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郝平当选新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继陈冯富珍、林毅夫、朱民、李勇、易小准……长长的一串名单之后，国际组织的舞台上从此又多了一张东方人的面孔。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高官的角逐场，出任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到联合国维和部队战区司令、世贸组织副总干事等要职。这股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新力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2013年6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

5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54岁的郝平作为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接受全场掌声祝贺。

这是中国人首次担任这个拥有67年历史，以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合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大会主席。郝平说，我能当选，背后是祖国的强大，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提高。

郝平的就职，不仅刷新了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职位的履历表，也续写了十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登上国际组织重要职位，以中国智慧获国际社会认可的精彩篇章。

从“难得一见”

到“身影频现”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这时起到本世纪初，三十余年里，中国人除因历史因素非竞选即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外，极少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高层职位竞选，其他一些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也鲜有中国人进入领导层。

从2003年开始，中国人当选国际组织高官的消息不断传来：

2003年，曾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担任法律顾问的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

2004年，中国人跻身世界气象组织和万国邮政联盟核心决策圈。

2006年，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的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

2009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今年以来，中国人在各种国际组织高官竞选中更是屡传佳讯：6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8月，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易小准获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9月，鞍钢总经理张晓刚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

除了中国政府委派或推荐外，也有中国人通过自身奋斗登上国际组织的高级职位。今年8月，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这位以实习生身份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在经过19年历练后升任现职，也是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中国籍官员。

北京大学教授王逸舟说，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就任高官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变化。这四十余年，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争取重要位置”的曲折过程。

在吴建民看来，越来越多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领导层，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以及世界需要“中国声音”。

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出任国际组织高级职务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还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

国际经验丰富

熟悉游戏规则

浏览这些执掌国际组织的中国高官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受过良好的教育，深耕一个领域多年，擅长与国际社会打交道。

一些人海外求学的背景使他们通晓西方文化。史久镛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林毅夫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朱民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

专业领域建树精深让他们脱颖而出。作为前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在处理1997年禽流感、2003年非典疫情等危机时展现出来的职业素养和冷静果敢，令全球卫生界印象深刻。张晓刚是冶金行业专家，熟练掌握钢铁冶金技术开发及行业最新技术，还有执掌大型企业的经历。

“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谙熟游戏规则。”吴建民说。他以今年当选的李勇和易小准为例分析：“李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在联大负责行政和预算的第五委员会里摸爬滚打，后来在财政部工作时也常年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易小准一直从事国际贸易相关工作，曾协助龙永图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两人都是人头熟、规则熟、外文好。”

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这个群体既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又深谙国际游戏规则，使他们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更游刃有余，在国际组织任职也如鱼得水。

以中国智慧

服务世界

担任国际组织掌舵者的中国人，能为国际组织贡献什么？

分析人士认为，以全球视野处理问题，勤勤恳恳为全世界服务，这是衡量一个国际组织掌舵者是否成功的标志。

郝平当选后表示，大会主席是教科文组织最有权力的位置之一。在这个位子上，公平公正处理各方面关系很重要。

2007年，陈冯富珍履新时，被问到如何处理“中国籍世卫总干事”的国籍身份和国际公务员的无国界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陈冯富珍回答：“是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但一旦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我就是国际公务员，我服务的对象是世卫组织193个会员。”

吴建民认为，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既要懂得国家利益，也要了解世界利益，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唯有如此，他们提出的建议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同时，也照顾了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同时，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会通过执掌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吴建民说，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高官，会将中华文化的因素带进国际组织。比如，中国人崇尚“和为贵”、讲求平衡等原则，这对国际组织是一种丰富。

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时，就展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视角。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

事实上，林毅夫、朱民在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不少见解，都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也得到广泛认可。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在评价林毅夫时说，他在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颇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也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佐利克这段评价，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人对国际组织的另一贡献：作为从新兴经济体走出的代表，他们分享的中国经验给世界一种全新思路。

国际舞台

中国高官日益增多引关注

时事新闻眼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高官的角逐场，出任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到联合国维和部队战区司令、世贸组织副总干事等要职。这股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新力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世界需要“中国声音”

对于这一现象，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归因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世界对中国的需要。“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发展道路得到很多国家认同，世界需要中国参与的呼声也日益提高。”

据一位曾在联合国担任高级职员的中国外交官介绍，一般来讲，一个国际组织对于其国际职员的来源都有具体的原则，比如公平地域原则、能力原则、会费比额原则。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显著上升，中国向各国际组织缴纳的会费也有大幅度增加，这在客观上为更多中国籍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新兴国家得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组织。

长期从事国际组织问题研究的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很多国家对于源起于西方的传统国际组织中的世袭制权力传承意见颇大，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倒逼这些国际组织作出变革，扩大代表性，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

而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参与国际组织的能力和积极性，为新兴国家进入国际组织提供机会。“可以预见，今后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位的情况还会越来越多。”苏长和说。

影响力与综合实力

仍不匹配

然而，抛开与自身纵向对比取得的进展，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高官的人数及比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普遍存在代表性不足及职位偏低的现象。

从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有关数据，可以管窥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就职的大致情况。

据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职联合国秘书处的非语言类中国籍专业人员共74名，低于联合国开列的116人至157人的恰当幅度，被列为任职人数偏低国家。其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国籍职员共11人，低于美国（48人）、英国（19人）、法国（18人）、德国（17人）、日本（14人）等发达国家，虽略高于阿根廷（9人）、印度（9人）、韩国（7人），但考虑到中国数倍于这几国的会费分摊比额，这样的人数确实不占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认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的还是相对少，这直接导致我们的话语权不够，而这与我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不符。

在前文提到的联合国前高级职员看来，由于大多数国际组织的章程都比照西方国家的制度制定，加上欧美国家人士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先天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人员在适应国际组织文化方面相对容易，对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

有效提高话语权

是个渐进的过程

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话语权，派遣、鼓励更多中国人到国际组织就职是一条良策。

吴建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建议，中国要加大向国际组织派人的力度，理由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的地位在上升。“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组织是修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至关重要。”

他举例说，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人知道，负责会议流程的各委员会秘书作用非同寻常。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如能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提出的建议不仅会得到国际社会认同，也能照顾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王逸舟说，韩国等国家对国际组织高度重视，政府出资支持年轻人前往国际组织实习等做法值得中国借鉴。此外，中国高校应开设更系统、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国际公务员课程，并且聘请更多有国际组织任职经验的人授课。

除了向已有的传统国际组织输送更多人才外，专家还指出，中国还应拓展渠道，倡导设立新的国际组织。

苏长和说，中国已成功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十年也参与创立了一些可转变成国际组织的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机制等。未来，中国应继续倡导建立更多的多边合作平台。

“让更多中国面孔出现在国际舞台，有效提高中国的话语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吴建民说。

延伸阅读

如何当上

“国际公务员”？

80后小伙宓鹏飞结束了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三个月的实习后，并未想过留下，收拾行囊回国了。没想到，因为实习时表现优异，上司主动打来越洋电话：联合国有个职位，愿意来吗？

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2004年获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当年9月开始在联合国实习，拉开了“国际公务员”的人生序幕。接过电话后，宓鹏飞赶到纽约，因为他要参加的“一般事务人员（G级职位）”考试需在美国本地报名参考。考试过关后，他又与全球数百人一起申请联合国的这一职位。第一轮筛选后，只剩下17人。最终，他过关斩将，于2006年3月进入联合国新闻部工作。

通过国际组织在读硕士生实习项目，进而申请、考试、面试、入职是部分人成功赢得国际组织G级职位的轨迹。除了G级职位，联合国国际公务员按职务性质分还有高级官员（D级以上职位）和业务类官员（P级职位）。D级以上职位大多由各国派出，P类专业官员则可以通过联合国国家竞争考试向全世界招徕。

1976年出生在赣西小城的刘超，博士毕业后供职于北京一家媒体。2006年，刘超通过报名参加联合国国家竞争考试。和宓鹏飞不同，刘超没有联合国实习的经历，但他顺利通过了简历筛选，获得笔试资格，而大批报名者在简历筛选环节就被预选委员会淘汰。之后，全球6000余人参加笔试，20人胜出。2007年11月，刘超飞往纽约，参加了严格的面试。又经过3个月的试用，终于接到录用通知，成为一名年薪约9万美元的“国际公务员”。

相较于中国政府委派这一获任“国际公务员”的主渠道，刘超、宓鹏飞等这种通过个人申请、考试而成功入职的人算是凤毛麟角。若论为国际公务员这一事业打拼，52岁的徐浩良则是一个“标杆”。

自同济大学毕业后，徐浩良放弃留校执教，决定去美国留学。199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他在联合国找到一个实习岗位。1个月、2个月、3个月，联合国与徐浩良签的短期协议越来越长。1999年，在联合国工作了5个年头以后，徐浩良终于拿到了与联合国的正式合同。今年，经过14年历练的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成为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中国籍官员。

对于向往成为“国际公务员”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机遇正在向他们招手。今年12月，联合国将在北京举行包括行政管理、金融、新闻、法律事务和统计五个专业的青年专业人员考试（简称“YPP”考试）。YPP考试的前身是联合国国家竞争考试。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协助联合国在华举办过五次国家竞争考试，总计报名人数超过1.8万人，其中近100人被联合国录用。

对于有志成为“国际公务员”的中国年轻人，宓鹏飞的忠告是：要学会表达，要开阔视野，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为人类事业付出的意愿。“在联合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使命。”

时事档案

国际组织

在国际关系中，国际组织是除主权国家外最常见的行为主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岳在《国际政治学概论》一书中给“国际组织”下的定义是：两个以上国家的政府、政党、团体和个人基于特定的目的，以一定的协议形式而设立的各种机构。

根据不同标准，人们可以对国际组织进行不同分类。按成员性质，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按组织职能，可分为综合性组织和专业性组织；按地域范围，又可分为全球性组织和地区性组织。

随着国际交往越来越紧密、国际活动越来越丰富，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类型也更趋多样。资料显示，目前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达数万个。这些国际组织大小不一、各具特色，展现了国际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成立于１９４５年的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有１９３个会员国。与巨大影响力相应的是庞大的组织系统。一些知名国际组织虽然名称中不带有“联合国”，也隶属联合国系统，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禁化武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

在改革开放、拥抱世界的进程中，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参加了１３０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３００多项多边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