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回国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编委。在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做学术报告。

　　1996年起，兼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1999年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协助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起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2007年9月全职回国。

他的身上集合了各种角色：享有国际盛誉的神经学科学家；在中国最著名的北京大学推行改革的院长；对饱受诟病的中国科研体制一直保持冷静关注的观察家。

　　他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泡在实验室和文献中的研究员。“除了做好本职，‘智识分子’对其他问题也要有自己的看法。看到问题，就要说出来。如果不敢说，那还怎么做？”

　　他就是饶毅，一个游走于多重角色下的本色学者。

　　从“美国梦”到“中国梦”

　　“中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一步步地往更好的方向走”。

　　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人物

　　2007年是饶毅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他在海外工作生活了22年后，回到了祖国。

　　回国即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舆论将他的回国与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在海外成名后，壮年归国效力的科学家。

　　然而，对于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神经生物学家，公众更熟悉的不是他研究的领域，而是他大胆、犀利的言论。2004年，在饶毅回国之前，他就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对中国政府的中长期科技规划表示关心，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

　　不想成为历史剧变的旁观者

　　饶毅1962年生于江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8年参加高考时，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对人类有用的科学家”。本希望能去中国科技大学攻读物理和数学的他，却上了江西医学院。

　　五年后，饶毅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研究生。在上海，他接触到更活跃的学术氛围，并最终把自己的兴趣点锁定在当时的新兴学科分子神经生物学上。

　　1985年，研究生尚未毕业的饶毅，成为改革开放后早期的自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其后，他在哈佛大学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4年，饶毅得到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聘书，开始领导自己的实验室。2004年，他到美国西北大学做教授，并兼该校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两年后，成为讲席教授。

　　选择回国，饶毅身边的很多人都表示不解，但他的理由很简单。“首先，回国实现了个人的归属感，与自己内心认同的国度和人民共度酸甜苦辣的生活，我也希望自己的后代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其次，回国参与中国的发展，将自己的工作融入祖国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使人生有高于个人的意义，和祖国共命运。”

　　饶毅说，他不想成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的旁观者。“不准备退休后回国，而要在事业活跃时期，对中国有所贡献。”严厉的批评家也有温和一面

　　饶议科学：批评是为了建设

　　“我出了一本黄色书籍。”博客上，饶毅开玩笑说。

　　原来，饶毅出了一本名叫《饶议科学》的书，封皮是黄色的。网友惊呼，饶也做了一回“标题党”。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科学、教育的言论集，包括对科普知识的介绍，科学观念的培养，教育理念的实践。或痛陈弊端，或直谏对策。

　　从1996年开始科学中文写作，饶毅的直言在学术界一直备受关注。在饶毅看来，说和做同样重要，哪怕眼下做不到的事情说说也无妨——

　　“没有言论，难以改变风气。有些事情可能一下子做不到，我希望有学生在听，20年后，他们可能是决策者。”

　　“如果因为行政职务而不说话，那不是自设监牢吗？我的目的是做事，不是做官。所以，需要说的时候就得说。”

　　饶毅一直且做且说。在大洋彼岸，他敢于直言。回国之后，批评激越如故。

　　饶毅批评小学教育，说需要和国际交流；批评大学教育，说研究生缺少创新。

　　在饶毅看来，自己如果能给出解决方案，才会说。而对于国人关注的高考，饶毅几乎没有批评过。

　　“因为，迄今我没想出更好的制度来替代高考。”

　　饶毅对自己的定位是批评性的建设者：批评是为了建设。

　　幸福至上：温和父亲和师长

　　这位批评家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是一位温和的父亲、温和的师长。

　　饶毅每天早晨，从蓝旗营已经住了两年多的临时公寓出发，步行送儿子到北大附小上学。6点半下班和儿子一起晚饭。

　　饶毅几乎不加班。十几年前，波士顿的儿童游戏场所，一大堆美国母亲带着小孩，万红丛中一点绿，那位中国大老爷们儿，便是饶毅。

　　饶毅有着“致命的微笑”。“只能学生骂我，不能我骂学生，对学生只有鼓励。”

　　2008届学生毕业了，饶毅致词说，你们的幸福是母校的骄傲。是幸福而不是成功，在饶毅看来，幸福最重要，成功和幸福有时并不相干。

　　这就是集批评与微笑于一身的饶毅。“智识分子”的体验与追求

　　“常有人误以为领袖就是有行政权力，可以发号施令、掌握资源和分配利益的人。有人甚至认为科学家、学者都是为行政长官服务、听令于行政长官。其实，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学者作为真正领袖的例子，在科学、技术、人文、社会都有。有时可以说，相当多的行政长官不过是前辈思想家的追随者或当代学者思想的实践者。”

　　人生体验：我想 我试 我乐

　　北大生科院2009年毕业典礼，饶毅的致词只有六个字：我想、我试、我乐。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饶毅说不能——

　　最好的答案是模糊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理解，而成就各有特色的追求。

　　六个字，是对学生的祝愿与期待，也是饶毅人生的体验。

　　1985年，饶毅负笈美国。出国前几年，他发现自己对脑和神经非常感兴趣，阅读了大量科学文献，决定出国的时候，他清楚要做什么。“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当时国内外差距太大了，分子神经生物学国际上刚刚兴起，而国内完全是空白。”

　　饶毅对神经发育研究了二十多年，成就颇高。对于科研，饶毅乐在其中，果蝇和小鼠是他的宝贝。最近几年，他用果蝇和小鼠研究社会行为的分子生物学基础，比如研究果蝇的打架斗殴、求偶失恋。

　　饶毅反对苦兮兮地做学问，在他看来，科学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他甚至盼望把课讲得如同说相声，学生每天都保持过年过节的心态。

　　对于饶毅来说，科研是乐事，欣赏他人是乐事，教书育人更是乐事。

　　事业愿景：育“智力领袖”

　　不时提批评意见的饶毅，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智识分子”。

　　在他看来，除了有专业的创见外，“智识分子”对其他问题也要有自己的见解，并且能够通过自己言论，“营造一种舆论，让其他人更好地去做”。这些见解不是即兴演讲，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为了改善中国的科学文化气氛，和学术环境。“只做不说可以是好事。但是如果视而不见，或者不敢推动文化的改变，也许是坏事。”

　　2008年10月5日，饶毅在博客上发表文章《美妙的生物荧光分子与好奇的生物化学家》，详细介绍了钱永健、下村修等人的工作，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堪称科普杰作。3天后，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公布，获奖者正是钱永健、下村修。

　　2009年3位美国科学家因在端粒和端粒酶如何保护染色体方面的发现而获奖，再次与饶毅2002年撰写的《二十一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相吻合。至此，他所列的21个项目中已有10项获得诺贝尔奖，如此高的准确率让人们惊叹不已。

　　对此，饶毅解释说他并不是“能掐会算”，“当你对科学很感兴趣、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开出这个名单”。

　　饶毅所说的“智识分子”并不局限于科研领域，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有“智力型领袖”。他本人就对历史很有心得。

　　“常有人误以为领袖就是有行政权力，可以发号施令、掌握资源和分配利益的人。有人甚至认为科学家、学者都是为行政长官服务、听令于行政长官。其实，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学者作为真正领袖的例子，在科学、技术、人文、社会都有。有时可以说，相当多的行政长官不过是前辈思想家的追随者或当代学者思想的实践者。”

　　在饶毅看来，光有知识是不足以称为“智识分子”的，“智识分子”需要经常享受智力生活、智力刺激，没有就会觉得“智力饥饿”。

　　他说，他大量增加学术报告和科学文化讲座，推动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就是希望培养未来的“智力领袖”，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