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危机或“硬着陆”，正在进入“正常的高增长”时期。中国需要积极化解消极因素，以实现7%～8%的潜在增长率（目前应该在7.5%以上）。市场经济中政府也要履行应尽的职责。目前亟需推进三方面的改革：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扩大直接融资渠道与规模；加快城市化，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通过普惠式政策鼓励企业专注、专业地发展，持续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 回归正常增长  潜在增长率  政府职能  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 F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4）06

 [作者简介] 樊纲（1953 —），北京生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一、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回归正常高增长”

对于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国际上占主流的是比较乐观的看法，主要是认为欧洲经济和金融体系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美国的经济复苏比预想的强劲，2014年会有2.6%左右的GDP增长。不太乐观的还是认为新兴经济体复苏乏力。比如印度，尽管一些人寄希望于新当选的莫迪采取措施振兴经济，但今年的增长速度仍会低于5%。

 国际上仍然存在着比较多的对中国经济的悲观论调，如认为中国会出现金融风险、房地产崩盘、长期衰退等。不过，随着这两个月经济增长进一步稳定下来，这种论调有所减少。国内学者多数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应对和调整，但不会出现危机或所谓的“硬着陆”。

 不过在国内学术界和市场分析人士中，相当流行的一个看法是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高增长，进入了一个中低增长的时期，甚至有人认为正在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过去20年间，中国只有少数年分是两位数增长。而且，GDP增长率一超过9%，就会出现5%以上的通货膨胀；一超过10%，到了所谓的两位数增长，就会既有通货膨胀，又有资产泡沫，即楼市泡沫或股市泡沫，或二者都有。因此，两位数增长在中国也从来都是过热增长而不是正常增长，实际上是我们要努力避免的。过去10年的时间里，我们先是在世界金融泡沫的背景下，然后又在金融危机爆发各国都刺激经济的背景下，经历了两轮经济过热，现在通过3～4年的软着陆过程基本实现了稳定增长，在我看来这是“回归正常增长”。而且，7%～8%仍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所以应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正常的高增长”时期，应该努力保持这种势头。

二、积极化解消极因素，努力发挥增长潜力

我们要坚决防止再次发生过热增长，但是也要努力实现稳定、正常的增长。所谓正常增长的另一种涵义是实现“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潜力能够达到的、又不过热的增长。美联储作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当局，是最关心潜在增长率，是研究潜在增长率最权威的机构之一，就是因为它要通过政策调节，努力实现美国经济的不冷不热的正常增长。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不管对其他国家有什么负面影响也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在增长率或潜在就业率。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应该对此给与高度重视。发展仍是硬道理，不增长，许多问题都难以解决，还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研究表明，目前和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仍可以保持在7%～8%之间（目前应该在7.5%以上）。

当前我国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且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所致），而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27个月负增长。由此引发了市场上对通货紧缩、增长率进一步下滑、长期过低的担忧。在我们看来，目前的轻微通货紧缩，与过热之后清理过剩产能和化解债务风险的过程高度相关，有一段时间经济会在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运行，不可避免。今年我们的增长率也许会在7.5%以下。对此不必过度反应，宏观政策本身可以基本保持中性，不需要采取刺激政策，但是也需要积极应对，主要就是要采取有效的结构调整措施，尽快化解各种问题和潜在风险，尽快摆脱不利因素的阴影，而不是久拖不决，导致增长速度不正常过低的情况拖得过长。

我国当前面临的各种经济金融问题，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前面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首先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的产能过剩，然后就是与产能过剩相联系的银行有问题贷款、影子银行违约等金融风险，再就是刺激经济政策引发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问题。这些都不是宏观刺激政策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结构调整政策去解决。

产能过剩问题经过3年多的调整，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化解，比如我们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汽车行业、一些机械制造行业，都已经摆脱了过剩产能的困扰，恢复了正常增长。房地产市场在大多数地区事实上也已经通过几年的调控，基本实现了必要的调整。对于目前一些产业仍然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需要更加积极地推动、鼓励兼并收购，破产重组，加快调整。过热期间形成了那么多的过剩产能，其中一大部分还是落后产能，现在不可能都存活下去，一定有一些要被淘汰。要允许和鼓励金融机构拿出更多的拔备资产和利润收入来清理因产能过剩而出现的不良债务存量，否则还是会有大量新增货币被套在这些债务上，不能形成有利于好企业发展的贷款增量。

地方债务问题有其特殊性。即使地方政府使用借贷资金所建设的基础设施都是好项目，未来都可以回收投资，但由于基础设施属于长期耐用公共品，其回报是要在未来很长时期中才能实现的，仍然不可能在5～10年的时间内偿还金融借贷。所以，要化解这方面的金融风险，就需要着力解决融资机制不匹配的问题。基本的应对方法，就是用扩大股权融资（在有现金收入流的项目上）和增加公共债券融资，替代地方政府的金融借贷。在目前我国财政收支条件和总的债务负担条件下，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加大中央政府预算赤字、扩大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发放公共债券规模，替代一部分地方金融借贷，减缓政府的金融债务压力，减轻金融体系的债务风险。我们的测算表明，假设将中央财政赤字提高到3%GDP的水平，就可以在不提高政府整体债务率的前提下，通过债务替代，明显地使地方金融债务与GDP的比例有所下降。

实体经济中和金融市场上的许多投资者目前感觉到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阻碍着他们的正常投资行为。只要政府适当加大力度，更加积极地应对这些问题，使得金融债务与GDP的比例开始明显下降，使人们看到这些问题是“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市场的信心就能够得到恢复，投资活动就可以正常展开。而且，这样做不仅是应对短期风险，也是一种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是长期稳定增长的保证。

三、市场经济中政府也要履行应尽的职责

经济中目前存在的消极的、不利于实现正常增长的因素，除了上面谈到的过剩产能、债务风险之外，地方政府投资增速下降、财政支出项目落实过慢、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力度减弱等现象也值得关注。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大了转变增长方式的力度，纠正了盲目片面追求GDP增速的倾向，加大了反腐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地方官员不“跑项目”了，不积极帮助企业落实投资项目、不积极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发展的倾向。我们是要努力改革体制，减少政府权力，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在目前政府仍然管着许多经济决策权的现实条件下，政府缺位，政府不作为，往往会导致企业难以作为。只有各级政府既廉洁又奉公、又作为，我们的经济才能发挥出潜在的能力，实现正常增长。

应该看到，以下的这些事是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的：

1. 必要的、正常的政府投资。在中国储蓄率较高的时期，一定规模的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服务业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充分利用储蓄资金，保证国内需求的正常增长。我们不需要再用高额负债的办法过度投资、过热投资，但是在财政支出范围内的正常投资和合理范围内的投资规模，是必要的。

2. 我们不需要再搞许多产业政策，扭曲市场，诱导企业盲目跟风投资，导致产能过剩，但是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政府实施一些积极的、有利于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升各行各业（包括一般制造业）竞争力的产业扶持政策，是必要的。

3. 一旦经济出现过热倾向或过冷倾向，政府采取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正常稳定的增长，是必要的。这是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自在的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

总之，我们不需要“越位”的、追求过热的政府，但是市场经济仍需要一个履行职能、有所作为的政府。

四、均衡、包容、可持续增长，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

根据我们的研究测算，如果我国经济从现在到十三五规划完成这7年时间内，我们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防止经济大波大动，防范金融风险，每年以7%～7.5%左右的正常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GDP可以达到一万美元以上，初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大大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目前是1.26万美元），经济整体实力越上一个新的台阶，许多当前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差距扩大、就业转移不足、城市化滞后、社会保障不到位等，都能获得更好的解决。

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我们需要积极贯彻落实十八大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这里仅针对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力提高这三大增长要素，讨论目前亟需着力推进的改革与调整：

1. 加快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扩大直接融资渠道与规模。我国目前企业融资总规模中，从资本市场实现的直接融资规模占比过小（有的研究表明只有1%左右），已经成为防碍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不仅不利于股权融资、兼并重组等企业发展的重要融资渠道的发展，也势必导致我国金融体系中“杠杆率”过高，企业也只好更加依赖于银行、影子银行等间接融资，导致金融市场风险过大。

2. 加快实施新型城市化进程，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只有2%～4%，韩国已经达到5%左右，而我们还有30%左右的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而在外出打工8～9年之后又返回农村，退出城市和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这不仅导致城市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熟练劳动力紧缺，而且他们是退回到较低生产率、较低收入的状态，不利于我国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整体生产力的提高。要扭转这种局面，当前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加快土地确权等土地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要促使各级政府重视扩大对农民工公共服务的供给，使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以城市化促进工业化，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整体水平。

3. 大力促进各类制造业提升产业竞争力。从长期来看，我国大多数制造业还有很大的提升与发展的空间。但是前一阶段的各种原因，包括一些政策导向，许多企业把“转型”理解为转产，不再专注地发展自己已经有所积累的产业、努力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而是盲目涌入所谓高新科技产业或金融、房地产领域，导致产业发展乏力。政府应在新的发展阶段采取“普惠式”的政策，鼓励各行各业的企业专注而专业地发展，持续提升生产力、竞争力，培养创新能力，而不是再片面地只重视少数高新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