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正逢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到梅县招生，本人有幸被录取。我们的校址在河南省焦作市，那里蕴含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我们这一批1000多名的新生已是学校第四期学员了，9月1日正式开学，学习了半年的社会发展史就结业了。当时，我年仅18岁，地道的南方仔，此后从温暖的南方到冰天地冻的北方，且一干就是38年。

    正要分配学专业时，新疆中苏石油公司副总经理钱萍，亲临我校招收学员，在作动员报告时，钱副总经理说：“在新疆已有中苏民航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等中苏两方合作的项目，非常缺乏员工，非常需要专业人才。我公司正在筹划石油学校，望同学们到边疆去，为祖国石油事业的发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吧！”这时全校师生都沸腾起来了，怀着满腔的热血，很多同学纷纷表决心，甚至有许多同学写下了血书，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后经校方与钱总经理商定，只招收15名同学，我也幸运地被招收了。

    1952年3月，我们告别了学校和师生，从焦作火车站坐火车到兰州火车站，改坐解放军的大篷车直奔新疆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我们在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滩上整整坐了七天七夜的车，途中只能在晚上才会在兵站过夜。我们只好在每辆车上都装了几大包干粮和粉肠，每人发一个装满水的军用水壶。饿了就吃干粮、粉肠，渴了就喝口水，水喝完了就吃雪。虽然旅程非常艰苦，但每个同学都精神抖擞、非常兴奋，不时地唱着革命歌曲《到祖国边疆去》。途中，一名同学不幸因病牺牲。当时新疆刚解放不久，一路上不时有土匪出没，抢劫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据说，我们路经此地的前几天，土匪就抢劫、放火烧过一辆邮政车，无辜群众全部遇难。因此，组织上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车队前后都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护卫，并架起了重机关枪保护着我们。

    终于平安到达公司总部迪化市明园。我们稍作休整后，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对我们说：“我们的公司是中外合资共同开发石油的，有很多各行业的苏联专家及设备器材。因此，我们急需精通俄语的人。希望你们到新疆军区俄文学校后，专心地学好俄语，努力学习苏联专家的经验，掌握技术本领，成为开发石油事业的骨干，做个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听从了组织的安排，按军队的编制，享受了军人的待遇。当年的“五一”节，我们全校师生穿着绿色的军装，雄纠纠、气昂昂地加入了迪化市里组织的庆“五一”大游行。那一天，令我终身难忘。

走上工作岗位

    我们在俄文学校里全天候地学习石油专业名词、词句和生活所需的俄文。学习期间，由于石油事业的发展急需人才，已从我们的同学里分批次地抽调部分同学走上工作岗位。

    1952年8月，我们第三批八位同学被分配到独山子矿务局钻井处的钻井队当了采集员练习生，由师傅边教、边学、边工作。

    1953年3月，组织上从8名同学中抽调3名同学转行搞钻井，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在一个钻井班上当场地工，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兼任班报记录员，班报记录全是用俄文填写，供苏方的钻井技师审阅，以便掌握一天的生产动态，指导钻井中的决策。不久，我就当了钻台工，可上钻台操作内、外钳工了。由于我的个子小，不宜当井架工，就干了副司钻、司钻的工作。

    1956年上半年，我随陆铭宝青年钻井队开赴克拉玛依1号井打井，顺利完钻后又去打了2号。1956年3月，我不幸负伤退下一线，6月伤愈后调到钻井处生产技术科任技术员。1958年“大跃进”时，我所在的孙玉廷钻井队被抽调赴白碱滩参加会战，在会战中被授予“红旗青年钻井队”的光荣称号，我也从钻井技术员改任副队长。

    1960年初，石油部在各油田抽调尖子钻井队及各行业的队伍和骨干参加大庆油田大会战。我们新疆石油管理局以张文彬局长和王炳诚总工程师等领导率队带领张云清和孙玉廷钻井队加入大会战。1960年3月，我们一行顺利到达萨尔图会战基地，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大会战中。不久，孙队长调到完井作业处任党委书记，我就担任了1203钻井队队长。在任钻井队队长期间，我队连续三年被会战指挥部授予“红旗标杆钻井队”称号，我也被授予“会战标兵”的光荣称号。在此期间，我还荣幸地参加了会战指挥部每年 “五一”劳动节的庆祝表彰万人大会。

    1963年初，我从1203钻井队调到钻井一大队任钻井工程师，从此离开了一线。1965年5月，我参加了大港油田会战，任钻井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兼生产调度长。1970年3月，参加辽河油田会战，任钻井处副主任工程师兼生产调度长。1978年，任钻井处主任工程师、主管生产的副处长，直至1984年10月调入南海西部石油公司钻井公司任主任工程师。1986年6月，任宏大公司副经理。

    1989年，调入钻采工艺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1991年10月1日，提前两年多退休，结束了我足足40年的钻井生涯。虽然退了休，但我还在继续发挥余热，义务做了10年的党支部书记和糖尿病防治协会分会的会长至今。    十年“文革”

    早在1952年家乡进行土改时，我家被错定为地主成份并被扫地出门住到竹洋窝里。我和哥哥对此不服，给上级党组织呈上诉书，不但没有得到平反，反而被扣上为家庭翻案的帽子，挨了批评。1968年，我家被视为阶级斗争的一员，旧帐新帐一起算，大港油田党委拟定开除我的党籍，并上报天津市委组织部审批。后来，又因为我一贯的表现良好，认为我没有在行为上做过敌对之事，只是个人思想认识问题，开除党籍的理由不充分。大港油田党委最终决定给予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1969年初，我被下放到一个钻井队，接受工人的改造。同年，我家乡农村的革委会发专函要求大港油田把我遣返回村里去批斗、改造。后来，大港油田党委给村革委会回复了公函，其内容是：大港油田也是共产党领导的，谢达楼无需回村改造，我们会把他改造好的。因此，我有幸逃过了这一劫难。下放到井队后，安排我到钻井班，班长让我当场地工，到了冬季去锅炉房当锅炉工，班长说：“你把震动筛上的钻屑清干净，把锅炉看好，不要烧干锅就行了。

    其它的活都由钻工们帮助运钻屑、煤渣。快到下班时，将煤运回锅炉房，便于交班。”

    当时，由于钻井设备和技术落后，往往在钻井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正常现象和事故。队上的司钻就让钻工叫我，并亲切地说：“老家伙，你上钻台去判断一下怎么回事？”我每每能准确判断出发生的情况，如因地层过硬产生的跳钻，还是钻头牙轮掉了或钻杆断了等，并适时地处理好，确保了钻井的顺利进行。直到1971 年，我才恢复副主任工程师、生产调度长的职务。

    这时会有个别井队长认为我没有专业学历，有点瞧不起和抵触的看法。可就在他的井队不时发生各种事故，例如有一次卡钻事故，上下动弹不了，转盘也不能转动，必须往井内注入原油浸泡才能解卡，但要准确的判断出卡点，把原油注在卡点上浸泡一会，才能解卡恢复正常钻进。一开始，去了一名工程师处理这起卡钻事故，但没能解卡。后来，我上去重新注入原油浸泡卡点，很快就解卡了，并恢复了正常钻进。该队长对我伸出了大姆指，以表敬意。以后，只要该井队发生了事故，要我去处理后才放心。我从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通过自身努力扭转了他们对我的偏见。

    1978年，由于海上石油事业需要发展，石油部从各个油田抽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组建海上开发钻探队伍，与国外石油公司合作开发海上石油。辽河油田由王涛副局长组成一批队伍，赴广州南海东部组建石油公司。此时，辽河局的领导在审查人员时，看到有我的名字，果断对人事部门负责人说：“其他人都可以去，唯独谢达楼不能去。”留在辽河油田后，我去找他问清原因时，他要我服从组织安排。直到我已51岁时，适逢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到辽河油田抽调一批专业人才时，我才以主任工程师的职称幸运地调入南海西部石油公司。

我的历险记

    从事一线钻井工作10年间，有三件不幸的大事，真是死里逃生，令我终身难忘和后怕。

    第一次是在井队当钻工时，在提下钻过程中，本应采用大钳拉松钻杆连接口处，再用转盘松开的方法进行操作。可是，我为了抢时间，蛮干地用转盘绷口，导致力量过猛将钳尾绳绷断，转盘与内钳飞速旋转起来，而我本能地蹲下，待转盘和内钳停下来后，我才站起来，避免一起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对此，苏方司钻向我伸出大姆指来表示赞赏。

    第二次是在接完单根后，我就骑在水龙头上，伸出双手拉住大钩勾水龙头耳环，待勾上水龙头后，要人下来后才能提升水龙头。但在我还没下来的时候，司钻因提升过猛大勾与水龙头的耳环被提直，这时耳环与水龙头支架间空隙是很小的，我迅速地把脚抽出来，只把靴子夹坏，没有夹上脚，避免了一起重大的人身伤害事故。

    第三次是在克拉玛依2号井的钻井过程中，当钻到约500米深时，钻到了高压水层发生井喷，喷出大量的水，把井架冻成了一个大冰塔，后经全力抢救终于把井喷控制住了，而后就要配好重泥浆来压井。正在这时，我们班上零点班，当时的设备配置生产的条件很差，夜间没有单独配上发电机供照明，而是用代泵轴带动发电机照明。此时，泥浆搅拌机的传动皮带断了，当时还没有正规的皮带卡子，只有用两块铁片和螺母来夹住传动皮带的接口，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本应把柴油机停下来的，但因时间紧迫，不允许停工，柴油机须继续运转带动发电机供照明。在接皮带的时候，一个螺母掉在钻台地下，我就叫一个钻工下去找，我也探下头去帮钻工找螺母。皮带突然转动起来了，铁片夹正好打在我头部的右侧，负了重伤。

    井队的卫生员一边抢救，一边叫话务员用步话机向独山子领导汇报。独山子友好医院迅速地派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来到现场简单地做了处置后，将我拉回独山子医院进行救治。当时，大戈壁滩上没有一条像样的路，道路坑坑洼洼，车在上面上下左右摇摆着，行走起来非常坎坷和艰辛。我在救护车上昏迷不省人事，一路上医护人员护送着我，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终于平安到达医院。院方立即组织医疗专家会诊，决定用开颅手术将碎骨取出。

    治疗我的全过程，都是在苏联专家的主导下进行的，并由苏联的外科专家亲自主刀做开颅术，手术很成功，顺利地把碎骨取了出来，伤好后也没有留下后遗症，重回钻井战线。值此，我衷心地感谢党和领导及各方人士，特别是苏联专家及院方医护人员对我的精心救治和护理，挽救了我的生命。

结束语

    回忆起我的人生经历，有苦也有甜，我一个无知的农村小伙，又是个初中毕业生，在党和人民及各级领导的教诲和培养下，在苏联专家和国内工程技术人员的无私关爱及各方同志的帮助下，我在实践中丰富了自己的才智，成长为一个称职的工程技术人员，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今，我已年迈八旬，四世同堂，与全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作者早期曾在克拉玛依油田从事钻井工作、后任南海西部石油公司钻采工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