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

    俗语曰：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鼓不敲是不响的，这是比喻；有理不争辩是不明白的，这是说话人要强调的。

    很久以来，已经没有见过人们为了真理、为了科学而如此忘我投入了。人们常说“熙熙皆为名来，攘攘皆为利去”，在如今这个满眼金钱的世界，能极力捍卫自己对于真理和科学的信仰，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我们并不是唯利是图的。

    2008年1月28日《科技日报》报道，在一位科学家的论文讨论会上，多位院士齐声呼吁，在科学上要有挑战传统理论的勇气，要提倡学术争论，没有争论的学术发展就没有生命力。在如今的学术圈子里，我们看到的多是一团和气，却很少听到像样的争鸣。诚如周光召先生所言：“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但凡敢跟导师、权威或者领导叫板的人，大都会闹一双免费的“小鞋”穿穿。所以，明哲保身的人往往会闭嘴。

    中国的学者要有科学争论的勇气，我们的社会也要有善纳争论的胸怀。一种观点、理论或者一项决议遭到公开的争论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相反是促进科学进步、决策合理、社会和谐的突破口。拒绝争论的人，大约是深谙“理越辩越明”的道理，害怕一旦争论开了，他的论点就要被敲碎了。

    无论人们在形式上赋予“争论”多么不同的表述,但从本质上讲,“争论是科学知识集合生产的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关于概念、方法、解释和应用的分歧,是科学的真正生命线和科学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创造因素之一。”所以,争论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活动过程的自然的产物,它在各种不同的科学概念、方法、解释和应用之间,创造了一种内在的必要张力,从而保持了科学进步的动力学机制。

    科学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过去认为是科学的，现在可能认为不是科学了；科学有一个辨正的看法，此时此地是科学的，彼时彼地就不科学了。应该允许试错。或许，99次的试错、99次的谬误后，才能产生一个真理。英国一所大学里有一个教授专门研究“鬼学”（有关人死后灵魂的学说），逢人就说自己的“学问”如何如何，而竟然也有人选修他的课。没有人说他的学问不科学而把他清除出“学术队伍”，也没有人问他要科研成果、三大检索或经济效益，他还是安安稳稳的退休了。西方社会在人文、科学上的辉煌，固然有很多原因，但能有如此宽松的环境，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脑力劳动不同于体力劳动。对于体力劳动，比如搬砖头，100个人肯定比一个人搬得快，有一个人偷懒或走歪路，其整体效率肯定会降一分；而对于脑力劳动，却不是这样的。99个人自以为正确但实际上错了，可是第100个人对了、“科学”了，其效果和100个人同时正确是一样的。换句话说，100个爱因斯坦同时发现相对论，和一个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对于整个人类的效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去甄别那99个错误者、笨蛋、疯子或骗子——尽管这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如何才能让那第100个“科学”理论出现。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中国多得是那99个唯圣贤是从、唯圣上是从、唯权威是从的人，却独独缺那第100个“科学”，这一缺，就缺了两千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只有做好心理准备去忍受可能多达99个的错误、笨蛋、疯子或骗子，才有可能等到那第100个“科学”。为了爱情，可以“千年等一回”，“等你最爱”。等不及千年，至少也要多认识几个异性、多谈几个对象吧？谁能保证第一个就是“最可爱的人”？

    一些在别人眼里的“疯子”，或许就是天才呢。当阿基米德光着身子从浴池里跑出来大喊：“尤里卡！尤里卡！（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时，在外人眼中，难道不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吗？详见网友烟波钓客的文章《关于伪科学争论的一些思考》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2120999###

    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由于认识观上的差异和新的发现，曾经发生过多次理论的大论战，历史上发生过理论重大论战的有：近距作用与超距作用；热动说与热质说；光的微粒说与热动说；关于运动量度；围绕伽伐尼电流；关于原子是否存在；关于阴极射线本性；围绕电子的一场论；皮克林谱系；波尔与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完备性；围绕定比定律；关于原子论；有机化学中一元论与二元论；关于地球形状；关于地球年龄；水成论与火成论；灾变论与均变论；大陆漂移与固定；宇宙岛之争；关于太阳系起源；“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关于获得性遗传；围绕冷核聚变；新灾变论带来的争论；地外是否存在生命；电脑能否取代人脑……

    在伽利略和牛顿发现惯性定理以前，亚里士多德的“没有力就没有运动”的说法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被认为是“科学”的；在没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候，牛顿体系和以太理论被认为是认识宇宙的“科学”；在没有现代西医、尤其是巴门尼德发现细菌以前，放血疗法也被认为是“科学”。“蛙腿论战”是科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一次论战,它推动了电化学、电学、电磁学等科学的发展和生物电的发现及电池的发明。探究性学习超越传统的单一学科学习的框架,有利于促进学生身心和谐统一地发展。

    历史上论战最惨烈的应该是，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为此布鲁诺被反动教会烧死，处以火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伽利略被监禁。其次应该是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拉瓦锡，被反对者送上断头台，还有一些为科学坚持真理的人含冤而死或被迫害致死。科学的发展是艰难的，是正义与反动的较量，是进步与保守的殊死斗争，而不是温良恭俭让。一些卑鄙之徒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一切手段向触动自己利益的人进行疯狂的迫害，这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

    没有哥白尼的日心说，即使是现在的人，仰望天空，每天看到的也是一切天体都围绕着地球转，绝大多数人，都会必然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人们对于观测到的现象，只有认真的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即使是对实验中发现的现象也应该是如此，其结论才能是正确的。

    2000年有关核酸的论战引人关注。有人在网上把那些赞美核酸的科学家的大名一一贴了上去，并称之为又一惊人的“学术腐败”；与此同时，那些斥责“核酸神话”的科学家则被称为“社会的良知”。论战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它涉及的内容越复杂艰深，就越是如此。问题是：在一个分工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的社会中，怎样才能把像天书一样的“科学发现”迅速转化成普通人都能正确理解的常识？

　　科学的本质是求真，但要求所有科学家都彻底摆脱名利的羁绊是不现实的，仅仅要求他们“为真理而献身”也是不现实的。布鲁诺被烧死几百年后，有个西方科学史家曾叹道：为了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转的学说，就上了火刑柱，这值吗？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有这样深刻的疑问。而在罗马教廷的淫威下，伽利略后来确实放弃了“日心说”。

　　在历史上，科学家向权贵献媚或被迫屈服的事并不少见。二战前，德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公然发表联合宣言支持纳粹；文革时，中国的一些科学家被“四人帮”纠集起来，也发动过一场可笑的围剿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闹剧。在这个地球上，虽然也出现过阿基米德，屠刀已架在脖子上，还从容地要求刽子手延缓片刻，让他把几何题演算完，但这样的科学家能有几个？

　　围绕核酸的论战中有一种“阴谋说”（指国外某种不明势力破坏中国的核酸生产研究）既然如此，那就得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明“阴谋”的存在，而且首先要令人信服地证明核酸的研究开发对于人体健康的价值，从而证明其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阴谋”在任何时代、任何领域都可能存在。但不论什么“阴谋”，其得逞的前提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某些特定对象或公众的不知情。所以，揭露任何阴谋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制度上保证信息公开、意见公开。

    科学史表明，所谓伪科学可以给经典科学研究带来大量有意义的提示和补充，两者是一个互补关系，一硬一软，共同为这个世界的奥妙提供钥匙。可以说，没有伪科学就没有科学可言；同时，在科学没有能力对所谓伪科学学说证伪之前，后者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有权利和所谓的科学平起平坐。

    每一次论战，都以新的认识取代原有的认识，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这是必然，当今理论存在着诸多缺陷和新出现的大量疑难无法解决，预示着理论的重大变革已经到来。

    在一定学科领域的专家有资格评论本领域的学说与成果——这样显得比较权威。但一些人在自己知识有限的情况跨学科去打击别人。当霍金遇见教皇保罗二世，前者很骄傲的向后者宣称：“自我以后，物理学里再也不需要上帝了。”但这之后，上帝依然在基督教信仰中存在。没人会相信在某个遥远的外太空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存在。但是，对于宇宙的未知、对于人类命运的未知、对于自己命运的未知，让我们心存敬畏。 尘归尘，土归土。科学的归科学，上帝的归上帝。

    “道不同，不相与为谋”，想要彻底说服对方，那是很难的事情。方励之说，一个新的物理学概念的被认可，要等到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去世以后。一个新思想战胜旧思想，往往不是靠相信新思想的人说服了相信旧思想的人，而是靠相信旧思想的人慢慢老去、死去，而相信新思想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科学史表明，人类就是这么进步的。

    二、适度争论可对身体产生有利影响

    新华网洛杉矶2010年８月13日电（记者 高原）  当遇见不平或意见分歧时，你是与他人争论，还是“忍气吞声”，这可能关系到你的健康。美国研究人员最新发表报告说，适度、合理地争论可对身体产生有利影响。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人员在正在圣迭戈市举行的美国心理协会第１１８届年会上报告说，心平气和地争论可对身体产生有利影响，但如果争论时无理取闹和发脾气，则对健康不利。

    研究人员选择1842名33岁至84岁的志愿者进行了为期８天的跟踪调查。志愿者每天要向研究人员说明自己在遇见不平或意见分歧时，是通过争论解决问题，还是“忍气吞声”。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唾液进行化验、分析。

    结果发现，争论有助降低志愿者体内的皮质醇水平，而“忍气吞声”则会提高他们的皮质醇水平。研究人员解释说，通常，人在刚睡醒时皮质醇水平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忍气吞声”者体内皮质醇水平不但在早晨睡醒后迅速上升，而且下降缓慢；而喜欢争论者体内皮质醇水平在早晨睡醒后上升幅度不大，下降速度却较快。

    皮质醇是基本的应激激素，在压力状态下，人体需要皮质醇来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但持续承受过大压力可使皮质醇水平长期过高，从而导致血糖升高、容易疲劳等症状。

    三、《科学的争论》（王世平著，199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一书总结了人类科学史上的27 次重大的科学争论的经验

    1、科学争论的目的。 科学争论是围绕着自然科学事实材料、研究方法及其背景信仰展开的，是严格限制在科学探索的范围内进行的。科学争论是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在其内部自主出现的科学事件，争论的的发端、进展和结局都服从整个科学共同体推进科学认识、完善科学理论的这一系统目标。从本质上讲，科学争论就是自然科学本身自动排异、自我完善的增长机制之一。来自科学外部的干涉和压力，虽然时有出现，难以避免，但应看作是对科学争论的戕害。

     自由的学术氛围里应该是拒绝别有用心的“伐异”的，但是对一些大胆、新奇的假说提出合理的置疑应该不属于“伐异”的范围，恰恰相反，能够自由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及种种疑惑是良好的学术氛围的体现。

    2、前沿性的研究最容易引起争论。科学争论常常发生在各门学科的前沿探索领域。处于这一阶段的探索工作，或者带有经验性、描述性的特点，定量化程度不高；或者带有猜测性、试探性的特点，具有很大的不定性和易变性。因此在这个领域，往往是假说林立，学派丛生，争论频繁而激烈。在这种前沿领域，科学争论常常是科学革命的先导和前奏。一场大规模的科学争论的结果，往往导致一种革命性的新理论的创立；而一次深刻的科学革命，又常会引起新的大规模的科学争论。

    3、科学争论的集团性和排他性。在通常情况下，科学争论双方的背后，都有形或无形、公开或隐蔽存在着某些科学家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构成了科学争论得以持续展开、不断深化、把争论进行到底的支持力量。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实质上都是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创造物，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仰和范式。一般地说，任何学观点和学说，都不会长期滞留在个人坚持的阶段上，如果不能获得科学共同体的接收、维护和发展，他就难以植于科学苗圃，难以发挥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所以，科学争论是科学共同体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以争论的形式，展示其科学认知能力和科学潜力，争取和维护其学术地位，影响其科学发展的进程，评价和探索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发展方向。

    4、科学争论虽尖锐，但应体现理性和学术自由的精神。争论双方必须是观点相异、旗帜鲜明的。任何一方既要尖锐地批评和揭露对方一切可能的矛盾、困难和不合理性，又要千方百计顽强地为自己的观点、理论和方法提供合理性的解释和辩护，从而使争论的内核得以突出。科学争论还是公开进行的，争论双方均以公开发表的报告、论文、著作、演讲或以学术讨论会等形式阐明自己的观点。这种公开性把论战双方的观点和论据推置到学术界的前面，既使双方的论述经受学术界的普遍检验和评判，又增加了争论的尖锐性。这种公开性，是科学理性和学术自由的体现。

    5、科学争论的道德规范：自由和平等。科学争论也强化了学术自由的自觉性。科学认识的发展需要科学家自由的进行科学研究，自由地发表学术见解和观点，自由地展开讨论和互相批评。频繁而深刻的学术讨论，以尖锐冲突的形式，科学界和社会公众认同的平等争鸣的原则，表现和捍卫了学术自由。

    6、健康的学术争论有利于学术繁荣。科学争论有利于学术繁荣，推进科学目的的实现。科学目的就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科学争论以激烈竞争的形式，鞭策着科学家群体推进科学理性的进步，实现理论向具体真理逼近。在科学争论中，不同的科学假说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试探。它们之间的争论有助于启发思考，互相补充，促进科学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偏颇之见，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事物和发现真理。科学争论还有利于澄清事实，揭露矛盾，清晰掉科学建构中非科学的成分，划清科学和伪科学的界限，保证科学肌体的纯洁与健康。

    7、科学进步的无偶像原则。在学术领域里，必须坚持科学无禁区、科学无顶峰、科学无偶像的原则，造成一种浓厚而宽松的各抒己见、自由争辩、民主讨论、服从真理的学术气氛，真正做到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解决科学问题。

    8、科学进步与学术权威。我们承认学术权威对于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和重要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权威绝对化。权威是相对的、流动的。一个学术权威一旦走向思想禁锢，对新学说、新思想采取独断专横的作风，那就变成了学阀。这种学阀式的权威，在科学争论和科学发展中，不仅不能起到学术带头人的作用，而且还会压制新生力量的成长，窒息科学上的新发现，给科学发展设置障碍。

    9、对科学研究中的新观点应该持有的态度。科学发展中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是不完善的，因而容易受到人们的怀疑、排斥甚至被看作是荒诞的谬误。它只能在科学争论和探索的过程中曲折地发展。对于科学认识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做出判断，常常需要有检验的时间。所以，对于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持慎重的态度，不要轻率地做出结论；在争论中人人平等，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10、科学学派的存在有利于学术进步。科学学派是一个极有竞争力的集体。学派组织上的集团性，强力的内聚性，鲜明的党同伐异的排他性，是它在科学争论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犀利的审判能力，既能淋漓尽致地彻底阐发自身的学术观点，又能几无遗漏地尖锐揭露对方的各种矛盾和缺陷。所以，学派的存在有利于造成学术争鸣的态势，强化争论的激烈程度，保证争论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有利于揭露错误、保护真理，发展科学认识。在科学争论中，不仅使已有的学派经受来自科学内部和外部各方面批评压力的洗礼，刺激它作为一个巨大科学认知能力的有机组织的全面进化；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争论，又会形成和发展起许多新的学派，促进学术繁荣。

    11、解决科学上是非之争的唯一方法：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自然科学的学术争论，无论是具体科学上的是非之争，还是涉及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争论，都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只有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来解决。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和利用科学外部的力量，如宗教的干预和政治压力去推行一种观点，保护一个学派，否定另一种学说，打击另一个学派，这都会危害科学的发展。

      四、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业林发明的无偏二极管激起一场“永动机”科学论战

    《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杂志2000年第三期刊登了一篇有关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的文章《无偏二极管的实验与分析》，引发何祚庥、方舟子以及诸多科研人员的批评，普遍认为这是又一个“改头换面”的“永动机”。那么，“无偏二极管”是否就是“永动机”？“永动机”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一项重大科研发明，抑或是“伪科学”？这场关于“无偏二极管”的论战，恰恰为公众理解科学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这家报纸的报道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业林发明的无偏二极管工作原理是：在两块金属板之间夹一层半导体，两块金属板中一块是光滑的，另一块上布满了小坑。在不需要外加电能、化学能、太阳能等能量的条件下，只要环境温度高于－273℃，该器件就能奇迹般地输出电流。同时指出，坑的直径愈小电流愈大，如果能将坑的直径缩小到现在的1％，输出的电流就有可能带动家用小型汽车。这将是一种取之不尽、完全没有污染的新型能源。并且获得了俄、英、美、中4国的发明专利。

    虽然这篇报道中并没有使用“永动机”的字眼，何祚庥、方舟子等人还是读出了其中的意思，进而指出，永动机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因为它违反了物理学的基础：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

    永动机和热力学定律到底有什么关系？北京科普之窗网的青年科学家科普文库里，北京大学白欧博士的文章《永动机和热力学基本定律》给出了解释：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它否认了能量的无中生有，所以不需要动力和燃料就能做功的第一类永动机就成了天方夜谭式的设想。之后，人们开始考虑热能转化为功的效率问题，有人设计这样一种机械，它可以从一个热源无限地取热从而做功，即第二类永动机。在一些初中物理辅导教材里，我们可以找到更简单明了的说法：第二类永动机的想法并不违背能量守恒定律，但是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克劳修斯于1850年总结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没有某种动力的消耗或其他变化，不可能使热从低温转移到高温。次年，开尔文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使之完全变成有用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开尔文的表述更直接指出了第二类永动机的不可能性。　

    那么，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是不是第二类永动机呢？徐业林对记者说，某报对“无偏二极管”的报道没有任何不完整和曲解，“在不需要外加电能、化学能、太阳能等能量的条件下，只要环境温度高于－273℃，该器件就能奇迹般地输出电流”。中科院物理所两位研究员看完徐业林的论文和实验样品后，一致认为徐是在制造“永动机”神话，这与何祚庥、方舟子的观点不谋而合。出于负责的态度，他们留下了徐业林论文的复印件，并转交给该所一个博士生研究小组进行讨论。　  中国青年报记者蒋韡薇2005年1月专程参观了徐业林的实验室，并对他进行了访问。徐业林生于1938年，196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后至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1994年被评为研究员。徐业林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这项研究，曾在《潜科学》杂志发表有关论文。自1996年起，他多次将有关结果上报中央，因为他认为这一发现有重大意义。据徐业林说，有关部门曾将他的研究转交中科院物理所鉴定，物理所的结论是“永动机”、“没有价值”。除了曾得到生物物理所所长基金1．5万元的资助外，这项研究没有得到徐业林所在单位其他任何资金和设备资助。所有实验经费，是他“出售自己十余项小发明所得”，而实验室价值百万元的设备，是“被感动的企业家捐赠”的。　

    徐业林回忆，他一生曾有另外两大发明，但全被别人认为是“伪科学”。一是改造收音机电路，仅使用一节电池（当时通常需要4节），可节电80％，他自称这一发明后来在争议中被评为国家发明四等奖。另一个是发明了一种光学治疗仪，可以“把肿瘤照没了”。但他没能证实这种治疗仪能治疗癌症，仅做过68例临床实验。后来，有公司生产这种治疗仪用于治疗妇科病，该公司现已倒闭。　

    徐业林向记者出示了4国专利证书复印件，并称原件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科技处。当记者向科技处咨询时，该处拒绝透露任何关于徐业林和专利的信息。记者在发表此文前3周内，多次联系采访该所所长，没得到任何回复。　

    与此同时，对徐业林和永动机的批评越来越多。中国科协常委、中国发明协会名誉副理事长、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张开逊认为，徐所说的半导体发电装置实际上是两个反向串联的金属半导体结，在没有温差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出电的。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小组部分研究生讨论后表示，不认同徐在分析无偏二极管的原理时提出的猜想、解释以及推论。徐认为是小坑中的强电场导致电子定向运动，而这不符合现有物理规律，这种定向运动即使存在，也是一次性的瞬态过程，不会持续自发存在，所以不能作为能量的来源。再有，单从没有光照，排除了光生电压的效应，也不能排除在半导体与金属的接触面上物质互扩散等各种机制所可能导致的能量转化过程（其中当然可以出现吸热的效应），所以单从吸热和输出电压就得出器件从环境吸热而发电的结论是不对的。至于“如果能将坑的直径缩小到现在的1％，输出的电流就有可能带动家用小型汽车”就更不成立，因为电流大小与坑直径大小的关系还不清楚。　

    大连医科大学中心实验室陈海波通过自己平时实验的经验指出，徐业林所测到的能量或许不是来自热，而是来自空中的各种频率的电磁波。它产生的电流虽然很小，但与徐业林的实验数据相比却不小，也是毫安量级的。　

    至于徐业林所说的“国外也有科学家对小坑电场现象进行了定量计算与实际测量，证明小坑内确实存在电场”的说法，只是他从一位国外回来的人那里听说，并没有看过有关材料，也不知道发表在什么杂志上。　

    在国内提倡“让公众理解科学”、其发明多次在国外获奖的张开逊先生，也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永动机设想。他说，在历史上，永动机开始并不是骗术，它源自人类对能源的渴求。古代的人们有三种渴求：长生不老、永不枯竭的能源和取之不尽的财富。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活动：炼长生不老药、造永动机和点石成金。这三件事情至今没有做成，很可能永远也做不成，但并不是毫无价值。古人在炼丹过程中发明了火药；炼金术使得人们逐渐明了各种物质的性质，导致了现代化学的产生；对永动机的追求，使人们发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进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基础。人类早期一相情愿的追求，产生了科学实践的畸形动因，导致了很多重要科学发现。　

    张开逊先生说：“永动机的构想，开始主要在机械学领域，后来逐渐转移到热学领域。在人们对电磁现象还不了解的时候，又有人尝试利用电磁制造永动机，现在，又转移到生物学领域。这些研究者可能并无恶意，他们在探索，但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这个方向不正确。”张认为，徐业林所描述的“发明”是不可能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不应重复永动机的错误。　

    徐业林坚持自己的想法并没有错，错的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需要修正。他对记者说，他也知道这会招来更多的批判，所以没有在论文中直接说明。　

    那么，徐业林会不会被“冤枉”了呢？科学界认定一项科研成果的一般程序和原则是什么呢？何祚庥回答说：“首先，必须在正规的学术刊物发表，《潜科学》不是科学界承认的正规杂志。其次，实验可以被别人重复，科学界有认同的声音。”

    五、学派大论战带来科学大繁荣

　  学派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由于知识背景、切入问题的视角等不同，人们可能形成相同或不同的见解，而持相同见解的人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学派。它是学术发展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正常现象，也是学者探求真理的一种组织形式。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学派的存在、继承和兴旺，对于推动科学的发展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古希腊时期盛行的各种自然哲学学派，创造了人类最优秀的科学文化遗产；我国春秋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也引来了百花齐放的学术文化大繁荣。

　一个典型的科学学派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拥有一位具有魅力的科学权威，一个引领潮流的研究领域，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科学家群体，具有高度自由、自主和独立的科研探索文化，具有宽容失败和争鸣、鼓励冒险和竞争的科研精神等。在近现代科学史上，许多理论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学派论战密切相关的。学派论战几乎遍及了所有学科领域，有的贯穿了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始终。

　　比如，在近代地质学史上，在哈屯的“火成论”与魏尔纳的“水成论”之间，居维叶的“灾变论”与莱伊尔的“渐进论”之间都进行过长期的大论战，成为地质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9世纪以后，这一领域的新理论层出不穷，诸如地球收缩理论、放射性热能聚集理论、地球内部对流理论、大陆漂移理论、地槽地台学说、海底扩张说、板块学说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理论、学说的创立者相互批评，各抒己见，从而促进了现代地质学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地质学发展史上的“英雄时代”。

　　在整个19世纪，是科学学派最为兴旺的时期，无论是学派的数量，还是学派所涉及的学科等，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比如，有机化学领域的李比希学派、杜马学派、武兹学派、凯库勒学派、弗雷泽纽斯学派，生理学领域的路德维斯学派、米勒学派、迈克尔赛勒学派。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细胞学说、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这些重大理论的诞生，与这些学派的兴旺不无关系。

　　在科学发展史上，其他学科领域学派的论战也同样如此，物理学中关于光的本质的“波动说”与“粒子说”，遗传学中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等等，都是名载史册的学派论战。特别是关于光的本质的争论，光的“波动说”与“粒子说”不断互占“上风”，持续了200年之久。

　　在现代科学中，学派和学说的争论有增无减，例如，基本粒子模型学说的坂田模型、夸克模型、层子模型等等，也在各争千秋。这些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之间的论战，不但推动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掊育了一大批学说、学派的代表人物和新学科的带头人。

    科学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学者、学派之间的争鸣，要繁荣学术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术研究、科学探索的根本任务是提出或然性的、假说性的新知识，或者是提出正在形成、正在诞生中的新知识。科学革命时期，特别是当科学知识体系发生质变的时候，一种基础性理论为另一种基础性理论所代替的时候，一种新的概念代替旧的概念的时候，往往是最富有争论性的了。科学史上一些重大理论和学说的诞生和发展，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与发展，并不是在本学派的赞同声中取得的，而是在它的反对者中实现其发展的。任何学者或学派都不可能穷尽真理，更不能垄断真理。学派的地位只能根据其学说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来衡量，而学术论战是学派互动的基本方式，也是增进学科共识和学术积累的必要平台。

　　 六、1920年代“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大论战

    科学与民主是本世纪以来响彻中国思想界的两个主旋律。如果说对“民主”还有从中国的特定国情的角度提出的种种质疑和修正之议的话，那么“科学”，则是没有任何人找得出什么理由予以拒绝的。恰如胡适一段广为人所征引的话所说的：“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今天，科学在人们心里更可以说占有不可置疑的“无上尊严的地位”。然而这看来“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的科学的“价值”终究是必须一问的，必须通过种种追问和论辩，才能使其精神真正为国人所理解和接受的。

    丁文江作为论战中“科学派”的一员主将，为捍为科学的无上尊严的地位，以极大的激情在这场思想界的大论战中陷阵冲锋，为自己赢得了“中国的赫胥黎”的称誉。

    应当说，在极度缺乏近代科学理性的中国，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并在这种基础上确立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一点上，虽然为时半年之久的沸沸扬扬的大论战最后并未得出什么直接的结论，但论战本身大壮了“科学派”声威，“科学人生观”成了不言而喻地被接受的共识。

    “玄学派”们（从梁启超到张君劢）在中国必须改造、必须进步、需要近代科技、需要富国强兵等认识方面并没有提出异议，他们显然不是反动派，只是他们倾向于认为在这之前更需要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确立，以指导和规范这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张君劢说的话：“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就表达着这种民族本位取向的价值选择。然而他们把新时代价值确立的核心寄希望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的内心修养和“精神文明”更是匪夷所思。因为正是这一传统理路造成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困局，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中国进步的思想界和青年知识分子唾弃他们的选择。于是他们思考中的合理内核就和“脏水”一起被泼掉了。

    “科学派”在辩论中的忽略至少有二：除了上述观点——现代化转型必须有不割断传统的价值观确立——之外，另一个被忽略的合理内核就是“玄学派”所坚持的人生观属性的个我和自由特征。“玄学派”对这个问题的把握是不失其敏锐的。张君劢就如此归结科玄论战：“此二十万言之争论……可以一言蔽之，曰自由意志问题是矣！”但“玄学派”这种“本意”中的深沉意味却由于表达的问题没能为“科学派”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丁文江对争论核心问题的概括就与此截然不同：“读者要记得，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是这一次讨论里面最重要的问题。”

    双方几乎无法沟通，论战变成混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讨论中把认识论问题和价值论问题相互混淆了，连胡适也指出丁文江“提出了所谓‘科学的知识论’——‘存疑的唯心论’——把问题引到知识论上去了”是一种“不幸”。这类失误双方都不免。张君劢比较清醒地坚持了人生观属于价值领域问题是对的，但却把它狭隘化为玄学（宋元明理学）思考和内心修养的结果，过分贬低科学（认识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进而否认科学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重大影响。

    于是，在胡适看来，科学和人生观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很顺当的过程：“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凡是事实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都可以变做科学。一种学问成不成一种科学，全是程度问题。”于是，从物理、化学，到生物学、心理学，乃至人生观问题，都可以纳入这一进化着的科学体系中，予以解决。他断言，张君劢认为人生观问题复杂多样，“天下今古最不统一”，故不能适用上述科学方法，这是不对的：“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这种表述，在正确阐明了“科学方法”之后，在推论中却引向了夸大和失察。这种对科学方法所能导致的进步——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从历史进程到人生观的全面进步——的过分乐观自信至今还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而此中所隐含的失误显然没有为当时的丁文江所察觉，以至于在十年之后，丁仍然重申着他的“科学万能论”。他对此做过一系列大致不错但却很容易在推论中隐含失误的表述：“我相信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科学是没有界限的；凡是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凡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不论材料性质如何，都是科学。……举凡直觉的哲学，神秘的宗教，都不是知识，都不可以做我们的向导。”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声言：“在知识界里科学无所不全。所谓‘科学’与‘非科学’是方法问题，不是材料问题。世界上的现象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只要用的方法不错，都可以认为科学。所谓科学方法是用论理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是事实来做有系统的分类，然后了解它们相互的关系，求得它们普遍的原则，预料它们未来的结果。”

    仅有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并不就足以生成一种进步的人生观。尤其在近代中国，人生观、价值观问题的解决，弘扬科学理性固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在东西方文明的文化价值冲突中必须作出一种判断和择定，在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中必须恰如其分地完成一种整体的价值的创造性转换。

    丁文江为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理性而不遗余力，他希望以此来改造国人的思想，改变传统的思维习惯和与此相联系的旧道德伦理、旧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一方面，他是以一个充满激情的战士的姿态出现的，所以才被誉为“中国的赫胥黎”。

    在科学理性的名义下，中国知识界在二三十年代对宗教曾有过过激的认识和态度。而丁文江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出真正的科学理性。他并不把宗教看作是构成人生观所应具的一种知识，但却从生物进化的科学角度，指出许多动物都有牺牲个体以保存种群的特征，如蜂、蚁社会，“而知所谓优胜劣败者，不关于个体而关于全种；不关于一时而关于万世”，“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人为万物之灵”，其合群演化的结果就是各种互助共存的宗教的产生，故“宗教者亦天演之产物也，所谓神道设教者非也。”

    把宗教定义为人类群体的进化所演化出来的一种机能这确实是一种唯科学角度的解释，它至少忽略了宗教信仰所代表和象征着的人类终极眷注方面的思考。尽管有此不足，但他却不对宗教采取简单排斥态度，而是要通过“科学教育”“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功自觉的，从黑暗变成光明的……要使他发展的方向适宜于人生。”更重要的是，当丁文江把宗教定义为“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之际，他表达的是一种自律和自我的道德趋赴，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努力工作和奉献中度过的，因此胡适称“他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学问，对于民族国家，真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情感’”。

    直到他死前两年，他在一篇题为《我的信仰》的文章中又一次用完全相同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这种“信仰”：“宗教心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这，在其更深沉的意义上，说的已不是天性，不是宗教了，而是表达了一个科学家、思想家的高尚情怀。丁文江的挚友傅斯年则把丁文江对科学的献身看作是一种宗教情感，说他在科学研究中延续着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传统，他做学问是“越过实验室”而进入了一种更高境界的精神的安顿处。

    科学与玄学大论战的分歧在于，人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一个人，如果他认定生命就是一团物质，获得和享有财富是生命的唯一意义，那他当然会把经济指标当成衡量社会好坏的唯一标准。如果他相信，人的生存固然不能离开财、物，但人的本质在于其精神、在于其心，则他当然就会在经济之外，关注其他问题，比如精神生活，比如人的尊严、人与人的平等、正义等等。这些东西确实不能用数字来测量，但它们对人的幸福却非常重要，甚至比财富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