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这很容易让人把“无奸不商”的商，与“风流儒雅”的儒联系起来的称谓，是许多学历不高的成功商人所追求的名号。他们中，因而不乏以金钱换取学位、换取职称之人。

　　霍英东先生逝世之后，也有人把儒商的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可香港一部分同胞不答应了。他们说，霍老先生虽然位列政协副主席，但他从来不附和政治。他是一个成功的爱国商人，但不是儒商。

　　儒商到底是指儒雅的商人、饱学的商人，还是唯权势者马首是瞻的商人？自有历史学家去作定论。刺激我思维的，是曾一度领先于晋商，以儒商之名饮誉明清两代的徽商。

　　古徽州，可不像山西那么贫瘠，至少山区盛产名茶，还有竹、木、瓷土和生漆，特别是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徽商虽远离边关，不能像晋商那样抓住军事消费的商机，但他们靠近鱼米之乡的江南，富庶的江南给了他们更加广阔的商业天地。本地物产加江南的大米、布匹和市场，使他们早于晋商积累起最初的财富。明末，朝廷又实行了一种“折色制”，商人可直接用银子换盐引，资金并不弱于晋商，可市场大得多、与官府关系更密切的徽商，抢走了这个垄断，风头很快就盖过了晋商。鼎盛期时，他们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于是“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徽商“贾而好儒”，直接攀援封建朝廷，与封建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在经商成功后让子弟习儒就学，捐资广建书院等，对当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晋商所不能比的。但同时，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既缺少晋商的创意，更没有潮商、浙商等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和开放心态，为他们早于晋商衰落打下了伏笔。

　　清道光年间，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朝廷废除了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以儒商饮誉八方的徽商，不可避免地早于晋商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