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明天日益向我们走近，它犹如一张从未来发来的分辨率极高、细部相当清晰的照片。正因为这样，本世纪中叶以来，未来学用科学预测全盘接收了传统科幻作品的世袭领地。 

　　到未来学，许多学院派学者都对它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些耸人听闻的不经之谈。在1986年发表的《信息崇拜》一书中，美国历史学者洛扎克就对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十分不以为然：这类图书属于当代文学的一个十分流行的领域，叫做'未来学'，它是一个庸俗社会科学、星期日副刊通俗文学和预言的拙劣混合物。其特点是轻松愉快地描述未来世界，并把这种广告宣传抬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 

　　洛扎克把未来学称为当代文学，这无非是说未来学不过是一些虚构的故事。 

　　然而让洛扎克哭笑不得的是，《信息崇拜》一书刚刚问世，许多人就把它当做另一种类型的未来学畅销著作来看待了。 

　　其实，未来学的重要价值不在于它是一种学，而在于它的话题是未来。正因为不同时代和不同身份的人越来越关注未来这个话题，所以未来学才成为五花八门的学科。不过，从未来学的发展史来看，它在通俗化或庸俗化的同时，也日益获得了比较严密的科学形式。我们不妨看看那些比较著名的未来学家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已经提到，19世纪以来的科幻作品是现代未来学的先声。那时的科幻作者，包括凡尔纳、维尔斯、贝拉米或查尔斯·里希特，都是些职业作家或二流思想家。但随着未来学在二战结束后真正开始登堂入室，未来学家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个曾经预测到地球同步卫星的英国人克拉克是一位从传统科幻作家向未来学家转变的过渡型人物。他不仅在大学中接受过系统的电子技术教育，而且成名时是一位皇家空军雷达军官。 

　 　在未来学诞生之初，它的主要奠基者大多是些社会学家。如德国未来学先躯弗莱希泰姆（O．K．Flechtheim）在40年代是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荷兰未来学的奠基人F．波拉克（Fred Polak）是鹿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法国未来学创始人儒弗内尔（B.deJouvenel）最初学习法律，以后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曾在英国牛津、剑桥和美国哈佛等著名大学讲授经济社会学；美国未来学先行者之一麦克海尔（J.McHale）曾获社会学博士，后来是美国休斯顿大学社会学院综合研究主任。 

　　这样多的社会学家把目光转向未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象征。用波拉克的说法： 

　传统社会学只关注从过去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但从现在起，人类与其说生活在现代社会，倒不如说生活在未来世界。因此，我们更关注未来。应该看到的是，未来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社会学专擅的领域。50年代以后，一大批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成就斐然的专家跻身于未来学家的行列。如维纳是公认的控制论创始人，美国著名赫德森研究所创始人之一赫尔默是一位数学家，提出地球村观念的麦克卢汉也是一位电信工程师。至于包括罗马俱乐部在内的许多未来学国际组织，其成员多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科技专家的大量介入使未来学、特别是未来预测日益具有一种较为严密的科学表达形式。

　　当然，像奈斯比特、托夫勒这样的未来学家主要是靠写畅销书成名的新闻记者，但正是这些人使当代世界的公众真正感受到了未来的冲击--未来开始成为当代人类意识的主宰。我们都记得70年代罗马俱乐部成员米都斯（M．Meadows）曾用《增长的极限》一书震动了世界。尽管今天许多学者认为该书的看法过于悲观，若干结论不无耸人听闻之嫌，但它的确使公众感受到，我们这个星球在人口、能源、环境等问题的压力下已经变得步履蹒跚，我们的世界已经接近一个临界点。

　 　比尔·盖茨和尼葛洛庞蒂等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的巨子也被归入未来学家一流，他们不仅向传统科技专家那样研制产品，也不仅像传统管理型专家那样去经营企业，而且开始像畅销书作者或熟练的广告商那样用网络＝未来社会这样的口号来轰炸当代社会，催眠当代读者。他们犹如一群从未来向公众走来的游客，那些准备向未来移民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向他们打听关于未来的消息。

目前，未来学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开展得十分活跃。围绕着世界性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作了许多近期和远期的预测和研究，并出现了所谓的悲观论派和乐观论派。

　　 中国未来研究会结合四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新趋势开展了多项预测研究工作，已在实践中初见成效。

　　 青年一代是祖国未来的主人，肩负着振兴中华的重任，办事、看问题应当具有未来观点。学点未来学知识，掌握一些科学预测的技术、方法，才能高瞻远瞩。为了建设我们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拿起“人类的望远镜”——未来学这个科学的战斗武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