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世界经济情势复杂多变，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2015年全球经济将步入低速增长“新常态”。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经济、金融、政治和外交等相互影响不断加强，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增加，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需要全面把握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主动的姿态，从战略高度制定相应对策，以期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得更大利益。

　　关键词：全球经济，新常态，不确定性，风险防控

　　2014年，世界经济总体复苏进程缓慢，但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不仅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出现分化，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增长分化也在不断加剧。展望2015年，尽管美国经济增长趋稳，但受其他发达经济增长缓慢和新兴经济体经济集体放缓的影响，全球经济将步入低速增长“新常态”。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经济、金融、政治和外交等相互影响不断加强，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增加，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需要全面把握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动态变化，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主动的姿态，从战略高度制定相应对策，以期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得更大利益。

　　一、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世界经济步入低速增长“新常态”

　　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不仅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开始出现重大分化，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也在不断加剧，世界经济步入低速增长“新常态”。

　　（一）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

　　1.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分化

　　——美国复苏势头明显，经济增长逐步趋稳

　　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但美国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这从美国的各项经济数据可见端倪。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除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受到严寒天气影响萎靡外，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4.6%，第三季度更是实现了5%的增长速度。此外，从美国公布的几大关键数据如采购经理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房地产销售和价格、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来看，美国经济已经步入复苏的轨道。展望2015年，社会各界普遍对美国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1月25日发布报告称，预计未来两年时间里全球经济将会逐步改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认为2014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达到2.2%，2015年将上升到2.6%。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本土机构的预期更为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美国经济将在2015年获得3.5%的增长；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预计2015年美国经济将增长3.1%，超过2014年的2.2%。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美国经济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一是当前美国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预期不断增加，全球货币政策的博弈分歧不可避免会通过资本流动、资产价格、货币汇率等渠道扩散至全球，给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其次，美国通胀意外上升则可能使美联储被迫加息，从而可能增加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第三，美国债务依旧很高，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第四，政治地-.缘的不确定性在2015年也会增加。此外，诸如新兴市场经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放缓，原油价格的变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也可能间接拖累美国经济复苏步调。

　　——日本安倍经济学受挫，经济复苏或重陷泥潭

　　所谓“安倍经济学”即是释放三支“箭”：第一支箭是货币“注水”，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财政赤字不变；第三支箭就是刺激民间投资。2013年在“安倍经济学”的两支利箭刺激下的日本经济迅速膨胀，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连续6个季度的正增长，个别季度的增幅甚至超过了4%，但自2014年4月日本决定将消费税由原来的5%提高至8%开始，日本经济形势迅速发生逆转，据日本最新资料显示，日本经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在2014年二季度大幅萎缩1.9%（换算成年率为-7.3%）的基础上，日本经济第三季度增长-0.4%（换算成年率为-1.6%），这显示日本经济正在陷入低迷，安倍经济学面临的质疑不断增加。实践证明，通过大量印钞和举债以拉抬日本经济的“安倍经济学”正在走向灾难，其结局恐怕是通胀性萧条，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得日本财政债务危机雪上加霜，据统计，在安倍上台执政后的过去两年中，日本政府债务已经从997万亿日元增加到1038万亿日元，债务占比达到245%，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尽管安倍政府最近决定将原定明年10月开始的再次提高消费税的实施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但这必将危及日本政府大幅削减财政赤字的承诺，无法完成到2015财年将财政赤字减少至2010财年一半，并在2020财年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

　　可见，“安倍经济学”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人口老龄化加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费用增加、企业不断向海外转移带来的国内产业空心化，国内需求长期低迷等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具有不可持续性。

　　——欧洲经济依旧在危机中苦苦挣扎，复苏步履维艰

　　2014年欧洲经济复苏依旧缓慢。据欧洲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一季度GDP环比增长0.2%，第二季度GDP环比持平，即零增长，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0.2%，好于之前预期的0.1%。欧元区需求不足、负债率较高和失业率高企等问题对欧元区经济复苏构成了威胁。同时，通胀紧缩顽疾难以改善。据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11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速创下5年来新低，距离欧洲央行接近2%的通胀目标相去甚远，通缩隐忧日增。现在，国际组织纷纷调低了对2014年全年和2015年欧洲经济增长预期。欧盟委员会发布的秋季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从1.2%调降至0.8%，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从1.7%调降至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2月发布的领先指标显示，欧元区经济增长将会放缓，甚至可能重回萎缩。而IMF的预期则较为乐观，他预期欧元区2014年经济增速或平均为0.8%，2015有望实现正增长，为1.3%。中期看来，欧元区增长或徘徊在1-1.2%左右。

　　我们认为，欧元区将继续面对疲软的就业市场，但油价下跌、欧元贬值、财政紧缩下降、主权债务风险缓和以及宽松货币政策将有助于2015年欧洲经济的整体复苏。此外，欧盟委员会启动的一项为期3年，规模高达315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有望带动欧洲实现经济复苏，欧洲经济或恢复正增长。然而，欧洲经济的不确定性内外风险仍然存在，欧洲国家结构性改革不足和内需疲弱将会令经济承压，从而延缓经济复苏进程，而地缘政治风险、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等不确定性都或将对欧洲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新兴经济体分化加剧，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

　　2014年，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加剧。中国和印度等主要大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集体放缓。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一、二、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分别为7.4%、7.5%和7.3%，创下近6年以来的新低；印度第一、二、三季度GDP同比分别为6.1%、5.7%和5.1%。受东欧动荡，尤其是包括国际油价在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资源型国家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增长边缘徘徊。数据显示，俄罗斯经济一、二、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分别为0.9、0.8%和0.7%；巴西经济第一、二、三季度GDP环比下降0.2%、0.6%和0.5%。自2011年末以来，IMF已六次下调新兴市场增长预测，2014年4月，IMF将2014年新兴经济体增速预估从5.1%下调至4.9%；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预测显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20个最大新兴市场国家2014年整体GDP的增长预计将为2.1%。但是，非洲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较为稳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2014》预测，受区域融合和一体化进程加速推动，2014年和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将稳定增长，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和5.75%，其中东非共同体经济增长率可达6.0%和6.4%。

　　展望2015年，受欧元区、俄罗斯以及巴西经济增长疲软预期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还将继续放缓，亚洲新兴国家今明两年的GDP增长预期将分别降至6.5%和6.6%。不过，受益于油价下跌、全球流动性充裕、欧美经济提速，以及新兴经济体通过区域合作和融合主动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等都会给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带来利好。当然从更长时期来看，本轮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这也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内部结构型因素和外部环境所决定的。

　　（二）全球经济步入低速增长“新常态”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贸易、资本、通讯、人员等的流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急剧增加。本轮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极不平衡，尽管美国凭借良好的经济就业数据显示其已经回归到了经济增长的正常轨道，但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依然在经济增长危机中苦苦挣扎。与此同时，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也在加剧，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经成为“新常态”。可以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很难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快速增长阶段，将步入低速增长“新常态”，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当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自身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创新引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正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和新型材料等技术的应用，但美国本轮经济复苏强劲主要得益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得益于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将自身的经济风险传导其他国家，即通过攫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实体经济利益而实现的，美国内部实质性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新的经济增长点尚不明朗。

　　二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出现了资本失衡、发展失当、民主失真、市场失灵、治理失效、贫富失调、生态失衡等七大问题使得全球人类发展面临共同困境，而这是由于个别国家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政客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市场力量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冷战思维形成的旧机制凌驾于新规则之上，地缘一体化凌驾于全球一体化之上等五个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所造成的。

　　因此，在出现大规模科技革命之前，在全球治理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全球经济还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态势。

　　二、世界经济增长与货币金融、政治和外交等政策相互交织影响加强，不确定风险增加

　　当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金融政策相互交织影响不断加强，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隐患增加，成为影响2014-2015年，甚至更长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一）变量之一：全球货币政策的博弈与分化

　　自金融危机之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率先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仿效这一政策，全球货币竞相贬值的货币之争，世界经济陷入流动性泛滥。由于本轮经济复苏进程缓慢，2014年世界各国货币政策仍以宽松为主，市场相对稳定，但开始产生分化。展望2015年，美日欧等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将会继续分化，这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1.美国全面退出QE政策，货币政策有望回归正常状态

　　金融危机后，美国为了尽快走出经济衰退，先-后实施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第4轮的力度是最大的（俗称“货币注水”）。但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状况好转，就业市场不断改善，2014年9月美国失业率已降至5.9%，通胀水平一直低于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但长期通胀预期保持稳定。因此，美国经济复苏对QE依赖下降，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退出是最现实和最明智之举，也是美国保持美元霸主地位和世界货币地位的需要。自2014年1月起，美联储就已经将量化宽松额度从850亿美元缩减到750亿美元。2014年10月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结束被称为量化宽松（QE）的资产购买计划，并决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加息，着手实施收紧的货币政策，这标志美国货币政策的重大转折。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研究人员甚至认为，配合美元的周期升值，美元应退出部分货币职能，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如石油美元，储备货币等。但是，美元货币政策的变化将会对全球资本市场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2.日本还将继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日本于2012年紧跟美国推出了无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从目前来看，并不会随着美国的退出而退出，还将继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通过无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日元贬值来拉动日本经济复苏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所在。日本央行在2013年4月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其经济增速明显加快，不过现在看来也仅仅是流动性驱动下的“复苏幻景”。在美国10月宣布退出量化宽松之际，日本央行意外地在10月扩大量化宽松的规模，增加至80万亿日元，日元加速贬值。从当前形势看，号称“第三支箭”的一揽子经济结构性改革计划效果并不明显，经济的低迷迫使日本政府在公布三季度GDP数据后次日就紧急宣布将再次上调消费税至10%的时间延迟18个月至2017年4月。因此，尽管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短期股指上涨和经济复苏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驱动的效应，日本仍将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促使日本经济复苏，巩固安倍政权。

　　3.欧洲货币政策逐步放松，2015年步入全面宽松货币政策

　　自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以来，欧洲货币政策经历宽松到从紧，然后逐步放松的政策，2015年有望走向全面宽松货币政策阶段。

　　本轮经济复苏进程中，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2014年欧洲经济基本停滞，各界对2015年欧洲经济发展态势并不乐观。由于欧洲各国财政政策协调难度大，货币政策成为推动欧洲经济复苏进程的首选，2014年6月欧洲央行推出了包括4项措施在内的一揽子宽松货币政策，2015年欧央行还将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范围。当前，欧洲整体经济形势存在三大特点：一是欧元区通货紧缩风险依然存在。欧元区通胀率在2014年11月下降至0.3%，与五年来的最低水平持平。受油价暴跌的影响，欧元区通胀率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中下降至负数。二是由于欧洲传统的货币政策因银行贷款传输渠道的不畅而失效，因此非常规的流动性注入政策无可避免，也是实现欧洲央行自己之前的承诺。三是由于前期欧央行宽松货币政策规模相对较小，还有一定空间，且美国退出QE使得欧洲经济复苏进程受阻，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为欧央行的现实选择。因此，2015年欧元区仍将推行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4.新兴经济体内部货币政策博弈分化加剧

　　2014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始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市场带来不利影响，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挑战加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使得新兴国家内部货币政策博弈也发生分化。

　　俄罗斯、巴西、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将实施趋紧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和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压力。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会产生外溢效应，即通过货币、金融渠道传递其他国家，为新兴经济体带来资本的流入（出）及货币升值（贬值）的压力。数据显示，2014年巴西货币雷亚尔已经下跌9%，11月雷亚尔对美元汇率更是快速下跌2.6比1关口，创9年新低。展望2015年，巴西将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加快升息步伐。俄罗斯2014年也动用了大量外汇储备来缓解卢布下跌，但仍然无法阻止其下跌态势，受油价下跌和经济制裁拖累的影响，2015年俄罗斯趋紧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其必然选择。

　　但在日本和欧洲加大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集体走向趋于宽松。2014年以来韩国已经两次降息，2014年11月韩国财政部表示将控制韩元走势与日元一致，以缓解日本贬值对韩国出口的影响；菲律宾实行负利率政策并终止加息；中国在2014年也采取定向宽松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印度货币政策也从年初的从紧向从松货币政策转变。当前亚洲总体经济增速较经济形势和人口基数而言表现仍显疲软，亚洲主要国家信贷需求尤其是企业需求下滑，信贷增速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加上通胀紧缩，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等因素的综合影响，2015年主要亚洲国家货币政策趋于宽松。

　　此外，部分中东、拉美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大幅下跌的影响，将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改变会通过金融渠道传导到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博弈还有自身的特点，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竞争性的货币政策，则有以邻为壑的效果，如果一个国家做出贬值安排，其他经济体则不得不跟随，其货币联系有一种传染的、连带的效果。

　　实际上，各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差异从表面来看是基于各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目标，而从根本上来看，在于各国自身经济状况的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化。而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加剧，复苏进度不一，货币政策的分化是必然趋势。但货币政策的博弈和分化会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会大大增加。

　　（二）变量之二：政治外交博弈与经济交织影响加深

　　当前大国间战略性经济关系已成为引发新时期国际格局演变的“矛盾丛”，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矛盾、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矛盾、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矛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既有规则之间的矛盾以及军事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都体现、渗透和影响其中。2014年在美欧“双煞”之下的俄罗斯经济苦苦挣扎，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也使得中日贸易投资意愿下降，大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博弈（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冲突对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将成为影响2015年乃至更长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1.大国之间博弈尤其是中美关系是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边经贸合作促进了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据统计，2013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5210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额累计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中美双方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两个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同时中美关系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两国能否友好相处，其影响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畴，关乎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因此，中美关系博弈将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纵观2014年，中美两国关系在围绕国家利益的博弈中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基本态势。2014年，美国对“重返亚太”战略实施再调整，致使亚太局势一度呈现紧张态势，中美关系一度紧张，但随着美俄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东地区危机的白热化，中美关系趋于缓和。2014年中美两国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在商务、旅游、留学签证等方面做出了互惠协定，促进两国经贸往来。中美还就建立重大军事行动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在反恐、反腐和共同抵抗埃博拉病毒等方面取得了共识。因此，2014年也被一些媒体称之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元年。

　　展望2015年，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尤其是作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持续的竞争与碰撞，将是中美关系不可回避的事实。正在崛起的中国客观上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美国一定会不遗余力削弱中国以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中美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此外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投资等方面的摩擦和分歧也一直较大，尤其是金融危机后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频繁剧烈，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层出不穷，中美在货币政策、汇率等方面的分化和竞争在2015年还将持续。不过中美关系相互影响依存，因此，中美关系会呈现在对抗竞争中合作，在博弈中妥协的此消彼长关系。

　　2.地缘政治冲突与博弈的影响也将存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地缘经济和政治冲突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国家之间的外交和政治冲突反过来又使得经济的不确定和风险增加。2014年乌兰克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2014年3月美欧等西方国家联手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压力激增。在人为因素控制下2014年国际市场油价暴跌，这使得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俄罗斯经济损失惨重。油价的下跌严重挫伤了市场对俄罗斯卢布的信心，卢布大幅贬值，国际资本大幅撤离。2014年以来卢布累计下跌了28%，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中跌幅最大的币种。严峻的外部形势引发了俄罗斯国内的通货膨胀，2014年年底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9%，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俄罗斯央行2014年先后4次加息，利率高达9.5%的历史高位，但这并没有使得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反而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多种因素的影响使俄罗斯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展望2015年，俄罗斯与美欧地缘政治冲突、中东和北非地缘政治冲突的态势没有发生改变，其对世界经济复苏影响还将持续。

　　（三）变量之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主题，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2014年，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难得的齐头并进。经济全球化突出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自成立19年以来正式达成了首份全球性的贸易促进协议《贸易便利化协议》。此前，经过12年艰苦甚至一度停滞的多哈回合谈判，世界贸易组织终于在2013年12月在巴厘岛达成了涉及贸易便利化、农业、发展等方面问题的，总共包括10分文件的“巴厘一揽子协定”，据估算，该协议的将为全球经济增加1万亿美元，并创造2100万个就业机会。该协议的通过标志着以WTO为框架的多边贸易机制重焕生机，多哈回合谈判进程重启步入正轨。

　　由于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之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受到各方利益的牵绊，进展十分缓慢，许多国家不得不开始谋求双边和多边的市场自由开放，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尤其是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重要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WTO统计，截至2014年1月，全球范围内向WTO通报的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共有583个，其中277个正在实施。目前全世界约有1200个自由贸易区，几乎所有的WTO成员国都加入了一个或者几个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它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自由贸易，重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平台，成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重要工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贸易区经济结盟背后隐含着政治结盟和军事结盟，成为政治、外交、经济和战略的共同体。

　　2014年，中国也在加速推进自由贸易区进程，APEC期间中国分别与全球第十四大经济体韩国和第十二大经济体澳大利亚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截至目前，中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达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在与韩国和澳大利亚自贸谈判完成后，中国仍在谈判的自贸协定还有6个，涉及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进展很快，2015年底将正式完成所有实质性的谈判，建成之后，RCEP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此外，中国于1013年推出的“一路一带”构想在2014年也在加快推进，已经得到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将会对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等产生巨大积极效应。

　　展望2015年，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依然会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不过由于WTO多边贸易体制下各方利益牵绊受阻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自由贸易区的推进仍将是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的主旋律，国家之间的博弈也将越来越泛化为区域一体化之间的博弈。

        （四）变量之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碰撞与融合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席卷传统行业，全球步入了产业互联网的时代，掀起了新一轮的产业变革，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碰撞和融合掀起的产业变革将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本轮经济复苏的亮点之一就是重返制造业，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更加重视利用互联网与产业融合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运用高端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相应的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战略。美国宣称，未来20年通过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等重构制造业的竞争格局，与此同时，德国提出了“工业4.0”，并认为，未来10年，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的智能化，将使人类步入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本也加大了对人工智能和3D技术应用方面的投入和政策优惠。此外，中国工作走向工业智能化的步伐也在加快，2014年10月，中德两国签署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其中工业4.0方面的合作是重要内容。

　　从2015年和更长时期来看，不论是工业4.0还是互联网工业，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有人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其实质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与融合，在这场革命中，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人工、机器的方式，制造业开始走向数字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产业形态，如智能制造，供应链重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现代流通对制造流程的再造，能源革命等。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碰撞与融合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五）大宗商品价格跌宕起伏和和政治博弈交织更加紧密

　　2014年，大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表现疲软，世界银行能源价格指数继2014年上半年保持稳定后，第三季度下降约为6%。2014年11月以来，大宗商品市场依然继续着下跌态势，大宗商品价格指数BPI已从月初的853点跌至840点。展望2015年，国际大宗商品或将持疲弱，世界银行在2014年10月发布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指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或将持续至2015年。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突出体现在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暴跌，自2014年6月以来，原油价格持续走低，尤其是受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石油市场供应充足及需求疲软等综合因素影响，世界石油价格开始暴跌，到12月30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已降至60美元／桶以下（WTI为54.12美元／桶，布伦特为57.90美元／桶）。石油的暴跌造成了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1月能源、化工、橡塑等原油直接下游板块纷纷下行（汽柴油、纯苯、LLDPE等品种与原油几乎同步走向），纺织、建材等板块也间接受到影响。与此同时，铜、铁矿石等大宗矿产资源价格也出现了下跌，铁矿石价格跌幅达50%。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页岩气成本不断下降，美元进入上升通道，2015年大宗商品或将维持下跌态势。

　　三、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态势，采取积极主动战略提升我国风险防控的能力

　　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脆弱，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为此，需要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以更加开放的视野，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从战略的高度提升我国抵御和防控外部风险的能力。

　　（一）应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制定和部署我国经济政策

　　1.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我国“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

　　2014年，为了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经济环境下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央行适时采取了多种货币工具组合措施如债券回购、短期流动性操作（SLO）、短期抵押贷款（PSL）、常设借贷便利（SLF）以及降息等调控我国经济增长。2015年，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箱，使得我国“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应更加注重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放宽存贷比限制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率，加强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降低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

　　2.继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本轮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以邻为壑的宽松政策以及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都极大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我国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有利时机，通过扩大实行人民币互换的国家和规模、加速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等方式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目前全球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金融机构正在积极使用人民币作为中国的付款货币，人民币清算安排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不断增加。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多种路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通过探索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3.适时调整我国外汇储备，促进储备资产多元化

　　理论和实践证明，储备资产多元化可以分散风险，是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和全球经济及资本循环的必然要求。本轮危机中美元和欧元的弱势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安全性面临极大挑战，需要找到一条能够将外汇储备风险降到最低、投资保值增值的投资渠道。我们应紧紧抓住本轮美元上升通道的小周期，把部分美元储备资产转变为实物量，如抓住黄金下跌增加黄金的储备量；抓住石油价格下跌，增加石油储备量。建议制定黄金储备增加计划，选择合适的时机增加黄金等实物储备，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为国家争取更大利益。

　　（二）应从战略高度构建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经贸外交关系

　　1.处理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

　　大国经济利益格局是新时期把握国际格局整体演变态势的关键，决定和塑造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会直接影响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展望未来，顺应新一轮全球化深入发展之势，借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之势，造中国快速发展是全球各国之福之势，行创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利国际环境之大事，从全球化方向寻找大国利益汇合点，推动经济外交与政治、安全和军事外交相互促进，加强与大国经济外交的轨道化、机制化建设应成为我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战略选择。具体而言，就是要积极主动地把推进中美经济外交作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主轴关系大国与分轴关系大国相结合，紧紧抓住中美经济外交这一大国关系主轴不放，发挥中俄经济外交的平衡作用，中印经济外交的共进作用，中欧经济外交的助力作用，同时要把对日经济外交关系，放在国家发展和地缘战略框架下全面思考和妥善应对。

　　2.强化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外交同盟关系

　　发展中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目前，巴西、中国和印度这三大领先的经济体的经济总产出，已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这六个传统北方工业强国总产出基本相当，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的经济总产出将占到全球经济总产出的40%，远远超过预测的当今七国集团的经济总产出。与此同时，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在从军事结盟、外交结盟到经济结盟，世界陷入越来越失衡、越来越无序、越来越纠结、越来越无奈的境地，发展中国家整体面临的外部风险不断增加。因此，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进一步强化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外交同盟关系，以整体力量应对当前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风险，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

　　（三）应以更主动的姿态多路径推动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态势，一个更多元化、更具活力的世界格局正在取代以前的由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中心围绕着一群欠发达国家的世界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反映的发达国家的利益的治理机制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全球人口、财富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再平衡”的新形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型要求对维护全球关系的相关规则制度做出改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经济体，应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多路径推动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

　　1.探索多种路径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

　　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将会反映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困境，会体现发展中国家实力发展的变化，提升我国乃至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既要积极参与世界银行、IMF、WTO、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建设中，积极推动WTO框架下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贸易规则体系的建设，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推进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也要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多样化、多元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尤其是，在当前多边治理机制进展缓慢背景下，以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为依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将成为现实选择。

　　2.继续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

　　APEC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区域经济组织，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政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对全球经济贸易走向将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目前，APEC21个成员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4%，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6%，直接投资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量的45%。亚太自贸区推进将为该地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2014年11月10日，APEC领导人就中国提出的建立经济自贸区的倡议达成了协议，亚太自贸区进入实质阶段。积极利用亚太自贸区战略，提升我国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构建区域治理新机制，将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谋得更大利益。

　　3.积极推进“一路一带”战略构想

　　2013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分化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这是中国基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主动加速主导区域经济整合的主动战略选择，表明中国国际经济合作中从过去的被动响应向主动应对的重大转变。“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对世界经济，对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将会产生积极效应。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制造业大国，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切入点和抓手，以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金融合作平台，将会实现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形成互利共赢，经济互补，政策互动的新格局。对中国而言，“一路一带”战略不仅能对冲美国主导的试图孤立中国而推进TPP和TTIP，还能有机会在“一路一带”经贸关系中抢占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