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受到英、德、法等国的认同，去年10月启动筹建的亚投行，今年春天突然“火”了。至4月15日，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名单确立了57个国家，这是中国发起的迄今为止覆盖面积最广的国际组织。

　　对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广泛融入国际社会的新中国而言，这样的“成长”令人欣喜。众所周知，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和掌控，早已成为大国力量的组成部分和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少数发达国家掌控重要国际组织领导权，对发展中国家在战略上围堵、在发展上牵制、在责任上施压。中国越来越重视和主动寻求在国际组织话语权的提升，与中国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

　　相比某些主要国家，总部落户于中国的国际性组织依然为数寥寥，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任职人员数量少、职位低和影响力不够。如何让中国更多优秀人才服务国际组织，如何让更多国际组织机构落户中国，这是中国紧迫提升在国际组织中地位与力量的应有之义。

    吸引国际组织总部落户中国，有利于提升东道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东道国塑造其良好的外交形象；有利于带动相关国家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东道国和城市的国际化程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熊争艳、韩洁发自北京 4月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尘埃落定。审核工作持续到名单出炉前的最后一刻。15日中午的最新消息显示，瑞典、南非等7国搭上“末班车”。加上前一天被宣布加入的埃及、挪威、俄罗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数量定格为57个。

　　与普通成员国相比，意向创始成员国拥有一定优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金灿荣介绍说，创始成员国可能拥有一个永久的执行董事位置，执行董事就有发言权。创始成员国还会拥有更多投票权，并有望优先获得融资支持。

　　根据去年10月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总部将设在北京。虽然股权分配、中国是否行使一票否决权等依然成谜，但中国作为亚投行发起者主动介入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动向备受世界瞩目。

　　“我以为，亚投行的设立是中国参与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表现。”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门洪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的“世界观”悄然改变

　　亚投行并非中国第一个主动发起的国际组织。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同年，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也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其秘书处设于北京。

　　上海合作组织之前，中国加入国际组织也经历了一个由消极到积极参与的过程。而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史，至今近百年。

　　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朱杰进介绍，1919年，国际红十字会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国际组织。此后，直到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才迎来了参与国际组织的第一个高潮。

　　“联合国是一个大家庭，加入其中意味着各种专门性的国际机构将向中国敞开大门。”朱杰进表示。从1971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先后恢复和加入了国际民航组织（1971年）、世界卫生组织（1972年）、国际奥委会（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0年）、世界银行（1980年）、国际原子能机构（1984年）、国际刑警组织（1984年）等一些主要的国际性组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认为，中国转变对国际组织态度的背后，是中国“世界观”的悄然改变。

　　他在一篇研究文章中写道，“做最低限度的参与”曾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际组织战略的基本思路，这是为争取使新生政权得到尽可能多的承认，同时借此扩大反帝反殖统一战线的需要。与此相比，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认为国际组织可被用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因此采取了稳健务实的立场。“（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继续在国际政治组织内保持活跃态势，更扩展了与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机构的交往；不仅对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有兴趣，而且尝试进入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延续了邓小平的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等。王逸舟认为，这些都含蓄地表明了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

　　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3年，中国加入国际展览局……进入21世纪，除了WTO，中国还陆续加入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稳步提升与国际规制体系的融入度。

　　据悉，近年来高层强调国际组织是制定国际规则、协调多边事务、分配国际资源的重要平台，更加重视增强中国在国际组织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华国际组织总部凤毛麟角

　　在朱杰进眼中，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越来越活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国家实力的显著提升。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而在此之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和最大出口国。

　　多个“第一”光环下，“继续加强多边外交”、“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被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朱杰进注意到，报告中还点明了四大国际性组织，分别是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

　　目前，尚没有确切数据统计在华共有多少个国际组织分支机构。中国外长王毅曾在讲话中披露，迄今中国已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近300个国际条约，我们不仅已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一员，而且日益成为建设性的参与者。

　　“这些国际组织中，有的是没有常设秘书处的组织，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有的则有常设机构和办事处。”据朱杰进介绍，国际组织是否在华设置分支机构与是否在华设立办事处意义不同。一般而言，国际组织会在各成员国设立联络点，如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都在华建有办事处，但国际组织的总部或常设机构、分支机构的“落户”都是有选择性的。在这方面，由于世界主要的国际组织成立时间较早，于是总部和分支机构设在中国的数量较少。

　　本报记者从北京市外办了解到，除上合组织外，总部选择在北京的还有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它于2012年成为第一个将总部永久落户北京的国际性旅游组织。此外，去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正式在京启用。中国办事处是该组织在巴西、日本、新加坡、俄罗斯之外设立的第五个驻外办事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表示，中国办事处的成立，预示着中国政府致力于多边知识产权体系的建立，期望产权组织与中国的关系更上一层楼。

　　几乎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上海，当2014年7月金砖峰会落幕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被宣布落户于上海。当时国际舆论认为，上海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而且有望引领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大潮。

　　为什么要吸引国际组织总部落户中国？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曾提出“四个有利于”：有利于提升东道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东道国塑造其良好的外交形象；有利于带动相关国家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东道国和城市的国际化程度。

　　“北京的城市定位除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有一个国际交往中心。由此可见，北京也将着力于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机构进入。”北京市外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提升中国影响挑战依旧

　　周汉民的这篇文章写于2006年。而在更早时候，北大教授王逸舟已经提出，中国应该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进入国际组织，同时有效地保持独立性与争取更大的发言权。

　　新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事务。不过，由于很多现有国际组织内部章程设置的复杂性，以及既有主导国对老规则的坚守，上述国际组织的改革事宜进展缓慢。

　　“一个国际组织就像一个人，到某个阶段难免胆固醇偏高、肥胖，要减下来不容易。”朱杰进表示。

　　在这种背景下，自行发起或创办国际组织不失为是对现有规则进行补充的有效手段。亚投行的创建与总部设在北京，正是其中应有之意。

　　“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它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介绍道。

　　官方消息明确，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30%股权。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基本成为定局。

　　“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金立群说。

　　而长期研究国际组织的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即便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今后如何有效管理建立配套、如何有效发声、如何切实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仍将是未来的挑战。

　　这些挑战同样适用于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去年金砖开发银行总部落成后，一些日本商人建议，上海一些“软件”问题还需要改善。比如在银行办理向外国汇款业务，顾客穿梭于银行各窗口，花费时间太多，“这在日本银行，绝对不会发生”。

国际组织的中国掌门人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显著上升，中国向各国际组织缴纳的会费也有大幅度增加，这在客观上为更多中国籍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熊争艳发自北京 4月15日，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敲定，亚投行的另一个悬念——“首任掌门人是谁”也为外界热议。很多分析认为，由于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基本已成定局，这个中国倡议成立的多边国际机构很可能由中国人执掌。 

    事实上，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登上国际组织的高管职位，以中国智慧获国际社会认可。

入主国际组织“平均每年一位”

    今年3月11日，从瑞士日内瓦传来消息，53岁的柳芳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第204届理事会投票上被选举为下一任秘书长。她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也是首位女性秘书长。 

    柳芳曾在中国民航局任职二十年，通晓英法双语，2007年开始在国际民航组织工作，现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行政服务局局长。今年8月1日，她将正式就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任期三年。 

    柳芳的履新，不仅刷新了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职位的履历表，也续写了十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登上国际组织重要职位、以中国智慧获国际社会认可的精彩篇章。 

    虽然中国1971年即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此后漫长的三十余年里，中国人除因历史因素非竞选即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外，极少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高层职位竞选，其他一些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也鲜有中国人进入领导层。 

    这一“缺席”局面从2003年开始改变：这一年，曾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担任法律顾问的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 

    2004年，中国人跻身世界气象组织和万国邮政联盟核心决策圈。 

    2006年，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的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 

    2009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两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2013年更是迎来了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高官的小高潮：6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8月，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易小准获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9月，鞍钢总经理张晓刚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11月，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 

    除了中国政府委派或推荐外，也有中国人通过自身奋斗登上国际组织的高级职位。2013年8月，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这位以实习生身份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在经过19年历练后升任现职，也是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中国籍官员。 

    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吴海龙介绍，目前任国际组织一把手的中国籍人士共三位，分别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和去年底刚当选的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

以专业建树赢得尊重

    翻看这些执掌国际组织的中国高官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受过良好的教育，深耕一个领域多年，擅长与国际社会打交道。 

    其中一些人海外求学的背景使他们通晓西方文化。史久镛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林毅夫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朱民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 

    专业领域建树精深让他们脱颖而出。作为前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在处理1997年禽流感、2003年非典疫情等危机时展现出来的职业素养和冷静果敢，令全球卫生界印象深刻。张晓刚是冶金行业专家，熟练掌握钢铁冶金技术开发及行业最新技术，还有执掌大型企业的经历。 

    “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谙熟游戏规则。”吴建民以李勇和易小准为例分析，“李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在联大负责行政和预算的第五委员会里摸爬滚打，后来在财政部工作时也常年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易小准一直从事国际贸易相关工作，曾协助龙永图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两人都是人头熟、规则熟、外文好。” 

    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这个群体既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又深谙国际游戏规则，使他们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更游刃有余，在国际组织任职也如鱼得水。 

    “我是一个中国人，但一旦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我就是国际公务员，我服务的对象是世卫组织193个会员。”2007年陈冯富珍履新时，当被问到如何处理“中国籍世卫总干事”的国籍身份和国际公务员的无国界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她这样答道。 

    吴建民认为，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既要懂得国家利益，也要了解世界利益，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唯有如此，他们提出的建议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同时，也能照顾到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与此同时，中国人执掌国际组织，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对国际事务也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吴建民举例说，比如中国人崇尚“和为贵”、讲求平衡等原则，这对国际组织是一种丰富。 

    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时，就展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视角。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 

    事实上，林毅夫、朱民在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不少见解，都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也得到广泛认可。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在评价林毅夫时说，他在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颇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也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佐利克这段评价，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人对国际组织的另一贡献：作为从新兴经济体走出的代表，他们分享的中国经验给世界一种全新思路。

国家实力增强利于涌现中国高管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就任高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认为，这离不开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背景：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争取重要位置”的曲折过程。 

    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则将此现象归因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世界对中国的需要。“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发展道路得到很多国家认同，世界需要中国参与的呼声也日益提高。” 

    据一位曾在联合国担任高级职员的中国外交官介绍，一般来讲，一个国际组织对于其国际职员的来源都有具体的原则，比如公平地域原则、能力原则、会费比额原则。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显著上升，中国向各国际组织缴纳的会费也有大幅度增加，这在客观上为更多中国籍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期从事国际组织问题研究的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出任国际组织高级职务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还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 

    苏长和指出，很多国家对于源起于西方的传统国际组织中的世袭制权力传承意见颇大，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倒逼这些国际组织作出变革，扩大代表性，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参与国际组织的能力和积极性。“可以预见，今后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位的情况还会越来越多。”苏长和说。

现高管人数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从纵向看，中国人已大踏步进入国际组织，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高管的人数及比例仍相差甚远，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还普遍存在代表性不足及职位偏低的现象。 

    从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有关数据，可以管窥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就职的大致情况。 

    据联合国曾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职联合国秘书处的非语言类中国籍专业人员共74名，低于联合国开列的116人至157人的恰当幅度，被列为任职人数偏低国家。其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国籍职员共11人，低于美国（48人）、英国（19人）、法国（18人）、德国（17人）、日本（14人）等发达国家，虽略高于阿根廷（9人）、印度（9人）、韩国（7人），但考虑到中国数倍于这几国的会费分摊比例，这样的人数确实不占优。 

    王逸舟认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的还是相对少，这直接导致我们的话语权不够，而这与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不符。 

    一名联合国前高级职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由于大多数国际组织的章程都比照西方国家的制度制定，加上欧美国家人士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先天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人员在适应国际组织文化方面相对容易，对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

有效提高话语权要假以时日

    要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话语权，派遣、鼓励更多中国人到国际组织就职是必经之路。 

    吴建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建议，中国要加大向国际组织派人的力度，理由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的地位在上升。“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组织是修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至关重要。” 

    他举例说，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人知道，负责会议流程的各委员会秘书作用非同寻常。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如能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提出的建议不仅会得到国际社会认同，也能照顾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王逸舟建议，中国高校应开设更系统、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国际公务员课程，并且聘请更多有国际组织任职经验的人授课。 

    当然，除了向已有的传统国际组织输送更多人才外，中国倡导设立新的国际组织，相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中国员工比重的上升。 

    苏长和说，中国已成功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十年也参与创立了一些可转变成国际组织的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机制等。未来，中国应继续倡导建立更多的多边合作平台。如此，他相信，会有更多中国面孔出现在国际组织的舞台上。

如何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地位

    中国要在国家治理中善于总结积累经验，然后增强把国内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的能力

【作者】朱杰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我们谈国际组织外交，首先需要清楚地了解国际组织本身的特点。中国参加的大部分国际组织都是功能性的，即属于某一个议题领域的国际性组织，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等。因此，如果要评判中国在国际组织是否活跃，在创办国际组织方面能力强不强，与中国本身在相应议题领域中的处理能力强弱密切相关。

　　所以，要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首先需要练内功。比如，在金融监管方面，北京和纽约华尔街、英国伦敦相比，无论是金融市场创新还是监管经验都不如它们，所以欧美发达国家制定相应规则时自然话语权大，而中国人很难对此改变。又比如，为什么中国会选择发起或创建如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这样的国际组织？因为这类组织本身从事的是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在这些方面，中国国内经验丰富，在国际上也属于经验一流的国家。如是，我们有能力使我们的经验被国际接受。这说明，中国需要在国家治理中善于总结积累经验，然后增强把国内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的能力。

　　国际组织就像一个大家庭，成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设置议程的能力；二是议事决策的能力。

　　设置议程，意味着中国要改变被动态势，在国际组织中多提倡议。多提倡议的一个明显优点在于，其它成员国将围绕中国提出的话题来讨论。以中国现在国际组织的地位来讲，缺乏的便是设置议程的能力。当然，这方面我们也有做得好的个例，比如中国防治沙漠化经验丰富，便主动能把相关建议和话题介入到议程讨论中。

　　2016年杭州将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大型多边的外交场合，议程设置很大程度上需要主办方完成，这对中国一贯的设置议程能力提出了重要挑战。中国需要琢磨，如何提出一些国内外真正关切的话题，并融入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

　　另一个议事决策，指的是设置议题后，需要达成一个于我有利的决策，这需要中国加强在国际组织内部动员的能力。

　　根据投票规则，如何找到更多的盟友？长期以来，传统国际组织中，欧美等发达国家拥有语言优势，因此他们的公关动员能力整体比较突出。

　　而中国的国际组织人才还是比较缺乏。这方面的原因与欧美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关。比如联合国总部就在美国，大学生毕业后在联合国实习，实习之后遴选时无疑将更有优势。所以，中国现在把国际组织办在家门口，未来亦可形成我们自己的优势。同时，高校也应该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

　　而在由政府派出和推荐的优秀人才之外，中国需要储备有国际组织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才，积极争取扩大中国籍职员比例。长此以往，中国人在一些国际组织关键职位担任关键角色才能成为常态。（本报记者邓媛采访/整理）

国际组织高管竞逐的“刀光剑影” 

    ——多国如何力推“自己人”

    国家支持、公关游说、人才储备、经济后盾……一个也不能少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陶短房、记者沈红辉、张青发自温哥华、东京、首尔 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进入国际组织高管行列，但从整体上看，把持主要国际组织“一把手”的大多还是欧美人。

　　这其中，“凭实力说话”的规则不仅是候选人自身能力水平的比较，也是候选人所属国家之间的博弈和较量。

利用规则制订权左右人事

　　作为二战后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美国从来不会把一些关键性国际组织的人事权拱手相让。

　　反正要按“实力说话”，美国力图表现得“规规矩矩”——它实际上采用的办法，是掌握制订规则的话语权。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美国在世行、IMF掌握了规则的制订权，规则规定，两机构任何重大议项，均需不低于85%的投票权附和方能通过，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在两组织中始终保持15%以上的投票权，就可以握有对这两个组织包括人事任免在内各项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

　　在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初，美国就凭借自己的实力，将所谓“董事会原则”即“一股一票”的决策方式引入世行和IMF。而两个机构的股权、投票权则被复杂的“配额制”所约束，即由理事会根据包括经济规模、发展潜力、历史传统等一系列复杂参数，计算出每个成员国应在两机构占据的“特别提款权额度”，各成员国再依照这一配额认购基金份额。这样一来，“美元霸权”可以确保理事会这个“规则裁判所”始终“姓美”。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种安排下，世行自成立至今的12位行长都是美国人。2012年世行行长换届，尽管破天荒出现了两位非美国籍候选人——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恩戈齐·奥孔约·伊韦拉和哥伦比亚前财长奥坎波，但从当年3月23日奥巴马提名至4月16日当选，美籍韩裔的金墉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就顺利当选，外界对此曾给出很多分析，但说穿了就一条：票数。从正面说，“金砖五国”中、印、巴、俄、南非相加（13.19%）尚不及美国一国的投票权；从反面说，即便真有一位候选人得票数高于金墉，美国也可动用“15%”的红线来个“一票否决”，直至选出自己希望当选的人为止。

　　别以为这只是理论推断。1996年埃及人加利谋求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但不合美国心意，美国就不惜打破外交惯例，公开威胁使用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最终迫使加利退选，“创造”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只任一届的秘书长。

以举国之力推荐自己人

　　尽管大多数国际组织“一号人物”是欧美人，但日韩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在目前的主要国际组织中，韩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而日本人争得3个领导人职位，分别是影响力巨大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关水康司和国际海关组织秘书长御厨邦雄。历史上，日本人还“掌控”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国际能源署等重要机构。

　　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关键时期，韩国政府主动撤回了担任2007年－2008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意愿，主要就是想集中力量，帮助外交与通商部长官潘基文竞选联合国秘书长。当年10月潘基文如愿当选并确定将于2007年1月上任后，韩国政府又举行临时国务会议，通过了对潘基文提供8.44亿韩元活动经费的预算案。这笔预算将作为潘基文在就任前各种活动的开支，包括他邀请外宾或访问其他国家的经费等。

　　以一国之力助推该国候选人，日本一直也很“拼”。

　　200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原总干事巴拉迪宣布不再连任。日本政府马上推出安插IAEA多年的“储备人才”天野之弥开展争夺。后者的竞选决定，由时任首相麻生太郎亲自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外务省甚至专设外务相亲自坐镇的“IAEA总干事竞选总部”，动用一切外交资源打选战，“倾尽全力争取各国支持”。

　　在日本政府游说公关下，发达国家阵营齐刷刷倒向天野，但发展中国家力推南非人明蒂。当选举被拖入第二轮后，日本两名“竞选总部”的责任人还以日式谢罪方式——剃光头向公众道歉。其后，日本政府“猛攻”明蒂阵营。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日本政府祭出经济援助、“以票换票”（换取日本在其他选举的支持）等手段，瓦解明蒂阵营。最终，一个期待日本援助的中南美洲国家经受不住诱惑，在第二次选举中弃权，助力天野当选。

输送人才很“给力”

　　除了在高层职位、关键岗位上奋力竞争外，日韩在为国际组织输送人才方面同样很“给力”。

　　比如数据显示，国际组织机构里任职的韩国人从2010年涉及51个机构的377人，增加到了2014年59个机构的479人，短短的4年间增长了42.1%。这对于提升韩国的软实力和增加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让更多优秀的韩国人才进入国际组织，韩国政府会定期举办各种招聘会为其牵桥搭线推选。截至去年，韩国企划财政部已面向国内高校人才成功举办6届国际金融机构聘用博览会。

　　日本也极其重视建设国际机构“储备人才库”。外务省内设“国际机构人事中心”，专门输送日本人就职国际机构，培养高管苗子。此外，日本还选派政府部门官员赴国际机构“占坑”，天野之弥原本就是外务省官员，于2005被派往国际原子能机构担任理事会负责人，为后来竞选总干事打下了基础。

　　当然，投入也很重要。财大气粗的美国自不用说，日本也是国际机构重要金主。日本仍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每年给联合国输送近3亿美元，占比超过10%。日本每年在国际组织身上撒不少银子。“拿人手软，吃人嘴短”，资金一定程度上往往等于在国际组织的一定话语权和拍板权，与左右人事安排关联。

它们何以成为“国际组织之都”

    纽约给予当地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缴税优惠政策；首尔为世界疫苗组织修建数亿元的运营大楼；东京主动承担联合国大学70%的运营费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宿亮发自惠灵顿 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是欧洲议会总部所在地，却不是唯一驻地。议员们每月都要拖着行李箱来这座城市开几天常规会议，然后再回到欧盟中心布鲁塞尔召开委员会会议。这种模式不仅麻烦，还浪费大量旅费。欧洲议会曾多次希望把所有活动集中到布鲁塞尔。 

    不过，这种尝试遭到法国强烈反对。一方面，法国政府援引欧盟条约，要保留斯特拉斯堡作为欧洲议会总部的地位；另一方面，议员不再来斯特拉斯堡，对城市经济来说损失不小。

有经济考量，也有政治盘算

    正如斯特拉斯堡面临的争议，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哪，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距离斯特拉斯堡400公里、同为“欧洲首都”的布鲁塞尔是国际组织总部集中之地，名声最响的莫过于欧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选址于此。 

    在布鲁塞尔，平均一两天就有一场国际会议，更不用说密集的交流活动，当地国际机场也成为欧洲最繁忙的口岸之一。各类机构常驻人员和家属达数万人，光是欧盟机构的翻译部门就有数千名各语种议员，总数比纽约联合国总部还多。 

    布鲁塞尔之所以成为欧盟总部，除其身居西欧要冲的地理位置外，也受当时国际政治局势影响。二战后，法德和解，组成煤钢联营共同体。在共同体国家中，选择把机构总部设在相对中立的小国比利时更容易被各方接受。此后，随着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成为欧洲政治中心的布鲁塞尔开始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入驻。 

    经过多年的发展，国际组织总部给布鲁塞尔的影响已经深深印刻进这座城市的骨髓。对于今天的布鲁塞尔而言，已经无法想像没有国际组织总部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

国际组织总部提升城市地位

    从布鲁塞尔向西南行驶300公里，“光城”巴黎同样是国际组织的聚集地。这座全球法语区最大的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大型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 

    巴黎历来是欧洲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地位吸引着国际组织纷纷“落户”。与此相对的是，国际组织本身也对巴黎城市地位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19年的巴黎凡尔赛会议重新划分欧洲大陆格局；1951年建立煤钢联营共同体的《巴黎条约》改写欧洲历史，奠定欧盟基础。巴黎的名字与这些重大事件一同写入历史，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中心”。 

    如今，改变世界的事件每天都还在巴黎上演。比如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成为全世界“文艺青年”心中的胜地。 

    事实上，不仅是巴黎，日内瓦、罗马、海牙、纽约、内罗毕等城市，都因为国际组织的存在而成为国际政治无形舞台上的有形存在，吸引着全球目光。

为招揽国际组织“各显神通”

    国际组织总部对所在城市意义重大，对国家影响深远，自然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如何成为合格的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纽约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样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凭借美国当时的大国地位，纽约成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从美国经济中心摇身变为“世界首都”，成为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城市之一。 

    为给国际组织营造良好的环境，纽约具备良好的配套设施和政策。例如，纽约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给予当地国际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资产购置、税收缴纳、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对一些小型国际组织提供财政补贴，优先购买国际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等。 

    同时，纽约用完善的法律制度加强国际组织的治理环境。在纽约落户的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除享受一定的法律便利外，还要接受完整的财务和法律监督，形成了良性的国际组织“生态环境”，让更多国际组织愿意来到纽约落户发展。 

    除纽约外，世界不少城市为吸引国际组织“各显神通”。例如，韩国首尔为了吸引世界疫苗组织，斥资数亿元修建运营大楼；日本东京为了吸引联合国大学落户，主动承担70%的运营费用。另外，还有一些城市专门提升城市运营电子化水平、医疗国际化水平及居民外语水平，在配套服务上下足了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