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

    2014年8月30日，印度总理莫迪抵达日本京都，开始对日本为期5天的访问。在亚太地区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动之际，位于亚洲东部和西部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互动，及其对亚洲地缘政治板块的影响和震动，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莫迪在出访前接受多家日本媒体采访时，明确宣布“日本是印度‘向东看’战略的中心”。[1]《印度斯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印度和日本加强关系或将改变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其重要性堪比中国崛起或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这种双赢的合作将帮助印度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实现其大国梦想，同时促成日本重新成为世界强国”。[2]该评论毫不讳言发展日印关系的地缘战略意蕴。日、印都试图借助这一轮外交活动，谋求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达致双赢。 

    一、文化先行秀亲近 

    按照日印双方商定的日程，莫迪8月30日首先访问了日本京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赶赴京都，在当地用传统的茶道“茶之汤”款待莫迪，给以罕见礼遇。两人在京都游寺庙、品香茶，大秀亲近。一次重要的国事访问，两国政府领导人却不是首先在首都会晤，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并不多见。对这一不符合外交惯例的罕见情况，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艾克·巴鲁丁解释称，莫迪首访京都的原因有二：一，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京都佛教渊源丰厚，是日本寺庙最多的城市；二，京都作为现代化的都市，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又注重环境保护，印度建设“智慧城市”要向京都取经。[3] 8月31日莫迪到达东京展开正式外交行程，9月2日晋见了日本天皇，访日期间会见了五位日本内阁成员，包括外相岸田文雄和副首相兼财务相、金融担当相麻生太郎。 

    莫迪和安倍还用“推特外交”吸引国际社会的眼球。莫迪在担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曾两次访问日本，两次会见了安倍。而莫迪则是安倍在“推特”上关注的三个人之一。8月28日，莫迪用日语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很期待日本之行，并回顾了当年访日时的“温馨记忆”，声称“要跟安倍首相见面让我特别兴奋”，“日本人创新的规模和精确的程度令人钦佩”。安倍则回应说：“印度在我心中有特殊的位置，我急切地等待你本周末抵达京都”。国际社会指出“莫迪和安倍都属于右翼民族主义者，在竞选时都承诺要复兴本国经济，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的私人关系。”此论突出了两人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的共性。尽管日印两国领导人用文化包装外交，利用网络媒体显示亲密关系，但喝茶、礼佛、推特互动，绝不会是一次重要国事访问的主要内容，“贸易和中国”才是莫迪此次访日的核心议题。[4]而日本媒体则把日本援助印度建设基础设施和铁路网络，解读为“牵制中国的影响力”。[5]毋庸讳言，如何发展日印经贸关系，加强双边安全合作、尤其是海洋安全合作，以应对强势崛起的中国，既是莫迪和安倍最关心的地缘战略议题，也是日印之间最大的利益公约数。在考虑到中国的背景下，即使莫迪此行更多地收获经济成果，其战略意义也不可小视，没有任何理由降低其国防和军事合作意义。[6]从这些言论来看，莫迪访日和日印战略合作的紧密化，以及稍后安倍访问南亚国家（孟加拉和斯里兰卡），都是日本包围和孤立中国的“俯瞰地球仪外交”的重要一环，都具有地缘战略和外交博弈的意味。 

    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后首次南亚以外地区的国事访问就选择了日本，表明印度对日本的重视，以及日本对印度的重要性。莫迪指出，印日关系已经从“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上升到“战略与全球伙伴特殊关系”，加入“特殊”两个字并不是“文字游戏”，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表明两国政治合作的推进和安全信任的增加。安倍赞扬了印度在防止核扩散方面作出的努力，印度承诺从日本获得的物资和技术不会用于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莫迪感谢日本政府决定把印度的六个基地或国防相关设施从外国使用到期名单上删除。日印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都有兴趣加强地区联盟，以对抗日益自信的中国。美国担忧北京不断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欢迎新德里和东京之间加强关系。美、印、日三方领导人决定让三国外交部长增加会晤，这种排除中国的三方会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山本武彦说，中国在印度周边的南亚国家不断增强存在感，增加了日本和印度的不安。“莫迪此访将为两国领导人确保长期合作以温和遏制中国提供机会。”[7] 此论强调地缘战略的竞争性和针对中国的指向性，反映了日本外交由来已久的过度竞争思维惯性和热衷于对抗的政策行为偏好。 

    二、地区安全合作：日本的战略意图 

    对印外交无疑是日本的亚洲外交的重点。从日本的地缘战略来看，印度地处欧亚大陆的西南前沿，是中国西南方向的重要邻国，与东北方向的日本形成一条对中国的包围链。尤其是印度处于印度洋航运通道的中心地位，具有控制从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的漫长海上交通线的天然地理优势。由于中国和日本的能源输入都高度依赖这一通道，日本能拥有印度洋盟友的地缘战略好处不言而喻。无论哪一个政党组阁执政，与印度加强全面合作，都是日本政府基于地缘战略考量，从东、西两个方向遏制、围堵中国的战略构想的主要内容，安倍政府更是将对印合作关系视为从东海、南海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日本海上防卫战略的轴心。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积极发展日印关系。从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两国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性伙伴关系”开始，到2014年莫迪访日，双方签署《东京宣言》声称将建立“特别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两国关系日益升温。 

    多年来，日印两国一直展开密切的地区安全合作，在防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2004年11月26日发表《关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共同声明》、2006年10月13日发表《日本与印度关于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声明》，2008年10月，日印签署了“安全保障合作宣言”，建立安保与外交定期对话机制。日印安全协议以2007年3月签署的日澳安全协议为蓝本，并催生出2009年9月的日本-澳大利亚安全协议，至此，形成了以两两合作为基干的日、印、澳三边安全合作机制。2009年12月27-29日，鸠山首相访问印度，与辛格总理会谈，并发表“两国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一致同意设立外交和国防的副部级双边定期磋商机制。[8] 2011年10月28日，印度外长克里希纳访日，并与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举行自2007年以来每年一度的“日印外交部长级战略对话”，除了讨论两国缔结核能协定等经济领域合作，如何防止崛起的中国并为此进行防卫交流成为会谈的主要议题。玄叶强调：“日本与印度要作为战略伙伴在经济、安全等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双方一致认为，考虑到中国的海洋活动，有必要在南海地区建立安全规范和行为准则。从会谈内容看，日印战略对话有了新的变化：一是焦点话题从经济中心转向经济、军事并重，并逐渐向军事优先过渡；二是明确以中国为竞争对手的战略认同。日本希望通过与亚洲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来施压于中国。日印双边安全对话进一步定期化、机制化，强化了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沟通对话与协调合作。 

    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海洋权益纠纷有所激化以来，日印海上安全合作不断深化。2011年12月28-29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谈，就如何确保日本船舶在印度洋的“航行安全”、扩大两国的贸易和投资等问题进行协商，确认了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开展广泛合作的共识。野田在新德里发表演说时突出了海洋安全问题。他说，日印两国都是亚洲的海洋国家，海上安全对于两国而言是事关生死的利益，双方就进一步扩大海上安全合作达成共识。日本承诺投资45亿美元建设1483公里长的“德里-孟买产业大动脉”，并对印提供17亿美元的日元贷款，决心使日印贸易额从2010年的15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50亿美元。双方签订了1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还达成了加快签署原子能合作协定的共识，最后签署了“加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9]对于日本来说，印度是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巨大市场，也是没有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却拥有共同价值观念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是天然的战略合作伙伴。野田首相强调：“日本和印度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在众多的领域实现互补互惠的可能性很大”。[10]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拉拢印度共同插手南海问题的背景，就是中国在经济、军事两方面同时抬头。日本防卫省官员更加直言不讳地说：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可以与印度海军一起巡逻海上交通线。[11] 此语道出了日印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崛起的潜在动因和战略意图。 

    2012年是日本与印度建交60周年，日印两国借机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并通过举行首次双边海上军事演习以及日本参与印美海军联合演习而实现了“战略接近”。2011年11月2日，印度国防部长与日本防卫相举行会谈，确定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举行联合训练。2012年2月28日，日印双方就夏季的双边联合军事演习举行磋商，以便落实上年11月防卫大臣、国防部长会谈和12月日印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日本防卫省官员明确指出：两国加强军事合作是为了牵制积极进出海洋的中国。[12] 4月27日，日本政府决定向印度出口水上飞机，[13] 这是日本政府2011年决定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防卫装备转为民用和出口以后首次事实上的突破，可见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速度之快。日本海上自卫队6月5日宣布，9日与印度海军在神奈川县附近海域的相模湾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海上自卫队幕僚长（相当于海军司令）杉本正彦声称：“希望此次联合军演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印度海军司令库马尔表示，希望通过联合军演加强海军兵力和舰船实际运用方面的协调。双方一致认为确保海上航路安全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日本媒体认为两国首次举行双边联合军演旨在制约海上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14] 

    日印两国间已建立的定期安全对话机制有国防部长年会、副部级国防政策对话、三军参谋长会议，2+2（国防+外交）会谈，也包括不定期的部长、副部长和局长级的会谈，形成了多层次的制度性定期对话机制。2012年日印两国正式启动局长级海上安全磋商机制，并在印度总理辛格11月中旬访日期间共同提出了海上安全合作倡议，宣称要联合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有关东盟国家共同制定协调一致的对华战略。今次莫迪访日也与安倍共同宣布启动日印外长和防长的“2+2”会谈（由副部级提升为正部级），并因日本放开武器出口三原则而“期待加强与日本在国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且提出了具体目标是购买日本两栖搜救飞机US2。近年来日印两国战略对话与安全合作的重点和内容有了新变化：一是话题从经济中心转向经济、军事并重，二是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作为纽带，三是明确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但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孔达帕利认为，“印度和日本防务会谈将是象征性的，不会有实质内容。”[15]日印安全合作到底是象征性的，还是实质性的，我们且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的是，日印双边关系将以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以经济援助为杠杆，以共同的价值观为纽带，以加强安保合作为重心，全面加强地区战略合作关系。 

    近年来，日印致力于海上安全、反恐、防止核扩散、灾难救援和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日本企图把“日本海”变成“日本的海”，印度意欲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两国都试图把上述海域变成本国绝对掌控的排他性海域，独占这些海域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权益。日印都把海洋安全合作关系看成是从东海-南海到印度洋-波斯湾的海上交通线的防卫重心，因此竭力插手本来与它们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南海问题，试图拉拢更多的外部势力进入南海海域以抗衡中国的巨大影响力，把南海问题纳入多国对话的泛区域性机制来制约中国。可见，它们并不满足于“日本的海”与“印度的洋”，更要把“日本的海”与“印度的洋”通过南海海域连接起来，在地区安全理念、海洋权益获取和海洋战略构建等各方面突破传统框架，借助海洋包围大陆、围堵中国，为日趋激烈的争夺海洋权益的国际角逐抢夺先机、占据主动。 

    2014年9月，安倍首相出访南亚国家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与两国首脑举行了会谈，表示要援助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向两国提供巡逻舰艇，并为加强海洋安全合作而建立定期磋商机制，试图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日本以安全合作与经济援助为两翼的南亚外交正在加紧发力。2015年1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印参加日印战略对话，他在演讲中称“阿鲁纳恰尔邦（笔者注：藏南地区），这是印度领土”。这是日本政府在外交场合首次就中印领土问题的公开表述，日本试图借此达致的地缘战略目标有：在领土纷争问题上公开倾向于印度，换取印度的投桃报李，形成日印东西呼应协调的战略合作态势；为印度提供外部战略资源，加强印度对抗中国的信心和底气，让日本渔翁得利；强化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难题。岸田还宣布日本将大规模投资印度东北部地区（不包括藏南地区），修建一条上千公里的边境公路，并将帮助南亚国家建立能源网络。[16]在接近中印边境的地区修建具有军事用途的公路，不仅加强了印度的边境地区军事调动能力，而且加强了日本在亚洲次大陆的战略存在，进一步昭示了日本对印外交旨在抗衡中国的地缘战略意图。日本外交的这些新动向，应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尽管有印度学者认为日印安全对话很难讨论和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日印之间这种高层级对话的定期化、机制化本身，就说明了日印在地缘战略和地区安全层面上的接近与关系密切，而且足以引起东亚地缘战略态势的微妙变化。联系日本政府争夺东海资源和岛屿、介入南海问题、积极开展与地区内各国安全合作的一系列外交动作，可以看出，日本的对印外交和南亚外交位于其亚洲外交和地缘战略框架的自北向南、从东往西的十字形坐标之上。日本通过实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南进战略”，从东亚到西南亚的“西进战略”，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方面，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网，采取对抗、遏制中国的区域性战略。日本政府这一以中国为战略对手，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和孤立的政策，不仅将使中日两国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必将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三、扩大经贸交流：印度的关注点 

    莫迪是打出“经济发展”的旗帜赢得选举的，因此在日印关系中更注重经贸实务关系的发展，这与安倍政府竭力加强日印安全合作的政策方针并不完全一致。印度《经济时报》称，随莫迪访日的是一个庞大的企业代表团，有数名亿万富翁及印度工业界领导人参加，力图通过国事访问招商引资，促进日本在核能、新干线和武器生产等方面对印投资。印度的高速铁路网络建设计划，包括修建该国首条高速列车线路，以连接金融首都孟买和商业中心——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引进子弹头列车，建设沟通全印度的高速铁路网络，但印度缺乏资金和技术，因此亟待吸引日本投资。日本政府已同意出资援助总投资达900亿美元的新德里-孟买的高速铁路和工业走廊计划。安倍表示愿意提供新干线的资金、技术和安装帮助，期待艾哈迈达巴德-孟买高铁的联合可行性研究早日完成。印度媒体指出，“日本的新干线闻名世界，但其对手——中国则以低价出口高铁技术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7]此论毫不讳言并刻意强调中日两国的对印外交存在竞争因素。印度Zee新闻网8月29日称，日本企业在中国拥有众多投资，如果其中的一部分能流向印度，将有助于印度经济的复苏。安倍和莫迪同意推进“日本与印度投资伙伴关系”，争取未来五年里日本对印直接投资翻倍，日本在印度的公司数量翻倍。日本政府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度投资3.5万亿日元，用于恒河的水治理，以及智能城市、公交系统、新一代基础设施的建设。双方表示欢迎商业方面的“实质性协议”，包括印度为日本生产和提供稀土氯化物，并强烈表示要敲定最后的商业合同，尽早开始商业化生产。莫迪说：“我已经决定要设立一个日本事务特别管理组，处理日本方面的商业事务。我还建议日方也挑选两名人员加入这个小组，帮助审核商务提案，这可以长期成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他承诺对日本企业实行一站式批准，加速不带有任何歧视的审核程序。双方签署了五项协议，包括国防合作、医疗、道路建设、妇女事业发展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在US-2水上飞机方面，双方致力于“工作级措施”，促进军事技术转让和武器装备联合开发。 

    民用核能的合作是莫迪访日的议题和目标之一，两国目前还没有民用核能领域的合作。1985年印度进行地下核实验，日本追随美国对印度实施经济制裁，日印关系随之走冷。美印核协议达成后，日印关系逐渐恢复。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之后，日印核能谈判暂停。访日期间，莫迪与安倍就重启核能谈判进行讨论，取得了“重大进展”，指示双方官员“进一步加速”核能合作谈判，争取尽早达成协议。日本媒体对670家日本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印度已成为仅次于中国的最具投资价值的国家。印度国内电能紧缺，需要更多能源，从日本引进核电技术是选项之一。日本要求印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积极参加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也不赞同“民用核计划”。这与印度对日本的期望截然不同，或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法新社因此认为，两国虽然已经谈判了4年的核协议，但莫迪此行可能仍无法使之尘埃落定。[18]另外，由于印度药品在日本审批的手续简化问题，两国的经济合作协定（EPA）谈判也不是很顺利。[19] 这些具体合作项目一时难以落实，虽然不至于改变日印战略合作的大方向，但多少会延缓或制约日印关系发展的节奏和步伐。因为只有具体项目的合作才能充实战略合作框架，并在合作过程中增强双方的互信，从而为更大更广泛的合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四、日印关系新发展的地区影响：地缘战略视角的分析 

    本文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分析范式来观察东亚地缘战略和亚太国际关系。因为，即使东亚国家之间普遍存在历史恩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存在建构主义所说的观念影响国家对现实利益的认知和判断，但对各国来说，在绝大多数的情景中，观念因素不能不让位于现实的利益判断和安全考量，只不过使得现实情景变得更为复杂、更加不确定罢了。东亚各国之所以奉行现实主义对外政策，关键一点在于近代以来东亚地区缺乏长期稳定的权力结构，既没有霸权主导型秩序，也没有均势制衡机制，更没有成熟的国际秩序。虽然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有强烈的意愿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构建更加成熟的国际机制，而且这种愿望也随着国家之间经济依存度的增加而增强。但由于东亚远未形成深度的经济融合和相互依存，并生成足以推进地区秩序稳定的动因，因而东亚地区安全形势也未能因相互依存的增强而根本改善。 

    2015年2月6日，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宣布美方已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她同时也已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朴槿惠、印尼总统佐科发出访美邀请，借以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升与地区各国合作水平。白宫同日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当前美中合作范围“前所未有”，美方反对“两国对抗不可避免”的说法。看来，美国的亚太政策正在呈现为三角形，利用这些三角形推行其重返亚洲战略，而亚太的地缘战略空间也能够支持一个以上的三角形。[20]因此，本文的分析对象不是区域性的整体秩序，而是构成地缘战略格局之骨干的双边关系和三角架构，主要分析因大国双边外交而引起的三边或多边关系的变化和演进，尤其是日印关系的新进展以及相关大国的应对之策，导致的地缘战略版块的位移。[21]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决定及地缘战略设计，是对其自身战略资源和战略意图、既有国际格局、各方实力对比、地缘战略环境等诸多因素进行认知、分析、考量和权衡的结果。2014-2015年，莫迪访问日本，习近平访问印度，安倍访问南亚国家，莫迪访问美国，奥巴马访问印度，莫迪访问中国，几个亚太地区大国之间眼花缭乱的首脑互访外交，凸显了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块和力量对比态势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推动了有关大国之间新的一轮外交博弈，对东亚地缘战略格局及其走向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 

    1、中国亚太战略的方向和重点 

    中国的亚太地缘战略重点大体上有四个方向：（1）大力加强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口号反映出中国对大国(尤其是美国)关系的重视态度，以及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默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顾全大局的隐忍态度，如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2）深化中俄关系，在没有某种同盟形式的前提下，展开充分的战略性合作、协商与配合。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和武器，来获取战略支撑和安全空间。（3）积极发展周边关系，防止日美构建一个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区域性机制或联盟，并采取均势手段维持地区内的均势以加强周边安全。（4）积极参与涉及各个领域的区域性多边机制，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自贸机制以及“一带一路”、“亚洲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整合经贸要素，促进共同发展，形成足以影响外交决策和安全战略的经济依存关系。 

    作为一个地缘大国，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同印度存在利益摩擦和战略竞争，两国之间的领土主权纠纷也一直未能解决，因此印度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范和制衡中国。但作为一个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又需要安宁的国际环境和广泛的国际合作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不能不将与中国缓和关系作为地缘战略的重要政策选项。正是出于这一动因，印度称印美是“天然的全球伙伴”，把印日关系界定为“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其重要目标就是从全球视野着眼地缘战略定位，遏制正迅速成长为世界强国的中国，缓解自身的地缘战略压力，进而巩固和保持其在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战略影响力，并在与中国的边境纠纷中取得战略优势。其实，恰恰是中国因素突出了印度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区域内外重要国家争相与之交好的特殊国家，并为其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外交能力的增强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中国为了避免在地缘战略上陷入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困境，也在与印度存在地缘战略竞争的同时，尽力维持中印关系的基本稳定，通过积极主动的双边外交，寻找在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定位。 

    美国插手南海争端，东面的日本公然采取对华强硬的政策，西南方向的印度也不甘居人后，使中国在地缘战略上面临三个方向的战略竞争。中国外交的破解之道在于，对话美国，稳住印度，牵制日本。2014年，习近平访问印度，并与奥巴马举行“瀛台会”，巧妙地化解了日印关系进展带来的地缘战略层面上的安全隐患和政治冲击。2015新年伊始，印度外长在奥巴马访印之后，即来华参加中俄印三方对话，并宣布莫迪将于5月访华。随后，中方打破外交惯例，提前7个月发布习近平将于9月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中国正通过积极主动的双边外交，有效利用三角架构，强有力地塑造着有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地缘战略格局。 

    2015年2月6日，中国副外长刘振民在德国第5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亚太地缘政治”专题讨论会上，提出一个地缘战略新构想：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指向、涵盖政治外交、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东亚伙伴关系”。尽管这属于老生常谈，但无疑反映出中国外交从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传统行为模式，向主动参与、积极设置话题和日程的大国志向型外交的转换。在外部看来，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地区秩序和战略格局，以及准备通过何种方式手段或路径机制建构地区秩序和战略格局都不甚明了，他们对中国外交及其地区秩序构想和地缘战略目标所抱有疑虑和不安。这种疑虑和不安反映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就是寻求区域内外大国的支持，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说服别国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真诚和善意，周边国家的疑虑和不安也会持续增强，中国将难以得到一个安全稳定的地缘战略空间，从而束缚和制约中国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速度和步伐。 

    2、日本的地缘战略构想：菱形架构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日本如同英国一样，属于大陆边缘地带上的外岛。外岛国家易产生不安全感，国土狭小、资源有限而强烈依赖于海外资源，一旦实力强盛就会有为安全和资源而对外扩张的欲望和动机。如果相近大陆有多个强国，外岛国家倾向于采取离岸制衡的政策手段，即防止大陆国家结盟、维系各国之间的均势，以形成外岛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势力平衡，如18-19世纪的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如果相近大陆只有单一强国，外岛国家即会选择与大陆边缘地带的海陆复合型强国结盟以共同制衡该国，如英俄联盟、日美同盟等。总之，防止相近大陆出现强大国家，是日本地缘战略的基本目标。 

    在外交和安全方面，日本构想的地缘战略以日美同盟体系为基础。日美同盟既为日本的国家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其“瓶塞作用”也使得东亚国家对日本的安全疑虑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冷战后日本加快“国家正常化”进程，追求外交和安全的独立自主，无疑是得到美国支持的。美国因实力相对衰落、霸权成本逐渐上升而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成为后霸权时代的亚太地区格局的主要特征。在经济贸易方面，战后日本在东亚成功构建了其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垂直分工体系。在这个垂直分工体系中，一些东亚国家因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低廉，而主要承担资源要素供应和简单加工组装，需要从日本进口技术、设备和半成品，满足国内制造业的需要，形成“两头在外”的生产状况。高利润、高技术的环节则主要在日本国内或转移到他国在日企严格控制下进行，以避免东亚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对日本的地区经济主导地位形成威胁。这个垂直分工体系满足了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的需要，但不同国家的收益却完全不一样：其他国家受困于环境污染、贸易摩擦、利润不足、资源耗竭等问题，产业升级举步维艰，而日本则享受了巨额“要素租金”，区域内形成了不对等的经济依附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将继续依靠美日同盟，构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同时在维持垂直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东亚国家的相互依存，进而建构一个日本主导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地缘战略的视角有助于理解日本为何对华采取以“合作与制衡”为方针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日本面对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中国，必然选择与另一个区域外强国结盟来保障自身安全，维持力量均势。这种战略选择本质上与中日两国的彼此好恶和历史恩怨并无必然关系，而是一种地缘战略考量下的国家本能。在亚太地区内，日本为了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实施“离岸制衡”，结盟对象只有美国、印度。美日同盟关系尽管是冷战产物，却成为日本维持后冷战条件下的战略平衡的必要选择。 

    日本的地缘战略构想具有先发优势，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崛起的中国和发展中的印度却对之构成了挑战。日本政府为此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对抗近在咫尺的中国，交好南亚大国印度。日本在传统安全领域，既通过深化美日同盟，加强与印度、俄罗斯、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来制衡中国，也不得不与中国共同构建某种地区安全秩序；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它也需要与中国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对日本来说，采取合作与制衡相辅相成的对华政策，是最理性的地缘战略选择。 

    3、印度的地缘战略与均势外交 

    印度擅长平衡外交，早在冷战时期就已众所周知。尼赫鲁和英·甘地出任总理时，印度一手从苏联得到大量武器装备，一手借美国援助进行“绿色革命”，实现了粮食自给。近一年来，印度利用大国矛盾、维持地缘战略平衡的政策行为堪称游刃有余，接连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剧目： 2014年8月底，莫迪总理访问日本，迈出大国外交的第一步；9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印，印度总统穆克吉访问越南；当月底，莫迪出访美国，印度外交部向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提出加盟申请；当年底，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印；2015年1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印参加印度共和国日庆典活动；2月1日至3日，印度外长斯瓦拉杰访问北京，参加中俄印三国第13次外长会晤，并为莫迪拟议中的5月份访华作准备，强调莫迪的访问将“致力于行动”，希望双方“摆脱传统思维束缚”，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取得突破。印方对访问日期的选择也煞费苦心，因为5月26日是印度人民党执政一周年纪念日，他们想以对华关系的新进展为这个日子增添一份贺礼。有美国智库认为：印度试图奉行“多变结盟”战略，显示可以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交往并密切合作的能力。[22] 

    奥巴马此次访印的成果主要有二点：（1）确立美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共同发布《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明确表示这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和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包括三点内容： 一是直指南海，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及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呼吁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在当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下，这实际上是影射中国。 二是突出南亚、东南亚和中亚的交通及能源的互联互通，与中国目前正大力倡导“一带一路”战略唱对台戏。三是强调三方合作，表明美印日三边合作应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将逐渐加强。印度将20多年来的“东向政策”变为“东向行动政策”，并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提并论，双方宣布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拥有共同战略利益，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呼之欲出。但美印都希望借助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对中国的崛起进行“离岸制衡”，通过预防性外交防范不确定因素，并非从正面明确遏制。 

    （2）双方军备合作由单纯贸易转向联合生产和共同研发，在民用核能合作方面打破了多年僵局，两国关系更加富有实质性内容，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迅速发展。美印2005年签订《防务合作十年框架协定》后，美对印军售步入快车道。十年以来印度已购进大批美式装备，包括12架C-130J超级大力神运输机，10架C-17-III全球霸王运输机，8架P8I反潜巡逻机，24枚鱼叉反舰导弹，以及火控雷达、登陆舰、特种兵装备等，累计金额超百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两国最新达成的第二个十年框架协定把军备合作提升到联合生产、共同研发的新水平，已商定六个合作项目：在印度联合生产手抛式战术无人侦察机、C-130J运输机的情报收集系统、移动式电能装置、防化学战细菌战所用的防护军服，以及航母舰载机电磁弹射技术和飞机喷射发动机的联合研制。“技术转让”一直是印度对外军贸的基本原则，美方接受这一原则，说明美印之间的战略互信已大为增强。 

    在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构建一个区域性同盟体系是核心，而印度的权力资源和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这一体系的核心基石和应对东亚地缘战略变局的关键。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席理查德·方丹认为：美印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战略挑战，双方对东亚地缘战略走势看法一致的原因，不仅在于共同的价值观，也在于共同的战略利益。[23]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则指出：美印都不会寻求与中国对抗，不想遏制中国，而是致力于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24] 

    印度外交之所以出现变化，原因在于：（1）印度人民党长期在野，一贯主张对华强硬政策；（2）中印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印度在战略上视中国为最大威胁，在涉及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偏向日本等国；（3）印度一直对中国进入印度洋地区保持高度警惕，随着近年来中国军事战略能力上升，中国潜艇两次在斯里兰卡港口停靠，印方对中国大力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深具戒心，安全忧虑加重，谋求引入外部力量对冲中国走向蓝水海洋的势头。总之，印度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两面下注，在“中俄印”和“美日印”两个大三角之中纵横折冲、多方谋利，与美日俄三国的合作都包括军事安全合作，但与中国则侧重于经贸和投资合作。这将成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度外交及其地缘战略的基本方略，必将撬动地缘战略格局的既有版块，对亚太地区局势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4、中日印：东亚地缘战略竞争的“三国演义” 

    东亚缺乏稳定国际秩序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与国之间陷入安全困境。中国和日本都意欲打造自己主导的东亚秩序，以改善自身安全环境。对于日本来说，如何处理对华关系是其追求东亚秩序领导者地位的过程中面临的最为关键和棘手的问题。因为日益强大的中国不仅与日本争夺东亚第一，而且会使日本承受巨大的安全压力；但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与合作，日本建立东亚秩序的地缘战略构想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这种两难境地导致日本的对华外交常常显得自相矛盾和力不从心。随着印度开始强有力地登上亚太地区战略竞争的舞台，以往中日竞争的双边博弈演变成为中日印角逐三边架构。 

    在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中，中、印、日三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和地缘战略利益并不一样。中国谋求一个多极的世界、单极的亚洲，而日本和印度都谋求一个多极的世界、多极的亚洲。日本意识到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但不甘心居中国之后，选择与中国竞争的政策，希望通过强化日美关系来遏制中国的坐大，维持对地区事务的主导地位和全球经济大国地位。印度抱有强烈的文化自豪、高度的政治自信和远大的战略意图，渴望成为全球大国，推进“东向行动政策”，强化与东亚国家的关系以发展经济，在地区事务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对中印日这一三角架构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无疑是美国。 

    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调整对印政策、改善美印关系，日本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忽视印度和南亚的亚洲政策。日本高层频频访问印度，屡次增加对印政府开发援助（ODA），到2005年印度已成为日本ODA的最大接受国。日本企业随之纷纷投资印度，在开发稀土等事业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日本和印度在政治上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民主国家，没有战略利益的冲突，拥有在地缘战略的层面上构建安全合作关系的共同目标；没有负面的历史问题和未决的外交纠纷；都希望改革和扩大联合国安理会，以便成为常任理事国。战略利益目标的趋近，促使两国于2008年10月签署安全协议，且都把这一协议视为促进亚洲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里程碑和确保地区力量均衡的平衡器。 

    从地缘战略的视角观察，中印日三个亚洲大国之间形成了互相制约、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三角格局和利益关系，是一个客观现实。中日、中印都存在领土主权纠纷、海洋权益争端和地缘战略的竞争关系，而日印之间并无历史恩怨纠葛和现实利益冲突；从地理位置上看，分别位于中国东西两侧的日、印，也存在从地缘战略上牵制中国的可能性。由于中国和日、印都存在矛盾，因此日、印国内都有一部分人主张两国联合起来遏制中国，至少印度应趁中日钓鱼岛之争方兴未艾，中国难以同时动员战略资源应对东西两线纷争的局面下，在中印之间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上获利。日本右翼势力对这种地缘战略构想十分欣赏，安倍晋三2007年担任首相时就向印度推销过包围中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地缘战略框架，现在又提出了建立针对中国的美、日、澳、印“民主安全菱形”的地缘战略构想。尽管莫迪访日是日印之间的双边事务，但一向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本媒体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这是向中国发出了强烈的信号”。[25] 这反映了日本的亚洲外交试图搞乱地区局势、图谋乱中取利的战略意图。日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拉拢印度，最基本、最现实的考量无疑是地缘战略上的，即谋求日印遥相呼应以共同对付日益崛起的中国。 

    早在1991年就提出“东向政策”的印度无论在地缘上，还是在利益上，都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一员。毋庸讳言，中国的崛起确实为印日关系的发展以及寻求共同战略利益提供了某种外在动力，成为日、印调整对外政策、发展双边关系的外部因素之一，但双方联合对付中国的地缘战略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日方的一厢情愿，并未得到过印度的公开认同。在共同牵制与防范中国这一战略目标上，印度始终保持谨慎、暧昧的态度，从未给出过让日本政府满意的回答或承诺。对印度来说，为了美日而与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都比自己更强大的邻国对抗，并不符合其基本的、长远的国家利益。中印两国所面临的最大任务都是国内改革与发展，因此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印度之所以大力推进“东向政策”，就是希望能摆脱南亚乱局，借东亚经济迅速发展之机提升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了实现共同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印之间不仅可以合作而且需要合作，事实上也在经济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奉行对印友好合作是一项长期战略，绝非追求短线利益。中国的南亚外交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不仅将有助于中国与印度等南亚国家建立良好的全方位合作关系，也具有更为深远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地缘战略意义。尽管中印领土纠纷一时很难解决，但两国都对此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通过对话不让领土问题干扰友好合作大局。理性、理智和远见一直主导着中印关系的发展。这不仅取决于中印两国的外交智慧，更是巨大的现实利益所决定的。2015年2月，印度外长斯帕拉杰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双方确认了早日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的一致愿景，并商定了莫迪总理5月访华的有关问题。 

    众所周知，中印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边贸易额近7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则是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人文交流日益活跃，接连共同举办了“中印友好合作年”、“中印友好交流年”。访日之后仅二周，莫迪就在自己生日那天于家乡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来访。中印双方签署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及涉及经济、科技、人文等多个领域的12项合作协议，涉及中印五年经贸发展计划、铁路合作、工业园、药品管理等领域，中方同意未来5年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并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1500亿美元。[26] 

    中国对印友好合作的外交方针也在积极推动着印度外交的转型。印度政府已指令各事务部门规划明确的对华战略和经济政策，莫迪也取消了对于铁路等“国家战略资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这表明印度的战略规划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深刻变化。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指出：中印关系将出现飞跃。[27]无论印度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是好是坏，中印友好合作对印度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缘战略价值。因而，如何处理好中日印三边关系，使之不至于陷入恶性的过渡竞争，而成为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公共产品，将是对三国外交的智慧、技巧和能力的考验。[28] 

    5、东亚地缘战略格局与美日印三角关系 

    美国推行地缘战略的通常做法是：在全球各个区域，与最强国家保持接触，开展较密切的经济、文化合作，以及适当的军事联系，建立影响对方的机制性政策手段，以便共同获益、掌控摩擦、预防冲突；扶持次强国家，必要时与之结盟或提供安全保证，以维持地区均势；同时，建构区域性制度平台保证美国的主导地位。在美国向亚太“战略转向”的大棋局中，美国与各国的传统同盟关系是战略核心，而拓展伙伴关系、编织各种“三边组合”的安全网络是战略重点。在新兴市场国家影响力上升、美国权力资源下降的亚太地缘战略环境里，美国必须依托传统盟友并拓展伙伴关系，构筑多结点伙伴关系与制度性安全网络，来维系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日、印都积极与美国展开军事安全合作。三国早就建立了海军联合训练框架。2007年、2009年、2012年、201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四次参加美印联合军演，使美日印联合军演走向系列化、制度化。更重要的是，三国建立了定期举行安全对话的制度性机制。美印日三边对话于2011年12月19日在美国华盛顿启动，就海上航线安全、人道主义救助及反恐等海洋安全问题举行局长级协商。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三方会谈增进了三国之间“共享的价值观与利益”，这标志着三国间制度化的海洋安全定期对话机制正式形成。有俄罗斯媒体指出：日美印三国形成了非同寻常的新三角，力图通过三边平台找到遏制中国的政治外交资源。[29] 日美印三国在2012年4月在东京、10月29日在新德里举行第二、第三次安全对话。日本外务省官员称，美国将日印扩大安保合作“视为深化日美同盟的一环而表示欢迎”。[30]三国还试图构建一个层级更高的战略对话机制，商讨加强三边安全合作以“增加现有三边关系的价值”。[31]三国安全战略合作通过定期对话机制和联合军事演习，正在不断的加强和深化。 

    美日印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与战略目标包括：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和平解决争端；确保国际规则被遵守，以及“政治与经济行为遵循开放模式”，尤其是国际航道的通畅。[32]在这一三边关系框架中，美日是传统盟友，美印关系的发展更加引人注目。美国在敦促日本提升安全能力的同时，也希望印度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与战略重心的东移，随着印度经济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的日益增强，美国将印度视为“真正的全球性伙伴”，“美印关系必须成为亚太世纪的基石”。[33]随着美国不断推进“重返亚太”战略，三国之间的互动日趋频繁，三方战略合作水平逐步升级，海上安全合作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尽管目前美印日三边对话级别不高，但随着三方共同利益的逐渐汇合，对话内容将不断充实，制度化、常态化的程度也会有所提升。 

    然而，美印日三边对话机制如果发展成更为紧密的关系框架，是否符合印度增加区域影响力的战略目标和一直以来坚持的“向东看”政策呢？ 

    首先，安倍领导下的日本与美国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对印度来说并非有益无害。随着日美同盟关系和日本安保能力的加强，日本对印度的地缘战略需求也将随之减弱，安倍政权还会兑现发展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吗？至少他在2006年所作的为印度建造工业走廊的承诺就没有兑现。 

    其次，如果日美建立起针对中国的“民主、安全的菱形框架”，印度也只能是这个框架中的二流成员。而具有全球性大国抱负的印度，能甘心情愿充当美日的小伙伴吗？从战后国际关系史来看，印度的地缘战略价值就在于：具有某种制衡中国的潜力，同时坚持外交和战略的“独立自主”，唯此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平衡各方权力，获取各种利益，成为亚太地区事务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地缘战略玩家。[34]中国的强大是印度获得美日等国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印度也可以利用中印关系作为撬动对美、对日外交的杠杆，一旦印度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地区安全体系的小伙伴之一，其地缘战略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在地缘战略的意义上，大国如何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将会对其他外交方向构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对冷战后的印度来说尤其如此。在全球和地区战略的棋盘上，日本与印度是权力和量级“差不多”的两个地区大国。中印关系越好，印度处理与美日的关系时就越主动、越有优势。正因为中国已被美日视为最大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因此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以加强对华优势地位，成为美日地缘战略思维的下意识想法和外交行动。如果中印友好，美日就会看重印度的地缘战略牵制作用；如果中印关系冷淡甚至交恶，印度就必然寻求其他大国的支持，不得不仰仗美日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美日实际上是根据中印关系的发展程度来决定在印度身上花多大本钱以离间中印关系。由于中日关系紧张，而印度对华友好，所以现在是日本追印度，使印度的对日外交拥有相当大的主动权。 

    第四，美国媒体对印度外交的理解似乎比日本媒体要深刻和准确得多。《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那种认为日本和印度都是民主国家，因而是天然盟友的看法也存在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路径和目标模式等许多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35]作为一个拥有大国志向、推进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以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地区大国，印度怎么会让自己受制于日本对抗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呢？ 

    实际上，印度一直对日本旨在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构想保持警惕和距离，强调印日发展关系不等于针对中国，印度不加入任何包围和遏制中国的联盟。中日岛争持续数年，至今仍然没有缓解的迹象，尽管日本多次希望印度明确表态支持日方立场，但印度始终没有借机趁火打劫、渔翁得利，也没有答应与日本组建针对中国的联盟。这不仅是符合印度国家利益的明智选择，而且也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稳定与发展。钓鱼岛争端牵涉的不仅是中国和日本，实际上涉及到整个东亚地区，反映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相互割裂，以及有关国家的地缘战略目标相互冲突的现实矛盾。亚洲目前这种充满战略竞争和安全困境的地缘局势，似乎有些像20世纪初的欧洲。如果亚洲国家希望避免欧洲曾经的历史悲剧，就必须增加互信，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以避免造成地区安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