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投资的核心是模型的设计和建设,而人脑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对市场的理解，对模型构建的了解，对模型在市场中应用的经验，是搭建一个完美“黑匣子”的最关键。只有模型设计和建设得好，对投资业绩的把握才更大。

　　她是近期国务院第二批“千人计划”的一员，目前国内公募基金领域唯一一位获得该殊荣的投资经理人；她是富国基金2008年出海招贤在美国觅获的“至宝”，她丰富的海外量化投资实战经验在她加盟富国基金后将对富国基金量化投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她可以说是华人中定量研究泛亚洲市场绝对权威之一，对亚洲地区尤其中国A股、香港，台湾等区域市场的定量研究鲜出其右者。她就是富国基金另类投资部总经理李笑薇。

　　卸去这些光环，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擅长设计各种模型，对模型的设计和应用成就了她的投资荣耀，也指导着她的生活。日前，在上海陆家嘴(18.30,0.18,0.99%)花旗大厦富国基金会议室，李笑薇带领我们领略了一番量化投资及奇妙的模型世界。

　　海外独挑大梁

　　人生有时无法被规划。李笑薇1988年本科进入北大的时候，对于未来的规划就是毕业以后进入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一晃20年，她的这个目标没有达成，却走得更高更远，走到了美利坚投资的金字塔顶。

　　李笑薇曾任巴克莱国际投资管理公司（BGI）高级基金经理，领导大中华主动股票投资团队采用数量模型投资中国A股与港股。同时，她也是巴克莱泛亚洲主动股票投资策略核心成员。在海外做定量投资的华人中，很少有人能够如她，既吸取了BGI——这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量化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投资公司的营养，又拥有直接投资亚洲、中国及大中华地区的市场经验，还具备全面管理团队、研究以及管理基金等多方面的实战经验。

　　李笑薇和她的团队所管理的巴克莱泛亚洲主动股票基金及香港主动股票基金几年来表现优异，即使在金融危机的风雨飘摇中，仍然获得了不俗的正收益。在巴克莱任职前，李笑薇曾有3年时间供职于MSCIBarra(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Barra公司），负责中国A股风险模型研发，是Barra CNE2风险模型研究的两名负责人之一。

　　对于这位女性而言，模型和数字并不枯燥，反而充满了乐趣，借此游历在投资的王国中，更是不亦乐乎。李笑薇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致力于计量经济学研究。她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实习，并完成了一篇关于欧洲货币联盟形成期欧洲股票与债券市场变化的博士论文。“大约从那时起，我就想，以后应该要从事量化投资了。”李笑薇表示。

　　量化投资的核心仍是 “人脑”

　　尽管量化投资在海外发展已有30余年。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这一投资方式在中国尚处起步阶段，对于量化投资也存在诸如“量化就是模型决定一切”、“量化是完全由计算机选股”等较片面的认识。

　　李笑薇表示，量化投资的核心是模型设计，“模型决定一切”的说法只能说是部分正确。当一个模型已经设计建设好之后，模型所产生的交易单的确需要严格执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修改。

　　但量化投资的核心是模型的设计和建设。而人脑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对市场的理解，对模型构建的了解，对模型在市场中应用的经验，是搭建一个完美“黑匣子”的最关键。“只有模型设计和建设得好，投资业绩的把握才会增加。”李笑薇表示。

　　此外，不同的市场以及同一个市场的不同阶段对应的投资模型是不一样的。所以模型从开始设计到最后应用要经过不断修改，这是最难的问题。“这需要足够的对市场的理解和对模型的理解。”李笑薇解释到，定性投资人和定量投资人看待市场的角度不同。

　　“比如，一个定量投资人可能会先对市场投资人的总体结构感兴趣。当他知道在香港80%以上投资者是机构投资人而在中国80-90%是散户投资人，他会感觉得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他可以据此对哪些因素可能分别在两个市场中起作用做个推测。”

　　“与定性投资不同，模型设计不能光凭经验和直觉，它必须要有一个科学求证的过程。这是个严谨，耗时的过程，需要使用大量历史数据。在美国通常会回头看30年，在A股市场上我们看10、5、3年。我们会区分牛市，熊市，震荡市的情况。如果一个信号在各种市场情况下都表现良好，它就是个很有效的信号。”

　　量化投资在中国前景广阔

　　从1971年巴克莱投资管理公司发行世界上第一只指数基金至今，定量投资在海外的发展已有30多年。

　　1970年定量投资在海外全部投资中占比为零。待到2009年，定量投资在美国全部投资中占30%以上。其中指数类投资几乎全部使用定量技术，主动投资中大约有20%到30%使用定量技术。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定量投资总规模翻了四倍多，与此相比，美国共同基金总规模只翻了1.5倍。

　　正如定性投资的偶像巴菲特一样，量化投资领域的传奇人物为詹姆斯·西蒙斯。据统计，詹姆斯·西蒙斯管理的大奖章基金1989到2006年的17年间，其平均年收益率高达38.5%。而股神“巴菲特”过去20年的平均年回报为20% 。从1988年成立到1999年12月，大奖章基金共获得2478.6%的净回报率，超过第二名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一倍多。

　　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国定量投资规模总量大约187亿元，在全部基金管理规模中占比仅0.6%。可以说量化投资在中国目前还是一块需要开垦的处女地，未来发展空间非常大。

　　那么这一投资方式是否会因为中国市场的种种特性而水土不服呢？李笑薇认为，投资方式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是否能将这种方式用得好。比如针对“政策市”， 定量投资中可以通过主题均衡减少政策风险。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定量投资人对某个政策方向有很大把握，他也可以通过形成一个针对该政策的因子来获取超额收益。另外针对中国市场以散户为主的现象，在国外有用的因子在中国未必有用，但在国外没用的因子却可以在中国发挥很大作用， 尤其是那些针对散户投资心理的因子。 玩转量化投资“魔方”投资的关键是“逻辑”

　　关于量化投资，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这样那样的神秘故事——

　　比如，华尔街最大牌的对冲基金经理，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西蒙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数学系的前系主任，率领一批数学家和统计学家，运用数量化的方法投资，在华尔街获得巨大成功。西蒙斯的基金自1988年后年收益率达到35%，超过了巴菲特。

　　加深了神秘色彩的还有西蒙斯本人对于投资方法的刻意保密。迄今为止人们只知道，他的大奖章基金的赚钱方法是：针对不同市场设计数量化的投资管理模型，并在全球各种市场上进行短线交易。而为了让这些“模型”始终处于绝密状态，西蒙斯甚至不惜代价对那些离职创业的员工强硬的提起诉讼。

　　但在李笑薇口中，量化投资的基本理念则并不神秘：“量化投资的确是利用模型来投资。任何一个完整的关于投资的想法，我们都可以开发成投资模型，然后通过一定的测试过程来检验这个模型是否有效。如果最终有效，它就是一个可以用作量化投资的投资模型。”

　　她举了个例子：比如有投资者认为，上市公司老板的“面相”是选股的一个重要诀窍。她随即提出，可以据此建立个模型，把这个想法“量化”。“首先我们可以将全部上市公司老总的照片作个扫描，输入电脑；然后我们请面相学家给我们定义面相好的标准，比如额头的宽度应该是脸颊的多少比例等等。 如果某个老总的比例正好，他的公司就得到一个高分；如果某个老总的比例太大或太小，他的公司就得到低分，比例差得越多，公司分数越低。 最后我们把所有的公司按照这个分数排序。 这个分数，我们就叫它‘面相因子’，它在技术上可以成为我们alpha 选股模型的一部分。”

　　“那你们真会把这个因子放到模型里吗？”记者追问道。

　　“是否放一个因子到模型里，我们必须经过验证。 只有长期历史验证有效的，我们才会放。”

　　李笑薇说，这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量化投资有时候更像是采集投资思想的“炼金师”。把那些“有效”的投资思维捕捉下来，再用数量金融的知识将她量化，最后通过模型执行。“我们在经验总结以及模型设计时容易理性，但在个股的交易时却不免受制于人性的弱点。主动型的量化投资是两者有机的结合。”李笑薇说。

　　“当然，在建立量化投资模型的步骤中，获得一个投资思想——找到一个有效的因子，只是量化投资的第一步而已。随后还有一系列的步骤来“加工”完善这个模型。这就好比做菜，备上“原料”只是第一步，后期加工的手法、烹调的过程同样重要。比如，一个模型不可能只有一个因子（投资理念），那么接下来，这个模型如何提高投资的成功率，如何调整交易成本，风险控制，都是需要考虑的步骤。模型的设计和改进是需要经验的。”李笑薇补充说。

　　她强调，投资模型只是“表”，能否有一个很好的投资逻辑，一个恰当的量化投资理念更加重要。量化绝对不是从数字到数字的纯数理游戏，而是一个把投资思维系统化的过程。

　　李笑薇说：在世界知名的一些大型量化公司中，投资过程中，最先强调的是有没有“sense（符合逻辑）”。

　　有没有逻辑——比单纯的投资结果来得更重要。

　　投资起步

　　一切皆有起源，对于李笑薇来说，她的投资生涯的基础是她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时奠定的。

　　1998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完公共管理硕士后，李笑薇进入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攻读经济学博士，主攻计量经济和国际金融。

　　在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期间，李笑薇曾给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罗教授(Kenneth Arrow)做助研，参与“分析雇员社会背景对公司赢利影响”的课题。在参与导师麦金农教授的一个研究项目——“欧洲货币联盟形成期欧洲股票与债券市场的变化”过程中，李笑薇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她原以为欧洲各股市会因为欧元区的建立，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股市走势趋同的情况，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欧洲的股市走势的一致性在欧元推出后开始分化，比如，德国和西班牙股市，原本可能还有点关联，但欧元推出后，这种相关性反而低了一些。让我有些不理解。”

　　仔细研究后，李笑薇发现，其实，宏观货币政策的统一并不能主导各国股市的走势，恰恰相反，由于经济一体化后各国产业的整合进一步强化，各国的股市实际上更加明显的体现出各国经济具备产业竞争力优势的行业特征。比如，德国是欧盟中最擅长生产汽车的，那么其他国家的汽车产业在欧元区建立后就逐步出现萎缩，而德国的汽车业则更加发展，在德国股市中的占比进一步增加。类似的，欧洲各国的股市都在行业整合中出现了“行业化”的倾向。各国股市日益体现出行业指数的特性来，这一特性超过了日益趋同的货币财政政策的影响，各国的股市基本面实际上在大幅分化。

　　这个课题的研究给了李笑薇很大的触动。一方面，这是李笑薇第一次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市场的特性，而日后的量化投资恰恰也是着墨在这里。

　　另一方面，她也发现数字的背后逻辑经常和人们自己的主观推论有不少距离，而发现这种差距、同时追索背后的逻辑，恰恰是量化投资者非常重要的素质：“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对量化投资开始产生兴趣”。

　　入行发现中国市场有趣特点

　　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李笑薇加入了Barra公司，参与其亚洲股市的风险模型的开发。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投资组合业绩分析系统，中国基金业的基金经理现在几乎无人不晓“Barra”风险系统，甚至大多数基金经理，都有过使用“Barra”系统分析基金组合业绩的经历。

　　其时，Barra公司正在规划大力进入中国市场。由此，李笑薇和同事一起主导了中国A股风险模型的研发，成为BARRA CNE2 的两名负责人之一。

　　李笑薇后来回忆说，这段日子对于其后来量化投资之路帮助匪浅。因为，开发某个地区的风险模型，首要的前提是深入了解这个股市，而且，这种了解不是单纯的感性认识，更多的要从“数量”的角度认识整个市场的个性和风险。这一点和开发“量化投资模型”的过程是接近的。

　　而在开发中国A股的风险模型时，李笑薇就发现了中国市场的几个有趣特点。首先，中国市场是一个个人投资者比例非常高的市场，这意味着市场情绪可能对中国市场的影响特别大。其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各方面的信息搜集有很大难度，有些在国外成熟市场唾手可得的数据，在中国市场可能需要自主开发。这尽管加大了工作量，但也往往意味着某些指标关注的人群少，存在很大机会。其三，中国上市公司的主营比较繁杂，而且变化较快，这意味着行业层面的指标可能效率较低。

　　“这样的感受往往在整个模型研发时会特别清晰，而当一个模型建立完毕后，再能够做的事情就会比较局部。”李笑薇也很庆幸能有机会参与整个模型的研发，毕竟深入接触整个市场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眼光也更多的落在中国市场

　　在巴克莱的投资生涯取得成功后，李笑薇以及她的团队在2008年被出海招贤的富国基金网罗，正式加入成为富国基金的六支风格团队中的一支，而李笑薇也出任富国基金另类投资部总经理。并入选国务院第二批“千人计划”，而且是基金业中的唯一一人。

　　如今，李笑薇的眼光也更多的落在中国市场上。李笑薇认为，量化投资的方法和理念在中国市场大有用武之地。

　　据悉，美国的量化投资从1971年巴克莱投资管理公司发行世界上第一只指数基金至今，30多年已经成为美国市场中重要的投资风格。从1970年定量投资在海外全部投资中占比为零，到2009年定量投资在全部投资产品中的份额中占30%以上，主动投资产品中大约有20%到30%使用定量技术。量化投资已经成为全球基金业的主流投资方法之一。

　　“而中国定量投资规模总量大约不足200亿元，在全部基金管理规模中占比不到1%。可以说量化投资在中国目前还是一块需要开垦的处女地，未来发展空间非常大。”李笑薇总结道。

链接：什么是量化投资？

　　量化投资在海外的发展已有30多年的历史，其投资业绩稳定，市场规模和份额不断扩大、得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认可。事实上，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新概念在世界范围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作为一个概念，量化投资并不算新，国内投资者早有耳闻。但是，真正的量化基金在国内还比较罕见。

　　量化投资区别于定性投资的鲜明特征就是模型，对于量化投资中模型与人的关系，大家也非常关心比较关心。我打个比方来说明这种关系，我们先看一看医生治病,中医与西医的诊疗方法不同，中医是望、稳、问、切，最后判断出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医的经验，定性程度上大一些；西医就不同了，先要病人去拍片子、化验等，这些都要依托于医学仪器，最后得出结论，对症下药。医生治疗病人的疾病，投资者治疗市场的疾病，市场的疾病是什么？就是错误定价和估值，没病或病得比较轻，市场是有效或弱有效的；病得越严重，市场越无效。投资者用资金投资于低估的证券，直到把它的价格抬升到合理的价格水平上。但是，定性投资和定量投资的具体做法有些差异，这些差异如同中医和西医的差异，定性投资更像中医，更多地依靠经验和感觉判断病在哪里；定量投资更像是西医，依靠模型判断，模型对于定量投资基金经理的作用就像CT机对于医生的作用。在每一天的投资运作之前，我会先用模型对整个市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扫描，然后根据检查和扫描结果做出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