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威尔逊，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国际联盟；就象一提到梅特涅，必定会联想到神圣同盟一样。所不同的是，在维也纳会议上，梅特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威尔逊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乃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应该指出的是，威尔逊的失败，不是以国联是否为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或国联的正式成立来衡量，而应是指国联的作用和影响是否符合威尔逊理想主义成份中所设想的程度；或者说，已成立的国联是否是威尔逊指望中由美国操纵的国联。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威尔逊并不是在参议院没有批准案约时才失败的。早在欧洲时，他就失败了。在这个前提下，本文试图探讨国联产生的背景以及威尔逊失败的原因。

　　一

　　真正具有维护世界和平功能的国际联盟或联邦，多少年来一直是哲学家和政论家谈论的主题。但政治家们把它作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付诸实践，却只是在本世纪开始的时候。威尔逊是国际联盟的真正创始人，但未必是这种思想的最初倡导者。事实上，在战争期间，英国就提出过建立国联的主张。这一主张的著名宣传者是赛西尔勋爵（L.R.Cecil）。他于1918年11月11日在伯明翰大学的演说和威尔逊1918年1月8日的演说被认为是和会开始前，“两个最具权威性的发言”①。不过赛西尔的标本是神圣同盟。史末资将军（Jan.Smuts）那本小册子也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方案，尽管它的作者一直认为，他的著作只不过旨在“唤起兴趣，激发讨论，而不是奠定政策”②，而且英国还任命了一个以法学家菲力姆勋爵（Lard Phillimore）为主席的专家委员会。1918年3月20日，这个委员会拟出了一个草案；法国也于同年6月8日制订了一个正式计划③。在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是热情的倡导者。1906年他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和平联盟”（A League of Peace）④。此外，意大利、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有诸如此类的设想或方案，但它们与后来的国联盟约本身却没有任何紧密的联系，这同样是事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际联盟的成立有了可能，在巴黎和会上国联问题已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威尔逊总统无疑是联盟最热情又最坚定的倡导者。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列举了著名的“十四点”。当时威尔逊的用词不是国际联盟，而是国际联合会（A general associiation of nations）。7月17日，他的私人秘书豪斯（House）同密勒（David Hunter Miller）合作制订了一个正式方案。至4月中旬，战局胜负已定。9月27日，威尔逊发表演说，才着重讲了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10月14日，德国政府通过瑞士政府转交威尔逊一份照会，表示愿意“接受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国总统致国会咨文中所列举的纲领，……尤其是九月廿七日的演说，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⑤当外交谈判还在进行时，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逃往荷兰。11月11日，康边协定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和会以威尔逊返美为界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9年1月12日至2月14日；2月14日至3月4日为第二阶段；3月4日至6月28日为第三阶段。与此同时，围绕国联盟约的起草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威尔逊和英国代表团法律顾问赫斯特（C.J.B.Hurst）起草的第一稿--赫斯特一密勒初稿，以后作为国联委员会讨论的基础；第二阶段，从2月3日至13日，国联委员会共举行了10次会议，完成定稿，接着公众讨论开始；第三阶段，即最后成为和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盟约，这中间作出了一些修订。4月28日， 威尔逊在全体会议上宣读了盟约的最后定稿。人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盟约便戏剧性地被通过了⑥。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订，国联盟约成为整个和约的一部分。1920年1月，国联在日内瓦正式成立。

　　英国著名史学家，《巴黎和会史》一书主编H.W.V.Temperley说过：“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探讨国际联盟起源的时候，无疑得要考察作家们的著作，和平社团的计划以及政治家们的演说。将会逐条地指出国联盟约的主要条文，在巴黎最终成为正式谈判的主题之前，是如何研究、讨论、宣传而逐渐产生的”。⑦他的话是对的，因为有相当的必要做这些工作；但是考察隐蔽在这些东西后面的背景或企图，似乎更有意义。国联的成立是为了“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呢？还是出于“拯救欧洲可怜的异教徒……把耶稣的精神贯彻到底”呢⑧？抑或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呢？如果是，那么，在这些堂而皇之的表层理由后面隐蔽着不可告人的也许却是最真实的目的或企图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我觉得，以下几个因素值得考虑。首先，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通过操纵国联进而主宰世界。可以这么说，威尔逊成立国联，同过去相比，是一种转变，是对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的突破；同其后相比，又是一种尝试，是美国冲出美洲，称霸世界的第一步。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称霸世界的地位得以确立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极力倡导成立国联，便是这种称霸全球企图的尝试。

　　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两种不平衡互为因果，又互相循环；不平衡发展的反差越大，改变现状的要求便愈加强烈；通过战争，这种要求得到实现和最终被承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30年，世界出现了3 个新的强国：普法战争，在欧洲产生德国；日俄战争，在亚洲产生日本；美西战争，在美洲产生美国。三大强国的出现，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和配备，从而使旧的态势被打破，新格局形成。

美西战争，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之后，攫取菲律宾；门户开放政策，日俄战争中美国扮演的角色， 犹如三级火箭把美国推上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从此，美国的触角，伸向远东，进而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欧洲事务，表现在摩洛哥危机，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这样，美洲的门罗主义，亚洲的海·约翰主义；前者门户闭关，后者门户开放；一关一闭，互相配合，从而使美国外交政策发展呈现这样一个格局：从美洲走向亚洲（远东）卷入欧洲；并有席卷全球的趋势。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还处于大变动的前夕，因而还不可能制订或调整适应这种变化过程的内政、外交政策。尽管60年代美国经济力量居世界第4位，90 年代跃居第1位，但由于南北战争以及长达12年的南部重建等一系列重大内政问题， 决定了美国的政策目标，还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是世界性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塔夫脱的“金元外交”都是地区性的、主要是针对拉美地区。从1898年至1914年，美国对外政策最关心的是：“加强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新建立的地位，为开凿和控制巴拿马运河作一些必要的外交安排”⑨。在欧洲，“仅限于维持一种友好的商业、文化方面的交流，围绕着有关公民权和移民等技术性问题，以及参加带有人道性质而不是政治色彩的多边国际会议。”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立即引起美国经济的混乱，但我们很快便发现，对美国更具意义的是，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战，给美国带来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或任何些微的冲击，而只是纯粹意义上的机遇，夺取世界霸权的机遇。如果说，美西战争与西奥多·罗斯福使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话；那么，1914年8 月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便为美国取得世界领导地位准备了条件。由于军火行情的高涨，美国的经济实力得以迅速增长。从1916年元旦到1921年战时生产结束，美国大公司获净利380亿美元（11）。大战期间，工业总值由239亿美元增至620亿美元，为战前美国所未见；战前美国欠欧债60多亿美元，战后则有20多国欠美债务94亿美元（12），这是美国加紧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基础和后盾。美国的机会来了，美国抓住这个机会连续出击。于是有，从所谓的“中立”到实际上的参战；从“没有胜利的和平”到“战胜者强加给失败者的和平”，最后到“从心理战策略”出发的，以“实用主义方式”搞出来的“十四点”声明（13）。美国作为平衡砝码的份量竟至主宰“人类命运”的地步（14）。一切看来是那么的偶然，却又那样地必然。威尔逊于审视美国在战后世界的地位时宣称，“金融的领导权将是我们的。工业的领导权将属于我们这方面。商业的优势也将属于我们。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都跟我们的领导和指示。”（15）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威尔逊那么念念不忘成立国际联盟；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国联破产后，威尔逊有多痛苦。1920年，巨大的失望使他再也顾不上说什么“拯救异教徒……”之类，他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富有成果的领导地位，去换取一无所获的独立政策。……我们曾经有机会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我们失掉了这个机会，而且我们会很快就将亲眼目睹这整出悲剧了。”（16）表露了他对操纵国联，进行主宰世界战略受挫后的深深遗憾。

　　其次，是帝国主义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拆散旧的各种同盟或协议：

　　一战前，至少是美西战争前，美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的角色，而当时的美国也的确安于扮演这一角色。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使得美国被排斥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达成的各种同盟或条约之外；之后，美国外交（世界性的）变消极为积极，反被动为主动，这时美国一开始便感受到来自以前各种条约或同盟的束缚和阻力。最明显的有5个，如1915年俄法、俄英条约；1915年的伦敦协定；1917年的俄法协议；特别是远东的英日同盟，更是美国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障碍。美国要夺取世界霸权，首先必须拆除这些障碍。威尔逊在1918年9月27日的演说中宣称：“在国际联盟的普遍而共同的家庭里， 不容再有任何联盟或同盟或特殊的条约与谅解之类；也不容有自私的特殊集团；不得运用任何方式的经济抵制或排斥，但为了纪律和控制起见，国际联盟本身得行使经济上的惩罚，使受罚者不得参予世界市场”。（17）成立国联，正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拆散旧的障碍，夺取世界霸权，“破坏”与“建设”，双重使命，同时并举。

　　再次，威尔逊本人的理想主义成份：作为学者，威尔逊本人有太多的理想主义；作为政治家的威尔逊，却往往不能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威尔逊，集中两种哲学，双重性格：一个是精神世界的；一个是现实世界的。我们说，发生在威尔逊身上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似乎从这方面理解，更有意义。但是，这两种哲学也有协调和统一的时候。在国联问题上反映了这一点。我们不想否认，威尔逊成立国联有理想主义成份；但同样肯定的是想通过操纵国联进而主宰世界，这又有实用主义成份。

　　最后，不能忽视的是，国联又可以作为战后欧洲秩序的保障，凡尔赛和约实施的保证：

　　战争结束后，该如何防止下一次战争的重演？条约缔结后，又该怎样保证条约的实施？这些广大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政治家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我们说，国联的产生也是基于对这些现实的考虑。如果说，凡尔赛和约是暂时性的解决；那么，国际联盟则是永久性的措施；如果说，凡尔赛和约，是意识性的解决，那么，国际联盟则是物质性的体现；如果说，凡尔赛和约所赋予的和平是所谓“公正的和平”的话，那么，国际联盟所确立的和平，则是所谓的“持续的和平”。所以说，在考察国际联盟成立的背景时，这点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 “总统的理想已经征服了欧洲……应该看一看，总统的理想能否征服美国”（18）。在和约签字的第二天，威尔逊启程返美了。7月10日，亲送和约至参议院，并作了一番恳切的呼吁，请求迅速予以批准。8月19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和约的听证会。这次讨论会后，外交委员会于9月10日向参议院呈递了两份报告，一份是由参议员洛奇（H.C.Lodge）起草，占多数；另一份由希奇可克（Hitchcock）起草，赞成者占少数。希奇可克建议毫无保留或修改批准和约；而洛奇的报告书则提出四条主要修正案。几周后，参议院否决了各项修正案，因为修正案一经通过，条约必须重新与协约国和德国谈判。于是，外委会便决定以保留案代替修正案。11月6日， 参议员洛奇就批准条约问题提出了一项附有十四点保留意见的决议案。

　　我们再来看威尔逊打交道的参议院，它分为三派：（一）少数的“不妥协者”，他们不管以任何形式批准和约，一概反对；（二）另一派人数较多，他们赞成不加修正批准和约，但他们后来终于表示愿意接受“解释的保留案”；（三）还有一大部分，多数为共和党员，他们赞成有条件地批准该约，即须附加若干保留案，保全他们认为美国的基本权利与利益。

　　而威尔逊的原则是无条件地批准和约，自然他决不会妥协。面对虎视眈眈的参议院，他便决定诉诸美国人民，举行全民投票。1919年9月14日， 总统从俄亥俄州的哥仑布启程，经北部诸州，而抵太平洋沿岸，然后前往加利福尼亚，再由科罗拉多折回。9月26日，在开往堪萨斯州的火车上，中风，只好返回华盛顿，不几天， 威尔逊便半身不遂，有5个月不出白宫，只得放弃为争取和约批准的一切冒险。

　　两军对峙，结局如何？据统计，围绕和约总共投票5次：

　　A：11月19日对附有保留案的和平条约投票，计赞成票39，反对票55；

　　B：于是有人提议重新考虑此项投票，当经通过并由民主党领袖希奇可克提出5个保留案。这些保留案又被否决，票数为41对50；

　　C：于是对于所有洛奇保留案的条约投票，结果赞成票41，反对票51；

　　D：参议员恩特武德（Underwood）然后提一议案，主张不附任何保留案而进行票决，结果是赞成票38，反对票53；

　　E：1920年3月19日，举行最后一次投票，先前通过的各项决议案略有改变，结果赞成票49，反对票53（19）。

　　依据参议院章程，凡一条约的修正案及保留案可以多数票通过，至于一条约的批准，则须有2／3的赞成票。因此，翌日，该约退还总统。美国没有批准和约，而于1921年8月25日，与德国单独签订了最后的和平条约。

　　威尔逊失败了，败得是那样的惨，“也许现代历史事件中还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带有埃斯库罗斯戏剧的悲剧色彩”（20），人们对威尔逊失败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般把威尔逊失败归结于他性格上的弱点。威尔逊的“性格和政策也一直是激烈争论的主题”（21），“他的理想主义使得他一味顽固地摒斥批评，不愿作出让步。他那高度的原则性使得美国没有参加他亲手设计的国联”（22）。诚然，威尔逊的失败的确与个人和党派因素有关，否决他性格上的弱点的影响是错误的；但是，夸大这种弱点的影响，则无疑会犯更大的错误。我们知道，国联本身是威尔逊同四大国之间妥协的产物，尽管他为此作过许多值得肯定的斗争，而参议员洛奇所提出的十四点保留案却打破了这种妥协，因而实际上也就打破了基于这种妥协所达成的全部协议，而要命的是这种协议又恰恰是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威尔逊接受这些保留案的话，“很可能遭到一个或更多的其他签字国的拒绝，因而不可能产生一种合法的局面”（23）威尔逊本人也道出了这种顾虑：“批准条约，如附以若干解释，衡诸情理，原不能加以反对。但该约既经票决，我必须知道，我们是批准呢，抑或否决呢？我们不能把这个条约重新写过。我们必须不作任何改易其意义的变更而接受之，或放弃之，然后得其他各国均已签字，再去承担那个不堪设想的工程，与德国订立另一个和另一种条约。”（24）更何况，洛奇修正案第2条实质上是对盟约第10条的否定，而第10条又为“全部盟约的脊骨”，“如果没有第十条，则国联充其量不过是一声势显赫的辩论会而已”（25）同时，威尔逊“担心接受洛奇的保留案，只会反过来促使这个马萨诸塞参议员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26）。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应当天真地把共和党反对批准条约看成是他们目的的本身或目的的全部。当时正值总统选举前夕，共和党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在于搞垮威尔逊政府，这就决定了威尔逊的反对派的立场是不可能动摇的，威尔逊也谋求不了这种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性格的因素倒是无足轻重了。

　有人从反对派首领洛奇身上找原因。在探讨洛奇的时候，又把洛奇憎恨威尔逊看成是纯个人因素，从而把党派之争转化为个人之争，或者说用个人之争来代替党派之争。说什么其原因不外是“威尔逊夺去了洛奇的‘政界学者’的称号。……他在每个场合都把阻挠、削弱和挫伤总统作为他的目的。”（27）洛奇与威尔逊都是学者当政，这是事实。把带有很大倾向性的事实当成是事实上的原因，从逻辑上说，倒是可以成立的，但逻辑上成立的东西，并非是事实上存在的东西。何况洛奇“对国联到底抱什么态度或许永远不会知道”。（28）洛奇的女儿和他的孙子，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洛奇本人的著作《参议院与国际联盟》也没有透露他的真实意图。更令人困惑的是，1899年他能够为《巴黎和约》的通过慷慨陈词，奔走呼号，把否决总统，否决和约，看成是美国“在文明人类眼中的屈辱”，“在重大事务上，或者说，对取得本应属于我们的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地位的无能。”（29）而在1919年，在奔向同一目标，或者说夺取更高目标的国联问题上，他竟反其道而行之？究其原因，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1899年的总统麦金莱是共和党人；而1919年的总统威尔逊是民主党人，这又回到了党派之争；另一种可能，正如黄绍湘教授所说：“是由于参议院扩张主义分子洛奇等人认为：国际联盟将成为英、法操纵的工具，如美国参加国联，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美国应该绕开国联，对世界各国不受任何义务的约束，这样，就可以自由地对外进行扩张。”（30）最后一种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说来，到底该如何看待威尔逊的失败？

　　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真正的原因在力量的对比方面：美国在欧洲的阵地太弱，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却又十分强大。当时所形成的力量对比还远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那样。如果说，二战后英法两国是唯美国之马首是瞻的话，那么，一战结束时的情形就截然不同。其时，美国正处于上升的开始，而英法等老牌国家则才处于衰落的开始。前一个开始意味着，尽管看来美国也有条件有机会称霸世界，但在依然强大的英法等国面前，“美国的战略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建立直接控制世界的地位”；（31）后一个开始则意味着，英、法等老牌国家尽管已没有能力主宰世界；但却有足够的能力阻止美国称霸世界。在那个时期，英、法两国虽然在财政上依赖于美国资本，但仍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欧洲到处是英、法的军队，海洋上则由英、法和日本的海军所控制。贝克在一本有关威尔逊的书中承认：“德国海军的覆没，使英国人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凌驾于所有强国之上的优势。……英国由于同世界第三强国日本结成同盟，它的海上实力更为加强”。（32）另外，欧洲的政治家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国际联盟，他们之所以勉强赞成它，不是因为国联本身，而是藉此作为向威尔逊讨价还价的资本。就是在对待联盟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概括起来就有五种观点：（一）以联盟为欧洲本位说；（二）以联盟为英国本位说；（三）以联盟为对德和约之一部说；（四）小国所引起的反感；（五）以联盟为毫无权力说。当时情况之糟糕，简直难以想象。豪斯上校在和约签字的第二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希望的倒是另一种和约，但我怀疑它有任何实现的可能，因为签订我所希望的那种和约所需要的各种因素在巴黎是不存在的。”（33）结果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竟成为这样一种和约和联盟，它非但不符合美国企图树立世界霸权的主观愿望，反而巩固了英法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加强了日本在远东的优势，因而也妨碍了美国推行扩张政策。于是，美国的外交战略被迫收缩，由威尔逊的太直接路线转而执行所谓的“孤立主义”政策，实际上是更间接的财政的经济的、外交上的渗透。

　　其次，从国内情况来看，“事实是，1920年美国人民还没有准备来承担威尔逊所贡献给他们的世界领导地位”。（34）传统因素作为一种惰性力量，一般较倾向于接受由过去承袭下来的现状；反过来，它又转为一种惯性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对传统的，也是对现状的改变。这种孤立主义成为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头目进行争夺国内权力和对外扩张的策略和口号，本来就够大张旗鼓了；而当凡尔赛和约竟成为迦太基式的和约时，这种情绪便更加高涨；而标榜“孤立主义”的官僚政客们的反对理由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当时美国整个社会心理怎样？我们说无论如何，1919年美国人民的心情与1915年曾经具有的并在1922年继续出现的心情是迥然不同的。“人民已由早期的狂热，继而代之以幻灭和辛酸。”（35）而这时的威尔逊已不再是战时或战争刚结束的威尔逊了。这时候的他已成为发泄一切不满和失望的对象。意大利裔美国人由于拒绝让意大利占领阜姆而感情激烈，爱尔兰裔美国人由于美国控制国联大会的“六大席位”而悻悻不平；德国裔美国人则由于协约国对他们的故国的处理而情绪波动。其他美国人则对欧洲及其动荡感到极其厌倦。他们被劳工纠纷，物价上涨等恐惧弄得心烦意乱。这一切，终于使威尔逊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再次，不能不说威尔逊本人确实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尽管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些错误中，第一个也是最重大的一个是他不该在1918年10月25日国会选举前夕发表一篇要求选民选举民主党候选人的呼吁。威尔逊认为，当时正值国际危机的紧要关头，如果共和党掌握国会，就会分裂领导。但反对派却更乐于这样解释：威尔逊总统是企图利用战争和外交事务为他的本党谋求私利，而在此之前，威尔逊已经宣布他自己是全国领袖，因此按理而论他不应该再充当党派的领袖的角色。选举结果共和党在众议院得了39席的较多数，而参议院内也得2席的较多数。

第二，在离开华盛顿问题上，据英国史学家伍德沃德爵士说：“当时英国的一般看法认为，威尔逊亲自出席和会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他远离巴黎，他能给美国代表团下达指示。这些指示即可成为和会议程的基础；他留在国内还可以同国会和美国舆论保持接触，并有更多时期考虑美国代表团送回华盛顿的重大问题”。（36）但是，伯德索尔在他们的一本论述凡尔赛条约的优秀作品中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判断：“事情的经过清楚地表明：假如威尔逊当时留在华盛顿的话：那么，在除了赔款问题外的每一个主要问题上，凡尔赛条约将会是一个更糟的条约。尽管威尔逊犯了错误，他在巴黎是唯一具有真正威望的人。”（37）所以说，一方面威尔逊得出席和会；另一方面，出席和会又会丧失他不出席和会时的种种便利和优势。在他离美期间，他的政敌利用这种时机纷纷向他发起攻击，参议员休孟（Sherman）提出了动议，宣称总统一职出缺；还有参议员诺克斯（Nox）提出另一决议， 宣称巴黎和会应专事恢复和平，而拟议中的国联问题应保留到将来考虑。

　　第三，许多人认为威尔逊应当在出席和会的美国代表团中罗致几个共和党参议员，让他们参加决策。美国代表团有：总统私人秘书豪斯上校，国务卿兰辛，布立斯将军，外加前驻法大使共和党员亨利·怀特。怀特是老练的外交家，却绝非是一个党的领袖。许多人以为总统应该起用罗特或罗斯福，或塔夫脱。参议院方面，因总统并未选任何参议员与他同行，所以大为恼火。

　　另外，威尔逊只相信单纯的政治解决办法，而忽视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缺乏对历史传统的认识，酷爱简单明了的公式，也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

　　最后，民族主义情绪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也是一个微妙的、很难把握的却又将是永远起作用的因素。休斯认为：“民族主义很现实地估计了他们在战争中最后一年当中的机会，正确地断定威尔逊主义将给他们带来好处，于是，他们纷纷倒向威尔逊主义--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最后，他们把它搞得面目全非，成为极其赤裸裸的民族主义。于是威尔逊就变成他早先反对过的种种旧民族主义势力的俘虏。这就成了对一九一九年最后和平解决方案的嘲弄。”（38）美国著名国际法权威赖特（Quincy Wright）研究国际联盟活动的结果，使他相信， 这一机构具有最后的有效性。但在本世纪60年代初美国倡议发起成立一个所谓世界联合政府时，他又指出：“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或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这种世界政府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建立这种政府的道德基础却依然缺乏。”（39）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