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乃唐宋以来最繁华的都市，它地处长江运河交通要道，南北货运，频繁往来。它又有江南一样膏沃的土地，有茶、盐、丝、帛之利，成为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之处，尤其是与江苏毗邻的徽商，更是多如牛毛，于是，就有了“扬（指扬州）盖徽商殖民地也。”之说。

徽州商界的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徽商之所以成为明清时期大的商人集团，和其在扬州的商业活动有极大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徽商的发家就是从扬州开始起步的。

商业的地利引来了徽商，云集的徽商造就了扬州的繁华，很快，扬州就因金粉之地而扬名全国。于是、扬州成为天下富豪的向往之地，于是、就有了“腰缠三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诗句。

从地域的角度看，扬州的兴盛，是商人们独壁蹊径，择地治生的经典之作，明清时期兴起的商帮，也就是几个地方的大商人集团，他们的经营大多不在本地，都是外出经商，到那些利于商业发展的地方去，所以当时凡是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之地，都有各地的商人们在那里。于是、就有了北方的天津卫，东方的青岛港，上海滩，江南的大苏杭，南京的秦淮河，广州的十三行这些全国性的大商埠的出现。

从某一个地区的经营的地段看，每一个商人，在决定经营战略时，也无不以场地的选择作为兴业的第一要务：货场、要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方；商场、要建在人气密集的地方；地产、要选择城市延伸的方向，这些，都是商家独壁蹊径，择地治生经商原则的应用。

中国现代经济复兴的成果，就是国家府明智地把握了独壁蹊径，择地治生这一商家必须遵循的规律，首先开辟与港澳毗邻的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破天荒地在计划经济时代，为深圳经济特区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政策，创造了一个优于其他地区的客观环境，吸引全国的商家云集深圳，使深圳经济飞速发展。随之，国家又开放沿海地区作为经济特区，刺激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有了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国家更加注重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国家重点发展区域提供强有力的硬环境支撑，同时从理论上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软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健康地发展，

各地政(蟹)府也运用独壁蹊径，择地治生这一商家必须遵循的规律，筑巢引凤，在全国掀起了一轮地域性的经济开发区，大型物流批发市场建设的热潮，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于是、就诞生了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和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广州、石狮服装批发市场，河北白河物流园区，郑州东建材物流商圈这样全国性的物流园区。

由此可见，独壁蹊径，择地治生是商家千古不变的定律，振兴地方经济要从商家的这一规律出发，那个地区为商家提供了更优越的经营环境，那个地区的经济，就能够更快地发展。

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意指大多数人低价抛售时，我反其道而行之，大量采购买进；大多数人高价买进时，我反其道而行之，大量抛售；赚取进销中间的差价。

作为一个商人要善于观察时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那么何时买何时卖，这里大有文章可作。

古代的商人们就非常地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供需情况，当丰收之年或粮食大量上市的季节，粮价下跌，而丝锦和织物价格则上涨，这时应把粮食收购进来，把丝锦和织物抛售出去；歉年或青黄不接之际，粮价上涨，而丝大量上市，价格下跌，应及时地把粮食销售出去，把丝锦和织物收购进来。范蠡和白圭把此称作为“与是逐”和“东观时变”，在他们看来“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利用这种手段做买卖，关键就是要抓住有利的购销时机，当时机一到则不能犹豫，要“趋时若猛兽鸷之发”，要当机立断。徽州商人做买卖就经常地使用这种办法。《徽州府志》称他们“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买之所入，视他郡倍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