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历史奇观：“起共和而终帝制”的辛亥革命发生在国内，革命的主导力量原本应在国内产生，但令人称奇的是，海外华侨华人却是革命的主导力量，起义的主要军饷也多由海外华侨募集。正因为此，方有孙中山先生“华侨为革命之母”的传世之言。

　　董必武同志也认为：“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强有力支持者。”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华侨华人怀抱“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悲愤，漂洋过海寻觅金山梦，却受尽凌辱独自饮泣；一些仁人志士被蓝色文明唤醒，寻求兴邦安民之道；更有热血赤子掬一腔热血融入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演绎着战地英雄的血色浪漫，“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千古绝句，与长眠于黄花岗烈士陵园的七十二烈士一样浩气长存；无数华侨华人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倾囊义捐，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筹饷热潮。

　　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辛亥革命时曾做过这样的概括：“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

　　邀华侨有识之士回国建设

　　1912年初，上海码头。

　　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依然在料峭的寒风中飞扬，训练有素的演奏队伍，以高昂的情绪奏出以三民主义为主题谱成的曲子。民国的元勋和沪上广肇商帮的大佬们，都早已聚集在码头的小广场上。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持着手杖，眼中“望穿秋水”。

　　轮船的汽笛声打破了浦江两岸暂时的萧寂，十多分钟后，一位身着风衣的翩翩男子，出现在舱门口，军乐再次响起，等待的人们肃然起敬。

　　孙中山箭步上前，与这位男子紧紧拥抱。随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华侨是革命之母”此言第一个对从上海码头登陆的南洋华侨吴世荣而言，更是对无数为革命倾家荡产甚至与其出生入死的华侨华人而言。

　　流亡海外的16年，是大哥孙眉带他进入华侨华人世界；是横滨的冯镜如，檀香山的邓荫南，帮助他组建革命会党；是毕生的好友宋嘉树让他最先抓住革命机遇；是洪门兄弟帮助他从木屋脱险，团结美洲华侨华人；是南洋志士毁家纾难，支持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在孙中山的心中，华侨华人是一座虎虎生威的群雕。

　　革命的成果需要共享，身居总统府的孙中山，曾一度大发“褒奖令”，邀请其海外追随者和有识之士——吴世荣、张静江、林文庆、黄金庆、陈楚楠、杨仙逸等回国建设。而为了支援百事草创、府库匮乏的革命政府，海外华侨继续掀起一轮轮筹款热潮。

　　10次起义经费多由华侨资助

　　如果从1895年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算起，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人共发起了10次起义，这10次起义的花费，据台湾蒋永敬先生研究：共耗资62万余港元。第一、二次起义是在兴中会时期，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少数革命党人捐助，华侨资助不到10％；第三次至第十次起义是在同盟会时期，华侨资助占起义经费的80％，其中第十次起义100％由华侨资助（见下表）。

　　据《美国华侨史》记载，从筹饷局成立到年底，美国华侨捐款总计达40万美元。《华侨革命史》称，辛亥革命前后，美国华侨助饷至少在700万元以上，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民主革命。孙中山曾回忆道：“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塞给我一个麻袋，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20年的全部积蓄。”

　　“ 加拿大的洪门筹饷局，要比同年7月孙中山在旧金山致公总堂设立的洪门筹饷局早了5个月。为了帮助筹款，加拿大洪门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将会馆都抵押出去了。”加拿大中国洪门民治党总部常务副总主委郑炯光称，面对国难，洪门兄弟毫不犹疑地把砝码投到了“救我中华”的天平上。加拿大维多利亚、多伦多、温哥华等埠致公堂刮起变产救国风潮。今天静静屹立于温哥华片打街西5号的洪门大厦，走过了百年风雨，铭刻着海外侨社洪门致公堂赴汤蹈火舍生取义救中华的义举。据资料记载，1911年，孙中山先生在加拿大共募得义款约77000余港元，占黄花岗起义全部经费15万港元的50%。

　　也许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南洋侨胞更是历来对祖国有一种强烈的依恋感。据史料记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70年间，有1000万以上的中国人通过“卖猪仔”到了海外，除美洲、大洋洲、非洲外，其中800万人居留东南亚。东南亚华侨中以闽粤籍人士为主，其中80%—85%是从广东漂洋过海的。南洋侨胞背负着贫穷远渡重洋出国谋生，岂料又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歧视和凌辱。他们从无数切身遭遇中深深感到，祖国非革新不可。

　　辛亥革命期间，南洋华侨捐巨款支持革命，包括购买枪支弹药等。不少侨胞抛头颅、洒热血，直接回国参加推翻满清王朝的起义。海外穷苦华工是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卖豆芽为生的越南华侨黄景南曾把自己辛苦积攒的数千元全部捐献出来，支持孙中山先生在粤、桂、滇等省发动的起义。吉隆坡华侨裁缝李晚，为了回国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战斗打响以后，他高举义旗，冲锋在前，壮烈捐躯。黄花岗起义浴血奋战的敢死队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华侨……普通华工如此，大多数侨商亦如此。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典型代表。痛感中华民族危机四伏，为了救国救民他毅然加入了同盟会，此后几十年倾资兴学，支持祖国的解放事业，成为华侨爱国的光辉旗帜。

辛亥百年之际，我们拭去厚厚的历史尘埃，看见一个个掩藏在革命伟人光环背后的华侨华人向我们走来：输财救国的“茂宜王” 孙眉，趟过历史河流的“英雄”，大路朝天的洪门兄弟，乘桴而东的留学生，塞纳河与泰晤士河边的游子，南洋橡胶园里走出来的革命者，为自由而血溅五步的勇士，践行实业救国理想的张静江、李石曾……

香山人为何走出伶仃洋？

　　——访市文联主席胡波

　　中山市文联主席胡波认为，近代中国香山人走出伶仃洋，大批移民海外的现象，既是香山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一系列略带偶然性的机遇风云际会、天然巧合的结果，更是香山文化传统的再生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从历史上看，香山县也是在几百年的移民运动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复杂的地方方言和500余种姓氏，就充分地显示了当地社会构成的移民性和多元性。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上看，香山县为发展内河和海上交通运输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前往香港、广州、佛山、江门和澳门这几个地区做工经商求学的香山人络绎不绝。尤其是县境南端的澳门，不仅成了香山人求学、谋生的场所，而且也成为香山人漂洋过海、出国谋生的跳板。

　　鸦片战争以前，香山人去海外谋生的毕竟还不太多。主要原因是清朝禁令甚严，冒险犯难者心有余悸。近现代香山人大规模向海外移动，其原因主要就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物质刺激和优越条件的强烈诱惑，世界交通、通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各国政府对侨民问题在态度和行为上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