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人曾将远渡重洋的华侨比喻为中国“嫁出去的女儿”——走得再远，心里也永远惦记着妈妈——祖国母亲。

2001年7月13日，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郑重宣布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时，全世界的海外华人与祖国大陆的人们一样，群情激奋、欢欣鼓舞；从南非到北美，从大洋洲到欧罗巴，他们奔走相告，互致喜悦之情，与祖国的亲人共同分享这幸福的时刻。

美国纽约有位老华侨激动地说：“中国成功了，太好了！我们可以向世界证实我们的国力，祖国的强大，使我们海外华人感到硬气。”这发自内心的话语深刻表达了全世界海外华侨华人的心声，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与祖国心心相印、休戚相关。

华侨华人身居海外，日夕渴望祖国强大，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结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切实地表现在实际行动上：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民主独立到振兴中华、支援祖国经济建设，他们都做出了从物质的到精神的、无法估量的贡献。

◆首赞酬饷助革命 不屈不挠扶逸仙——海外华侨华人与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海外华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孙中山先生在成立兴中会时，奔走鼓吹，响应者寥寥，仅得到华侨邓荫南和孙眉的支持。当邓荫南得知起义经费不足时，变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复返之决心”。

兴中会的成立得到了海外华侨的“首赞其议”后，会员发展到300多人，其中海外华侨占78%。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华侨对兴中会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孙中山六次赴美、九访日本、六下南洋、六赴欧洲，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情相助和支持，并与海外华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历次革命起义都得到了他们的慷慨捐助。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库藏如洗，不得不依赖海外华侨资助，当时只要需款的电报一到海外华侨中，“巨款立应”。仅在辛亥这一年，南洋华侨就捐助了500万-600万元的巨款。广大爱国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有力支援，从1894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开始直到武昌起义后的光复斗争，热情始终不减，这成为孙中山等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物质保证，广大华侨在捐款酬饷时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牺牲情神，更是革命党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宝贵的精神力量。

不仅如此，有的侨胞还战死沙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轰动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殉难烈士共86人，其中有32位是华侨，占牺牲烈士总数的1/3以上。在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下，海外华侨追随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无论从财力、人力、物力上都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为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海外华侨因此被孙中山尊为“革命之母”。

◆募款筹资争抗日 捐躯报国斩倭寇——海外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领土，海外华侨自始至终以高涨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斗争，关注祖国的命运，注视祖国所发生的一切。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海外华侨也是这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力量。”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义愤填膺，群情激昂，强烈抗议日寇的侵略行为，并立即开展了声援、支持国内的活动。

新加坡几家主要华文报纸发行“九·一八”事变的号外，详细报道事变经过，并纷纷撰写社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召集紧急会议，定9月23日为“国耻日”，停止娱乐活动，华侨商店下半旗，并且每个华侨佩黑纱致哀。新加坡华侨还电请南京政府实行抗战，电请日内瓦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制止日本的疯狂侵略。接着，华侨迅速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到10月21日，华侨商人和一般华侨消费者已完全断绝了与日商的关系，不买日货，不卖日货。当时，日本驻新加坡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华人购买日货事实上已经绝迹。”

在菲律宾，以马尼拉中华商会为中心，于9月23日召开华侨会议，决定发动捐款，抵制日货。据统计，截止到1932年1月，菲律宾华侨汇给东北马占山部队40万元，其它救国捐款35万元，抵制日货的运动一直坚持到第二年的3月份，使日本1931年的对菲出口额比上一年减少26%。

在泰国，“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曼谷中华总商会召集各同业公会开会，讨论抵制日货和向祖国捐款。于是一些经营日货为主的华侨商店立即停售日货，华侨米商禁止大米对日出口。结果，从10月1日起，泰国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1931年日本对泰的出口额也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半左右。“九·一八”事变同样激起了美洲华侨的爱国义愤。当事变的消息传到美国，华侨“热血沸腾，奔走呼号，集会要求蒋介石抗日，痛斥亡国灭种的不抵抗论”。

旧金山市中华会馆、侨团、留学生、同源会、教会纷纷通电声讨日本侵略，促请停止国内内战；并组织华侨拒日救国会、妇女拒日救国会等，举行反日示威。旧金山华侨最为活跃的组织是“旅美中国战事救济联合会”，联合华侨各社会团体，开展民间外交活动，争取美国人士的支援。该会曾促请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禁止向日本运送军火，并向美国友好人士募集救济款100多万美元。

当东北马占山部认首先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击日寇时，海外华侨受到鼓舞，尽管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但他们仍积极捐款给予支援。美国纽约华侨成立了接济东北义勇军筹款会，并通过非官方途径把款汇回祖国。11月16日中华商会电汇马占山将军30070元银元，接着12月，三邑会馆又电汇5300银元。

华侨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还表现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救亡团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马来西亚各地华侨迅速在各中华商会组织下建立起筹赈会，负责筹款等救亡工作，菲律宾成立了“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海外华侨的援华救亡活动，就是在各地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组织下进行的。在东南亚，“七·七”事变后，新加坡华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接着南洋各地的救亡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三天，即8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集了新加坡侨民大会，有1000余人参加，代表当地118个华侨团体。会上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先生被推选为主席并做出了每月捐款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为止的决定。华侨叶玉堆先生自动认捐10万元巨款。新加坡华侨的爱国行动得到南洋各地华侨的热烈响应。

欧洲华侨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和淞沪抗战期间，已先后建立了抗日救国会、中国救亡会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9月，又在巴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参加成立大会的有英、德、法、瑞士、荷兰等国家华侨团体代表，旅居比、苏、意、土等国的华侨皆致函祝贺。大会通过致国内同胞“立即武装抗日通电”。全欧抗联成立后，创立了全欧抗联会刊——《联合战线》，出版了西文半月刊《中国与世界》，及时介绍国内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除此而外，还积极推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法国巴黎、英国利物浦以及德国的一些城市，在华侨集中区设立了国货介绍所，组织抵制日货会。

在祖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立即在各大洲建立了各种援助祖国抗战的救亡组织。据国民政府统计，至1940年底，世界各地组织的大型救亡团体达到649个。这些救亡团体再加上原有的数以千计的各类华侨社团，在海外团结着数百万侨胞，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成为支持祖国抗日的强大力量。

华侨救亡团体建立以后，首要任务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为祖国募集抗战资金和其它物资。在捐款运动中，广大华侨妇女、儿童的表现也极为突出。美国密执安州华侨简夫人，丈夫早逝，孀居养大两个孩子，经济并不宽裕。但在抗战消息传来时，立即捐献了辛勤积蓄的15000美元，此后多次捐献，并卖掉自己住的房子作路费，到美国的10多个州去宣传演讲，发动侨胞捐款，受到盛大欢迎和支持。

在当时国际援助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华侨捐款，购买公债款以及侨汇是国民政府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支持抗战的重要财源。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在八年抗战期间的捐献，以国币计算达13.26亿元，其中各年度捐献数额如下：

1937年16696740元1938年41672186元1939年65368147元1940年123804847元1941年106481499元1942年69677147元1943年102266536元1944年212374205元1945年584251321元

八年抗战中，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购赠了大量药品、衣物、粮食以及飞机、坦克、弹药等军事器械。这些抗战急需物资，既支援补充了抗日战场的需要，又救济了战火中的伤兵、难民，对祖国人民和抗日将士来说，既是物质上的巨大支援，又是精神上的莫大激励。

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广大侨胞除了以巨额财力、物力贡献给祖国以外，还亲自回国投入抗日洪流。特别是许多华侨热血青年，毅然放弃了在海外的学业或职业，告别了温暖的家庭，纷纷回到祖国参军参战。

仅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统计，抗战期间归国参军参战的粤籍华侨约4万多人，其中南洋各地约4万人，美洲和澳洲等地约1000人。回国华侨或驰骋疆场杀敌，或捍卫领空鏖战，或前线慰劳将士，或深入敌后宣传；他们有的在千里运输线上日夜奔忙，有的为救死扶伤流血流汗。他们把自己的血肉之躯，贡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菲律宾华侨沈尔七，1938年1月率领“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回国参加新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来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唯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而知，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而努力，勿怪儿之不肖，并安心教养弟弟……”铿锵数语，海外赤子的报国之心跃然纸上。

除了像沈尔七这样拿起武器直接参战的伏秀华侨青年外，有专业技术人才的华侨也返回中国，到抗日战场服务，到大后方参加支持工作。在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当中，海外华侨表现出的热烈爱国行动，成为全国军民抗战的宏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被誉为“中国对日抗战的四大支柱之一”。

◆造福桑梓办教育 投资兴业振中华——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建设事业

新中国建立后，海外侨胞踊跃参加建国之初的各项建设。据统计，建国后5年内，华侨回国参加新中国各项建设、回国求学和归国难侨的人数近18万人。广大归侨与祖国人民一道，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7年，华侨在国内投资兴办的企业达50多个，投资额也年年增长，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

1952年后，每年仍有大量华侨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们是新中国的无价之宝，是民族的精英人物。他们带回了热爱祖国的无穷力量，也带回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许多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奠基者、领导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世人誉为“中国导弹之父”。还有像陈宗基、钱三强、钱伟长、华罗庚、卢嘉锡、吴桓兴、王大玲、方宗熙、苏量、王运丰等等一大批著名归侨科学家，他们都对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8年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华侨、港澳同胞及外籍华人成为投资中国大陆的先驱，是联系中国与各国经贸关系的“红娘”。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在大陆投资企业，兴办了一批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项目。一些省份把能源、交通、通讯等方面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建设了不少大型企业。由于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投资的“三资”企业及“三来一补”企业，引进了先进技术，提高了产品档次，或利用了外商原有销售网点和商标，增加了竞争能力，扩大了出口创汇。

中国的旅游业得益于改革开放，更与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中国大陆投资宾馆、饭店的作用密切相关。据当初在北京亮马河创建长城饭店的美籍华人沈坚白说：他投资长城饭店就是为了使访问者来到北京感到舒适，因为访问者大多数时间是要住在饭店。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就该有着世界一流的饭店。

中国大陆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也激发了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农牧渔业的兴趣。虽然投入的资金比起工业和宾馆旅游业大为逊色，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海外资金投入，引进了一批优良种苗和先进技术，促进传统农业结构的改变，为中国农牧渔业的发展注入活力，如泰国的正大集团、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等都在中国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推进过程中立下了功劳。

除了投资办企业外，海外侨胞给祖国大陆亲人的汇款和对祖国、对家乡公益事业的赞助，是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帮助祖国大陆建设的传统形式。广东是第一大侨乡，粤籍华侨华人约2000万人，港澳同胞500万人。改革开放20年间，海外乡亲捐赠物总值150亿元人民币，兴办公益事业2.6万宗。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侨乡，大量的侨汇还转化为生产性资金，转化为企业的启动资金。许多技术设备无偿转让，侨乡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使侨乡的面貌焕然一新，欣欣向荣。

从1994年开始，中国大陆接收外资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列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外商投资额中港澳台资金占非常大的比重，其中当然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华商通过港台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据统计，1979-1996年间，港澳台投资占协议金额的68.4%，占实际投资额的68.8%。

至2000年12月底，中国大陆实有外商投资企业20.32户，其中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13.64万户，占全部外商投资企业的67.1%；同时，外方认缴出资总额为3371.99亿美元，此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台地区2019.66亿美元，占全部认缴出资额的60%。这些数字可以大体反映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由此也可以看出海外华侨华人资本对大陆经济建设的巨大作用。

造福桑梓，兴办教育是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贡献祖国、建设家乡的重要方面。近百年来，大凡家乡的文化教育、卫生、医疗、体育、灾害赈济以及各种慈善事业，海外华人华侨无不关心济助，以表达他们热爱桑梓的赤子之心。

兴办教育是海外华侨最热衷的事业。1978年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捐资在家乡兴办文教及其他公益福利事业的活动获得空前的发展，无论在捐款人数、捐资总额、捐建扩建大、中、小学、幼儿园的数量及其规模方面，还是在捐赠的各种先进科学教学仪器及电化教学设备的数量及质量，捐建的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及提供各类图书资料等方面，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

1979年，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在一次接见华侨华人代表时，倡议筹办汕头大学。李嘉诚在陈嘉庚的爱国爱乡、倾资兴学的模范事迹与精神感召下，首先表示响应，决心捐献巨资。他说：“创办汕头大学，乃顺应潮流，合乎民心的大事，就让我先带个头吧。”他首先认捐了3000万港元。

1984年元旦，李嘉诚在汕头大学奠基典礼致词中说：“创办汕头大学乃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天职。本人决心追随诸位，以破釜沉舟之精神，务底于成。”他的决心和行动充分表达了他那无比炽烈的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

在这种热爱桑梓、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指导下，李嘉诚随着汕头大学建设的发展，捐献总额逐步增加，从3000万元到7000万元，1亿，1.3亿，2.1亿，2.4亿，3.7亿，到1990年2月，汕头大学隆重举行落成庆典时，李嘉诚的捐款已达5.7亿港元。

捐资助办国内高等学府的另一位突出的同胞是著名的香港电影业大王、邵氏影业公司董事长邵逸夫。1985年他捐资1500万港元在浙江大学兴建“邵逸夫科学馆”。1986年，他向全国10所大学和师范大学捐资1亿港元兴建各校的教育馆、科学馆、图书馆。

1987年，邵逸夫又决定从邵氏基金会中拔出1.16亿港元，给内地15所高等院校兴建教学楼及科学馆等。1989年1月，邵氏基金会再次宣布给内地22所高等学校捐赠1.05亿港元兴建教学设施。如厦门大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中山大学体育馆等。

此外，1984年，邵逸夫捐资1000万港元给敦煌博物馆，用来维修莫高窟的文物。1989年他还宣布捐5000万港元支持香港和内地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艺术事业。他还捐建了“宁波邵氏康乐园”，在杭州兴建一座现代化医院“邵逸夫医院”，设有400张床位，由浙江医科大学和美国罗马琳大学共同管理。

邵逸夫捐资用于发展中国的文教事业，特别是高等学校教育事业的款额高达5亿多港元。项目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海内外众多教育家及工作者所赞颂。除此之外，还有包玉刚创办的宁波大学以及霍英东教育基金等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广大侨区、侨乡，尤其是一些偏僻的侨区农村及山乡，海外华侨华人较普遍地创办了中学、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幼儿园及托儿所，使得这些地区的中、小学等教育布局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为许多农村山乡的适龄儿童、少年及青年接受教育创造了条件，从而为我国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以及中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10多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捐巨资创设了数千个教育基金、奖教金、奖学金或其他各种的福利基金会，他们对中国的教育和福利事业的贡献十分巨大。广大华侨与港澳台同胞以他们捐资兴学的实际行动，再一次地向世界宣告：作为炎黄子孙，他们始终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热爱祖国和家乡，并尽他们的一切可能来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支持祖国经济建设。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有如此众多的海外华人的鼎力支持，这是中国经济呈现充沛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海外人士在比较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和吸收外资时，感到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强有力的海外华人的积极参与，而俄罗斯则缺乏这样一批海外俄人。中国经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最可直接借鉴的形式和经验。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莱斯特.瑟罗也说：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改革的最大贡献不仅是外资，而且是教会了他们的民族同胞运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振兴中华，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同国内人民一道历经艰险，上下求索，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功绩值得世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