洪巴巴做战救出女神伊什塔尔，以及杀死天牛并寻找永生的过程。

在古代印度，最古老的两大史诗为《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讲述俱卢家族的后代坚战与难敌之间的战争故事，最后以坚战夺回王位却带着妻子黑公主去喜马拉雅山修道，并升入天堂结束。《摩诃婆罗多》包含了大量的印度神话与哲学观念，其目的是阐明爱、财、法和解脱这四个人生目标，而又以达到解脱为人生的最终目标。

身在东亚的中国，其上古历史更是一部神话演义。

神游太空，俯视地球，我们发现从南欧、西亚、南亚和东亚，这些古老的文明无一例外地以神话史诗开始了他们最初的篇章。然而，这些民族的历史随后又都变得支离破碎，只有中国再次显示出他的不凡。他的历史记载不但从未中断，更详尽得可以称为每一个时代的大百科全书。

历史中的智慧

犹太人最初的历史是先知摩西书写的。摩西是上帝的代言人，他得到上帝赐予的手杖，承担起了将犹太人从世世为奴的埃及领到迦南地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摩西大显神迹，也一次又一次告诫犹太人应如何遵守上帝的诫命，并留下了许多后来都应验了的预言。特别是他在西乃山得到上帝传十诫，成为上帝与以色列民族订立的契约。由摩西书写的历史，无疑是神的启示。

关于荷马的记载早已散落湮灭，他是否能行神迹我们已无可考证，但他的史诗能成为有关奥林匹斯诸神的经典，也显示出荷马迥异于常人。

《摩诃婆罗多》则奠定了整个印度的文化，其中的“博伽梵歌”成为婆罗门教的经典，也成为瑜伽修行者的经典。这个能使人达到闭气、辟谷若干天，乃至凌空飞行的瑜伽经典也绝非普通人所写的书。《摩诃婆罗多》正是由广博仙人叙述，天神湿婆的儿子象头神记载的。

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并非象“摩西五经”或《摩诃婆罗多》那样能够由一人叙述或记载，然而他的形成却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包仲”。 说唱艺人通过梦传神授而获得艺术技能。这些“包仲”艺人从未学过艺，甚至并不识字，却突然有一天在睡梦中得到神人传授，一梦多日不醒。待苏醒后即能滔滔不绝地说唱表演《格萨尔王传》的史诗故事。实为不可思议。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古老史诗，早已超过了普通意义上的历史，更以其天启神授的特点，成为各民族的智慧与文化之源，甚至是依法修行至得道圆满的天书。

神话还是现实？

人们常常会把历史上的真实当作神话或传说。当荷马离开人世2000多年后，许多人都认为《荷马史诗》仅仅是一个臆造的动听故事罢了。

1822年，在德国出生了一个考古学家叫谢里曼。当然谢里曼在出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考古学家，他的童年是不幸的，父亲酗酒且品行恶劣，然而他的哥哥却爱好文学和历史。谢里曼在自传中说他七岁的时候从哥哥那里得到一本书，背后是燃烧着熊熊大火的特洛伊城门。这张图画改变了这个小孩子一生的命运。当别人都认为那一场希腊与特洛伊之间的战争只是出自一些诗人（那时的人们连荷马是否存在都表示怀疑）的幻想时，谢里曼却发誓要找到特洛伊。他坚信荷马口述的就是真实的历史。

这个七岁男孩纯真的眼睛，从德国那张图画中向东南望去，停留在土耳其的西沙里克。他把《荷马史诗》当作经典，仔细核对有关战场的每一个细节，并根据史诗中记载的地形开始寻找和发掘工作。

1870年，一个被史学家认为不逊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日子，他在西沙里克的山丘下找到了特洛伊城。在日记中，他激动地写道“没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荷马笔下的这座不朽城市。”

史官的精神

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中国。当黄帝命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中国的文字中承载了太多的天机。

也许是一种巧合吧，仓颉本人是黄帝身边的史官。因此中国文字的诞生，似乎与历史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史记》，作为中国正史的第一部，也是从记录轩辕黄帝的事迹开始的。

春秋末年，大道隐没，父子相残、君臣相杀之事时有发生。周灵王二十三年五月，齐国的相国崔杼弑齐庄公，然后命太史伯在史简中写上庄公是得了疟疾病死的。太史伯不听，在竹简上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齐庄公名光）。崔杼见了大怒，于是杀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个兄弟，名字分别叫仲、叔、季。太史仲见哥哥死了，接替了哥哥的位置，继续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也被崔杼所杀。太史叔写下了同样的话，又被崔杼所杀。

太史家最小的弟弟太史季来了，他将写好的竹简递给崔杼，上面还是这几个字——“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拿着竹简，对太史季说：“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意思写，我就免了你的死罪。”太史季既不愤慨，也不惊慌，他平静地说“按照事情本来的样子去记录，这是我作为史官的责任，与其失职而苟活，不如殉职而死！况且此事路人皆知，即使我不写，天下总会有人去写。所以我不写也掩盖不了相国的丑行，反而惹来有识之士的讥笑。我并非不爱惜性命，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崔杼被太史季的正气所震慑，将竹简掷还给了他。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太史季出门的时候碰到了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南史氏说：我听说你兄弟几人都已被杀，恐怕无人记载夏五月乙亥的这件事，所以持竹简而来。太史季将自己写好的竹简给南史氏看，南史氏见太史季确实记载了史实，这才放心而去。

这就是“史官精神”。与齐太史家族齐名的还有晋国的史官蕫狐，孔子赞“董狐直笔”。南宋末年的状元宰相、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关押在元大都（今北京）监狱里的时候，写下了千古流芳的《正气歌》。他列举先贤鼓舞自己的意志，头两个人便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史官的正气自造字的仓颉开始，千古以降，一以贯之。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做《左传》以记事，做《国语》以记言。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道德高尚，学识渊博，为时人所崇拜。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意思是说，那些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色，摆出十分恭敬的样子，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明明怨恨某个人，却藏起来自己的想法，表面上和那人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这就是对修史者基本的要求，忠于史实，且道德高尚。历代修史者要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并且“险恶矫诬之人，不足以言史”。因此，中国的历史可谓信史。

大百科全书

中国的史书记载的不仅仅是历史。司马迁任太史令一职，执掌天文。他十岁时开始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周行天下，曾登会稽山，探禹穴，考察孔子遗风。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简要论列了一百三十篇的要旨。十二篇“本纪”、三十篇“世家”和七十篇列传的绝大部分都是讲述朝代、家族和人物的故事，而“书”八篇则是对当时科学的总结，《礼书》用来记述夏、商、周三代之礼；《乐书》记载自古以来音乐的兴衰；《律书》讲述兵法、星历与物体比例本身的学问；《历数》论述历法；《天官书》论述天文星象学与人间的对应关系；《封禅书》论述祭祀名山大川诸神的礼节；《河渠书》是有关水利学的论述；《平准书》论述经济和金融学。《扁鹊仓公列传》介绍了医学成就；《大宛列传》讲述西域诸国的历史、民风；《龟策列传》讲卜筮的要略；《货殖列传》讲各地的出产和商贸。

略述《史记》的一些章节，天文、地理、水利、医学、卜筮、经济、商贸、祭祀、礼、乐、数学、行军打仗、治理国家等各个方面都是《史记》记载和论述的内容。

司马迁在开始写作前论述写作动机时，就说他“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历代的史官在修史时都延续了司马迁的思想。煌煌二十四史，每个朝代的《食货志》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历代《方技列传》连起来就是一部科学发展史；历代经籍志、艺文志连起来就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史；历代有关五行、祥瑞、灾异的记载就是研究天文、地震等的重要史料；历代职官志就是中国官制的发展史；历代关于少数民族和外国的记载对研究各国家和民族的地理、风俗、迁移等来说，就是少数民族史和国际关系史；有关战争的记载可以连续组成中国的战争史和军事思想史等等。

从这个角度讲，二十四史并不仅仅是史书，而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大百科全书。

历史中的“历”与“史”

“历史”两个字拆开之后就是“历”和“史”，分别记录“什么时间”和“发生了什么”。

中国历史记载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他的纪年、纪月、纪日和纪时的方式，即采用“干支”。所谓“干支”是“天干”与“地支”的简称。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纪年则按顺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为始，六十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直至无穷。这种干支纪年的方式使中国历史摆脱了年代的定位问题，几千年后，中国人仍能很轻易的将中国史书中的纪年准确对应到西元的纪年上。另外中国人也以干支来纪月、日和时。换句话说，由于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个字，每一个时刻都由年、月、日、时的干支来标记，因此共有八个字。

由于天干、地支都与五行对应，而五行又進一步对应方位、颜色、季节、五脏、社会结构等，因此中国的历史中还包含了很多天人合一的因素。在历史上留下的预言中，常用五行、颜色、方位等来描述未来发生的大事，因此中国的历史研究也注定了和阴阳五行以及周易预测学有着不解之缘。这些因素都是其它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记载所没有的。

中国人保持了隔代修史的传统，自汉武帝开始，历代基本上保持了记录皇帝每日言行以及中央和地方上书题本的传统，当一个王朝灭亡后，下一个朝代便将上一朝的史料加以整理编纂，形成正式的史书。这使中国的史书成为世界上唯一一部完整、准确而连续的历史记载。

世界上不论有多少民族，他们似乎在历史的开篇处都有着惊人的巧合。第一个相同之处就是泥土造人的传说，第二个相同之处就是保留着对一场大洪水的记忆。第三个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等待神的归来——从东方佛经中记述的弥勒佛再来，到西方《圣经》中预言的上帝来進行末日审判，从非洲的埃及法老等待神回来唤醒他们，到南美玛雅人对宇宙更新期的计算，人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一场必将发生的历史大事。

别的民族似乎只是在等待，而对等待的过程（即历史的发展）并没有象中国人那样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中国人记录着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又是为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