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底，奥巴马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成为18年来首次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在七天的亚洲四国访问行程中，日本就占有三天两夜，凸显了这次访问中的“日本重心”。但对于这一重大外交活动，日美两国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日本媒体同声赞赏，美国媒体大呼失败。而一直高度关注奥巴马亚洲之行的中国媒体和学界却似乎欲语还休、集体失声，除了几个“媒体专家”的老生常谈而外，只有一篇“大批判”式的国际评论，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分析和研判。搞外交，似乎不宜秉持“爱来不来”、听之任之的态度;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也不能自以为一贯正确，对不喜欢的或视而不见，或一“批”了事、一骂了之。本文不揣冒昧，拟就奥巴马访日以后的中日美关系以及东亚地缘战略关系的演变，做简单的分析和研究。管窥蠡测，无非一家之言，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奥巴马访日：加强美日同盟

　　众所周知，奥巴马此次出访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四国，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的亚洲“战略再平衡”，重申美国的亚太地区利益和地缘战略存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就此指出：“总统的亚洲之行是一个重要机会，它将强调我们对亚太地区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在地区紧张不断的时期，尤其考虑到朝鲜局势和各种地区争端，此行让美国有机会重申，我们将致力于在本地区维护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因为“该地区非常需要美国的领导。我们的再平衡战略包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各种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利益。”[1] 而曾担任中央情报局的中国问题分析师、如今供职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逊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是“贯穿此次访问的主题”。[2] 毫无疑问，如何与盟国合作应对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亚太战略重构进程中的首要考量。美国要利用中、日、印、韩及东盟各国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美国主导的地区战略格局的微妙平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致力于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进行管控，同时尽量避免现有强国与新兴强国之间爆发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崛起已是事实，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究竟会对美国的亚太利益和地区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既是奥巴马访问亚洲四国的动因，也是美国的亚洲“战略再平衡”的政策目标。

　　1、公开为安倍“站台助威”=奥巴马的政策失误

　　对于中日纷争，奥巴马一改常态，采取了公开挺日的态度和立场。奥巴马在访日之前接受《读卖新闻》的书面专访时，首次公开承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对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表示赞赏和容忍;并要求日本尽快进行普天间基地的转移，还着重提到了日本参加TPP的重要性，最后重申对朝鲜核武器的“零容忍”的态度，希望日本对美国的对朝政策给与明确合作，强调“在我的领导下，美国和日本等盟国紧密合作，再度开始在地区发挥主导作用”。既然是以接受书面专访的形式表明对外政策，那就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宣示。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府在亚太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但在最高政治层级确认了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以及其他军事将领近来的类似说辞并非心血来潮的个人议论，而是对美国政府既定立场的一致性表述。这些表述不仅改变了之前美国政府一再重申的在钓鱼岛问题上“不选边”的承诺，而且由总统亲口说出，更具有非同寻常的强调意味。这固然是美国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需要，但也是安倍晋三“仰仗美国，遏制中国”之战略孜孜以求的政策目标。公开肯定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是奥巴马送给安倍的大礼包，日本政府对此当然大加赞赏，安倍首相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反复引用奥巴马的讲话，渲染日美同盟的强化和日本外交的胜利。日本主流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赞美奥巴马日本之行确认和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3]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更以《美国的亚洲重视(政策)、活用同盟诸国牵制中国》为题发表社论，宣扬奥巴马访日的目的就是要遏制“有意改变现状的中国的海洋进出”，表明美国阻止中国在东海与南海的“霸权主义行动”的决心，还在结语中期待美国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安全合作，并付诸于具体的行动。这一表态虽不足以从根本上、在短期内改变日美关系的基础和东亚地区战略格局，但不可避免地将引起中美日三角关系构架的变动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剧烈震荡。奥巴马之所以对日本给予了足够多的承诺，其核心战略考量就是要更多的借用日本资源，重申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有效性和持久性，打造以美国为核心为主导、以双边安全同盟为骨架的亚太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区域性战略协调网络以及安全合作机制。

　　美国的撑腰毫无疑问鼓动安倍更有底气地挑战中日关系的红线，充当制衡中国的马前卒，作为改变中美日战略三角关系的一大筹码。安倍随即在香格里拉对话、西方七国峰会上大肆攻击中国，蒙蔽国际视听。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那么奥巴马为什么改变此前相对而言有些暧昧模糊的姿态，公开为安倍晋三“站台助威”，甚至不惜伤及中美关系呢?

　　首先，奥巴马期望在访日期间获得的外交成果：(1) 日本在TPP的谈判上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大幅度降低关税，为美国商品更多进入日本打开方便之门。(2) 要求日本尽快明确普天间基地搬迁的日期，并承担更多的美军搬迁费用。(3) 要求日本与美国协调政策一致行动，围堵和孤立朝鲜，不允许日本擅自与朝鲜进行个别谈判。试图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公开挺日作为“投桃”，换取安倍在上述美国三大利益方面“报李”。而安倍则希望得到：(1)确认日美同盟关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强化，用一种正式文件的形式强调和巩固日美关系。(2)就TPP达成协议，加强日美经济关系，帮助日本商品和资金进入美国市场。(3)在中日岛屿之争中得到美国政府支持日本的正式承诺，加强日美安保合作。双方的利益目标有交叉、也有差异。虽说外交的功能之一就是利益的交换，但奥巴马如果认为送上大礼就能得到安倍的相应回报，却反映出他对于日本外交唯利是图、锱铢必较的特性并不了解。因此，美日两国大肆渲染的同盟安保关系在奥巴马访问之后虽说表面上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但实际上双方同床异梦、各打小算盘的利益博弈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究竟是突出军事的安保合作，还是经济优先的TPP谈判，对中国政策到底是激化矛盾，还是稳定现状，美日两国各有算计、利益存在温度差，这仍将是美日同盟内部未来摩擦不断的未决课题。

　　其次，美国综合实力相对衰落，掌控世界事务能力不复当年。面对欧洲的乌克兰、中东的叙利亚、海湾的伊朗、伊拉克新内战等热点问题，美国政府尽管竭力掌控，但往往反应不灵、措施不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牵扯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分配，导致“重返亚洲”的战略进展缓慢、步履维艰。鉴于美国暂时还抽不出更多的资源配置到亚洲地区，就只能仿效当年尼克松的关岛演说那样，让欧洲和日本这些盟友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防止欧亚大陆陆海之交地带出现一个足以挑战美国利益的强国，是美国政府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战略“使命”，从地缘战略结构的变化来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眼中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对弈者。尤其是乌克兰国内动乱致使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后，乌克兰国内局势持续动荡，美俄关系恶化，美国担心东亚地区主权争议发展成为边界危机，试图通过支持日本在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作为一种预防性外交的举措，加强美国对东亚危机的管理和反应能力。

　　第三，东亚地缘政治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中日两国的实力与地位实现了逆转。中国海权力量的崛起已经超过了美国的预期，随着中国在东海划定防空识别区，第一艘航母装备成军，第一岛链已经很难锁住中国海军的行动。不甘落后的日本对中国的戒惧之心越来越重，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遏止中国的发展。如果美国不能为日本提供安全承诺，日美同盟就会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进而损害美国的亚太战略安排，降低美国在该地区的信任程度，因此奥巴马决意为安倍在钓鱼岛上撑起一把保护伞。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东海和南海捍卫主权的立场，让日美找到了在共同遏制中国这一点上的利益契合，因而选择了加强日美同盟，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维持现有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确保日美同盟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

　　2、支持日本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的战略误判

　　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政府立即给予充分肯定、正面评价、积极支持、赞赏有加。充分暴露了美国利用日本充当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急先锋的真实战略意图。毋庸讳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将有利于加强美日同盟，可由日本代美国行使在亚太地区安全上的许多职能、职责和义务，既可节省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前沿部署的经济负担，又可增强美国在亚太战略格局中的存在态势，对美国大有裨益。美国政府想利用日本作为遏制中国的急先锋，以巩固世界霸权地位。然而从长远来看，“解禁”日本无异于饮鸩止渴。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是谁使日本不能成为正常国家?众所周知，操控战后日本的制度建设、经济模式和法律规范的正是当时占领日本的美国，日本想成为的“正常国家”恰恰是要摆脱美国为日本设计的发展道路。日本政府无非是想借美国的保护和支持，顺水推舟，借船出海，卧薪尝胆，积蓄军力，最终摆脱美国控制，走出成为“正常国家”的关键一步。美国却轻易地为日本松绑，如此玩火难免引火烧身。美国媒体的认知似乎比政府更为清醒一些。《纽约时报》3月份刊登社论《安倍首相的危险的修正主义》，担心“安倍首相的民族主义特性会对日美关系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华尔街日报》5月发表文章《日本的安倍晋三是亚洲最危险的人物》。《纽约时报》7月的一篇社论指出：安倍“修改宪法解释完全破坏了民主程序。日本的民主正面临着考验。”两国对待日美同盟的温度差在不断扩大。实际上，美日在国家战略目的终极标上，是各怀鬼胎，同床异梦。虽然他们在遏制中国的目标上找到利益共同点，但在最终战略目标上却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最终必将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

　　美国政府支持日本政府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一招前景难测的险棋。从奥巴马的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一些在战略上投机、在外交上放任的心理轨迹。既然美国政府是战后日本政治制度的始作俑者，那么所谓“日本对于宪法的任何决断，理所应当由日本国民和领导人自己决定”，就是一种对历史非常不负责任的掩耳盗铃之举。对于一个曾经犯下反和平、反人道之战争犯罪，至今仍公然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侵略定义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国际社会绝不能听之任之，放松警戒、规范和约束，因为这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责任。无论美国政府内部如何评估日本修宪的可能性，都不能、也不应放弃对于日本政治未来走向的关注和警惕。《纽约时报》将美国全球战略的两大重点联系起来评估，认为奥巴马在他最重视的两大外交方面都遭遇了失败：中东和平进程正经历无法挽回的重创;在东京也未能推动为转向亚洲战略提供支持的贸易协定。[4] 轻率放弃理应担负的国际责任，折射出奥巴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缺少深邃战略眼光和长远战略考量的短视和局限，这是其两大外交重点都遭遇挫折的主观原因。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各国是根据其他国家的权力大小调整本国的权力分量以进行制衡。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扩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各国事实上往往根据其感觉到的威胁即进行制衡。[5]依据威胁平衡理论，日本政府重新解释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将大大提高中国对来自于日本的威胁感，令日本对于中国进一步成为更大的威胁，迫使中国采取相应手段、发展更强军力予以制衡。故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对于东亚地区将成为一个明显的破坏稳定因素。特别是日本政府发动集体自卫权的前提条件之一为“关系密切国家”，使日本至少在理论上具有了卷入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台湾海峡所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局面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发生，但只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令其成为一种可能，就足以让中国改变对台的战略考量和对日的政策行为。

　　解禁集体自卫权看上去只是一个日本修改宪法条文的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关系到日本的国家结构重新塑造和发展道路重新选择，关系到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制定和平宪法，不仅是日本走和平道路，放弃战争权力的法律约束，同时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秩序的国家保证，是日本面向世界作出的反省历史、不再侵略、坚持和平的民族的承诺。安倍上台后一直积极推动修宪，根本目标是摆脱美国主导下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让日本回复为战前那样拥有对外发动战争权力的“正常国家”，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环。而奥巴马将这一重大战略问题视为日本内政问题，采取放松警惕和放弃防范的态度，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美国《时代》周刊评论称：“对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来说，这是其糟糕的第二任期中一个糟糕年份的糟糕月，周四对他来说尤其是糟糕的一天。他两手空空地离开日本，没有同日本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而这是他此次亚洲之行的一个关键目标。”并直言“奥巴马失败的外交证明批评者是对的”。[6]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又增加了一个不可确定的危险因素。尽管对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并不等于日本准备马上与中国开战，但对这一政策的危险后果和负面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处心积虑地利用中国的崛起制造“中国威胁”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积极推进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性改变，那么这一次日本同样不失时机地利用了奥巴马的政策宣示。就在奥巴马访日之前，日本政府不断出台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政策措施。4月初，内阁通过了新的武器出口原则“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是自1967年领布实施“武器出口三原则”后的首次修正，意在放宽军火出口，促进军火工业发展，强化日本与进口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扩大军火出口必然造成一国对外关系中军事因素的加权，日本扩大军火出口很可能会推动地区内的军备竞赛，导致各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对地区和平必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文部省宣布，将从2015年4月起在中小学新版教科书之中纳入有关钓鱼岛及独岛之主权叙述的内容。4月20日起，航空自卫队的那霸基地启动第二飞行警戒监视队，青森县三泽基地的早期预警机E2C也扩大巡航范围，加强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的警戒监视;陆上自卫队在与那国岛的警戒雷达和监视部队驻军设施也开始动工。日本政府如此密集的连续出台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就是要对奥巴马形成压力，迫使美国政府认同“中国使用强力在东亚制造紧张局势” 的日方说法，推动奥巴马在中日钓鱼岛争端、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问题上更加明晰的表态。但这些举措对于日本与中、韩的关系，乃至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存在无可否认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无论是东亚地缘战略结构，还是全球国际政治秩序，都建立在一个历史前提之下：即反法西斯联盟国家战胜法西斯轴心国。战后国际法基础、国际政治秩序，包括日美同盟，都是这个历史前提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逻辑结果，日本只有坚守和平道路，承认侵略罪行，才能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享受国际行为主体所拥有的国际法之资格和权利，而美国政府作为战后改造日本的担当者，则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负有无可推卸的监督之责。现在奥巴马的对日政策放弃责任，放任安倍以复活极端民族主义、否认侵略历史来销蚀战后国际秩序的政治法律基石，从外部加强了日本未来发展走向以及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接受英文《日本时报》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有理由、有必要推动国内改革，但“错在用了一九三零年代的旧包装纸来包装”。安倍晋三的民族主义史观已成邻国的不安，使日本在与中韩两国的冲突中处于劣势，且终将使日美同盟关系趋于复杂。[7] 近年来东亚地区之所以纷扰不断，始作俑者实为日本。日本深化日美同盟的战略意图有二：直接借助美国的力量遏制中国，更深远在于处心积虑的挑动中美冲突，不动声色地做好中美对冲两败俱伤后接收本地区主导权的准备。安倍内阁表面上是在迎合美国“再平衡”战略，实际上真正用意在于制造和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诱导中美撞车，通过肢解中国，驱赶美国，实现独霸亚太的战略目标，复活以日本为主导“大东亚共荣圈”。正是由于安倍试图召唤军国主义的亡灵为国家复兴鼓噪，才使得中韩均认为日本试图重建昔日帝国辉煌而扩军备战。

　　众所周知，日本能否坚守和平发展道路，不仅仅是美日关系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大的地缘战略问题。当日美同盟不对称关系变得平等之后，日本还能甘居美国之下唯唯诺诺吗?美国还能驾驭或约束日本的“暴走”吗?反过来，正是由于奥巴马政府的战略短视，对安倍政府诉诸民族军国主义的危险政策倾向视若无睹、听之任之，才使得日本绑架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外交操作得以实现。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为安倍“站台”，其亚太战略也将继续被日本绑架，终将使美国卷入一场与美国利益并无直接关系的冲突或战争。奥巴马无条件“挺日”，也使美国政府所宣扬的“和平、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不攻自破，国际形象严重受创。

　　就中日关系和力量对比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实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国民经济总量的逆转。2006年日本的GDP为4.3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二位。当时中国的GDP为2.8万亿美元，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列世界第四。2013年，中国的GDP为9.4万亿美元，约为日本同年4.5万亿美元的GDP的两倍。

　　第二，军事实力的对比。2014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已从2006年的2838亿元人民币增至8082亿元。而日本防卫省数据显示，2014财年该国的国防预算为4.78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5.3元人民币)，与2006年的4.79万亿日元相比没什么变化。

　　第三，互相依存格局的逆转。日本更需要中国，而中国对日本的依存度降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其海外货运总量的比重从2006年的9.8%下降到2013年的7.9%。而2013年，出口到中国的货物占日本海外货运总量的20.6%，比2006年的16.5%有所提升。

　　第四，投资差距缩小。2014年上半年，日本和日本公司对中国投资29亿美元。2013年，这一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为91亿美元，比2006年的62亿美元有所增加。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日本的投资额为4.37亿美元，比去年全年的投资额1.4亿美元有所增加。这一数字在2006年仅为1200万美元。

　　第五，游客数量悬殊。2014年前9个月，有180万名中国大陆游客到日本旅游。与之相比，2006年的中国大陆赴日旅游人数为80万人。这反映了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和日元的日渐疲弱。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13年，中国游客再次成为全世界头号消费群体，旅游消费为1290亿美元。[8]

　　总之，随着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GDP增长和军事开支都有所增加。双边依存度已经变得对中国有利，两国来访人员的数量正逐渐趋同。尽管日本仍在直接投资方面占有优势，中国的对外投资额也在持续猛增。时间的推移是力量对比的天平正在越来越倾向于崛起的中国。

　　3、TPP协议未达成一致=美国的经济外交失分

　　美国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不仅仅是同盟关系和安全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的整合与一体化。近年来，美国政府之所以对TPP情有独钟，无非是要分享东亚经济发展的成果，助推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建构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避免美国被东亚地区“边缘化”。在各国利益差异较大，冷战残余尚存的东亚地区，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就是，经济主义将是重建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动因和根本动力。但后冷战时期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的演变进程告诉我们，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只能在稳定的地缘政治结构与和平的地缘安全框架之内，才能顺利而有序的塑造和发展。地区政治结构的不稳定，安全环境的恶化，必将阻碍或延缓地域经济贸易的整合与合作。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中、韩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纠葛，无疑对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对10+3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广泛的冲击力和扩散的杀伤力，这是迄今为止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多舛的根本原因之一。

　　美国政府将有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日美谈判能否达成一致意见，视为奥巴马访日是否成功的而一个主要标志。然而奥巴马4月25日上午却不得不带着一份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美日联合声明》结束了对日本的国事访问，这份直到他登上专机前的最后一刻才勿忙公布的文件曾被视为这次访日成功与否的最关键标志，但从结果看，它更像一枚苦果。日方欢呼这份将钓鱼岛问题首次写入首脑声明的文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声明”，但美国媒体却聚焦于“奥巴马外交在日本遭遇挫折”，美国向日本“投桃”并没有换来日本的“报李”。奥巴马在4月24日曾直言不讳地对安倍说：“如果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没有成果，华盛顿会将这次访日视作失败。”但奥巴马亲自出马施压也未能得到安倍的回报，韩国《首尔经济》4月25日称，奥巴马访日并未替美国争取到实际利益，“豪华晚餐和极尽礼遇不能掩盖奥巴马此访的苦涩回味”。甚至有美国媒体嘲讽道，奥巴马此访除了代表美国人民传达“这里的寿司真好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

　　实际上，面对在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惯于强势的美国，日本外交战后以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应对策略和技巧，即以“拖延战术”、“模糊表态”、“讨价还价”对付强势美国。历史上日美之间多次贸易谈判，日方都是用类似的战术缓冲压力、争取时间，在不危及日美同盟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竭力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损失的最小化。日本政府之所以同意与美国就参加TPP展开谈判，除了强调美日安保同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之外，其潜在战略考量就是牵制“崛起中的中国”。也就是说，日本参加TPP谈判，既是出于对美战略协调、互惠互利、经济合作的客观需要和主观愿望，也是基于地缘战略，为牵制中国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战略考量。“先答应参加谈判，在美国的压力下争取主动，而后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尽量不做任何具体的承担和约束”，早已成为日方参加TPP谈判的基本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巴马东京之行徒劳无功，也可以说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不足为奇。至于日美联合声明中的所谓“明确了主要的努力方向”或者“交给相关部门探讨”、“继续审议”等外交辞令，无非具有双重意蕴：既可理解为谈判的一方变相拒绝或旨在拖延，也可视之为今后的实务层级谈判仍将十分艰苦和漫长。

　　尽管未能从安倍政府那里得到心仪的回报，但奥巴马并未如同他向东京施压时所说的那样取消在美日共同声明中明确言及钓鱼岛问题，这显然是出于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的战略考量。美国政府很清楚，“以日制中”对于“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比战后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和策略必需。奥巴马也懂得“小不忍而乱大谋”的道理，深知不能因小失大。因此，奥巴马尽管未能从东京取得预期的成果，未能达成既定的外交目标，但仍然在中日领土纷争和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上为安倍壮胆撑腰，既不是出自对日本的特别偏爱与慈祥，更不是他“站错了队”，而是基于“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牵制中国”的政策目标大算盘。也就是说，即便安倍政府有许多让白宫深感恼火的蠢蠢欲动，但在战略全局上，却一贯忠实于美国的亚太大战略，致力于维护同盟的共同利益。所以，所谓“美国站错队”之论，如果不是对战后美国外交隔膜过大、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忽略了战后以来美日同盟的基本关系与格局。而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负面性调整，事先估计不足、事后大骂大批，同样缺乏对于战后美国外交史和战略决策过程的知识储备和科学研判，对于中国外交应对美国对华政策防范意识加深、美日同盟日趋强化以牵制中国的趋势和走向，也同样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和实际的效用。

　　从美国的亚太战略框架的结构来看，TPP协定在战略层面上是奥巴马加强“美国掌控亚洲之手”的关键部分，也是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各国承诺“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亚太地区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同时又是全球贸易的心脏，而美日是世界上的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占到TPP成员国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美日未能达成贸易协议将使TPP的未来前景变得更不确定，[9] 也就是说，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前景也同样充满了不可确定的因素。

　　二、强化日美同盟对东亚地缘战略格局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此次“日韩马菲亚洲之行”的最大目标，是对内对外显示其全球战略的转移方向和“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心，强调“重视亚洲”的战略安排，争取亚洲盟国的信任，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是如愿以偿。尤其是在东京发表《美日共同声明》，公开宣称“东海的尖阁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令安倍之流更加有恃无恐，日本防务省随后出台了在接近中国的西南诸岛驻军的具体计划;在马尼拉签署美菲防务合作协议之后，菲律宾随即在南海向中国发起挑衅。美国一举数得，不仅得以重返失去几十年的东亚战略前沿，进一步完善了美军的前沿部署和亚太基地网络，而且初步实现了挑动亚洲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利用亚洲盟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的亚太战略因此目标更加明确，态度更加强硬，手段更加多元，资源更加丰富，对此视而无睹或横加贬斥，一味批判反对，都是不客观、不科学、非理性的，正视并未雨绸缪筹划妥善而有效的应对之策，才是中国和平外交维护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意。重要的是，也许正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推进，以及针对中国的意图，反而给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和地缘战略环境带来了无可否认的负面影响。

　　1、负面影响、有目共睹

　　日美试图强化同盟关系，用冷战时期的双边安全同盟应对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军事等区域性问题，其负面影响和消极结果有目共睹、不言而喻：

　　(1)近代以来，日本曾两度以大规模侵略战争打断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冷战结束以来因中日两国国力消长而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上升。安倍政权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以中国的军力增长为借口，以“对日本的‘离岛防卫’构成威胁”为假设前提，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坚持竞争意识和对抗政策，试图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采取修宪、扩军、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手段，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2014～2018年度)》和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化联合机动防卫力量建设、组建登岛夺岛部队，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对抗中国，强硬应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利用国际讲坛攻击污蔑中国。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企图颠覆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如果日本不能在历史问题上深刻反省，企图改变战后东亚政治经济秩序，必将严重危害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2)将日本置于美国对抗中国战略的最前沿，助推日本政府与中国持续对抗的政策选择，致使中日关系的紧张进一步长期化、胶着化。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的重新构建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把对日政策作为试金石，彼此试探对方的底牌和底线，使日本外交再一次陷入冷战时期在美苏对抗的“百慕大三角”中左支右绌的两难困境，这到底是日本的幸运呢，还是不幸呢?

　　(3)强化日美同盟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绊脚石。奥巴马强化日美同盟的“预防性外交”，无论其有多少自认之合理性、必要性，但在客观后果上遭到了中国“不怕事”的坚决回应，使中美两国之间难以建立战略互信。奥巴马公开挺日后，中国与俄罗斯在东海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晓以颜色;在关于亚洲安全议程的“香格里拉”[10]对话会上，对美方的指责反唇相讥、针锋相对。中美之间一方面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防止重蹈大国争夺对抗的悲剧，另一方面又彼此戒心重重、互相防范，正在不由自主地走向“安全困境”。

　　(4)进一步形成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大国与海洋霸权国之间的博弈与对抗。奥巴马此次亚太四国之行不仅是弥补2013年缺席东亚峰会和APEC会议的外交疏漏，更是让东亚盟国坚定对美国“战略再平衡”的信心之旅，力图在新的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下，重塑美国的威望和盟国的信任，通过美国领导下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重建美国为首的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然而，近代国际关系史已经证明，集团式、阵营式的对抗，往往成为无益于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的不确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成为走向战争的重要诱因。

　　2、成乎，败乎?

　　总之，奥巴马访日未能完全达成政策目标。由于奥巴马此次出访亚洲的重要背景是他去年缺席了APEC峰会和中国的崛起，因此“偿还外交欠债”和“安抚亚洲盟友”是其亚洲之行的既定目标，嘴上放炮是为达成TPP做铺垫，而TPP能否达成一致，是衡量奥巴马此行是否具有战略性收获的关键点。美国政府之所以重视TPP谈判的进展，以至于将之与“安保问题”挂钩向东京施压，除了地区经济整合的利益需要之外，也有国内政治的时间窗口，即希望通过日本降低肉类和农产品的进口税，为美国的农牧业产品打入日本市场鸣锣开道，从而在预定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时，为民主党争取选票。因此，白宫“重返亚洲”的大战略和国内选举政治的小算盘都离不开东京的配合和支持。精明的日本官僚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霞关在奥巴马访日之前，与美国政府对口部门在东京加紧TPP的部门协商，换取奥巴马亲口表示“尖阁诸岛(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以经济诱饵换取政治外交安保的关键性红利之后，日方随即祭出了拖延的法宝：对于白宫为体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自由贸易精神，迫切要求日方放宽猪肉、牛肉等农产品，以及汽车、保险之进口限制的强烈愿望，采取了“能拖便拖”、“能模糊便模糊”的传统谈判战术;主流媒体甚至索性就将农产品和牛肉的自由化问题称为神圣不可侵犯、绝对不能让步的“圣域”，竭力鼓吹“稻米文化特殊论”;国会也曾一致通过“不许输入一粒白米”的决议案。日方的拖延战术最终奏效，结果美日共同声明除了“两国明确了推进TPP谈判关键议题的主要努力方向”之类的空虚之词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进展。即便奥巴马为此愤然表示不满，甚至曾放言要取消在两国联合声明中提及钓鱼岛问题的字眼，但日方在TPP谈判中始终没给奥巴马这个面子。

　　西方媒体因此认为：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是“失败”的。BBC指出：奥巴马这次访日最重要的成果《日美联合声明》经过约12小时“难产”，几乎是在奥巴马周五上午10时半登上专机离日之前才好不容易公布。这与40小时前日本各大电视台摄像机瞄准东京羽田机场停机坪上的奥巴马专机、热切等待奥巴马现身的期盼相比，奥巴马离去时的气氛显得有些萧瑟清冷。故称之为“虎头蛇尾的访问”。[11]国际舆论聚焦的除了《日美联合声明》“难产”，还有奥巴马力求此行促成日美达成TPP的目标“胎死腹中”。因为奥巴马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诉安倍：如果TPP谈判没有成果，华盛顿会将这次访问视为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尽管奥巴马亲自施加压力，但仍未能从日方手里拿到梦寐以求的TPP协议，美国人不得不空手离开东京。

　　坦普尔大学日本学区亚洲研究室主任杰夫-金斯顿指出：日美峰会对日本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安倍得到了他想要的——美国的安全支持。但根据美国的外交议程，对美国来说是失败的。[12] 其实，这不仅是美国外交的失败，也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失败，显而易见，没有经济整合的地区一体化，只突出军事同盟的排他性、对抗性，地缘战略框架缺少结构的完整性、内容的丰富性，既容易产生纷争，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经济整合甚至可以说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和基础。美国以放任日本修宪和重整军备作为达成TPP协议和重构地区安全机制的条件，符合美国的亚太利益吗?符合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吗?符合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需要吗?虽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长远的时间和更充分的数据资料，但至少从目前看来，奥巴马访日不仅没有弥合或缓冲地区各国之间的利益摩擦，反而因为公开“选边站”而激怒了中国，制造了新的地区不稳定因素，显然无益于TPP的谈判和地区经济的整合，以及构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因此，美日演出的这一场外交剧在表面上热闹有加，实际上凸显了双边同盟关系在利益考量和战略目标上存在的差异和分歧。

　　日本前外交官、现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美根庆树就此认为，日本媒体的一片欢呼说明日本方面并未领悟奥巴马发言的真正用意。他指出，由于奥巴马敦促安倍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与中国间关于钓鱼岛的纷争，而且使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所以今后安倍如果继续与中国对抗，美国会非常不满，这将伤及日美同盟的信任关系。美根庆树称，如果不从整体看待奥巴马的一系列发言，就无法理解他的真正用意。[13] 这表明，虽然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但作为交换，安倍也背上了修复日中关系这一沉重的同盟义务和国际责任。美国政府对于安倍“暴走”的现状和趋势并非毫无戒心。

　　针对安倍政权既殷切期待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明确挺日，又百般恳求白宫允许日本参加集体自卫权乃至进而赢得修宪等诸多利好，但却吝啬小气不给奥巴马任何见面大礼的做法，奥巴马当然心怀不满，所以在访问日本期间特意在历史问题上敲打一下安倍的国家主义立场。他特地向日方提出要求，前往明治神宫参拜。这无疑是以美国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出不满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心怀不满的奥巴马一离开东京转道首尔，就立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公开批评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强烈指责当年日军的行为“严重侵害人权”，明确要求“安倍晋三首相和日本国民对于日本过去的行为，应有更为正直、公正的理解。”对安倍首相给予了公开而直接地批评。对此，长袖善舞的日本政府当然不会理解为奥巴马的“人权”意识与“良知”骤然觉醒。用心良苦的日本官僚的第一反应就是：正忙于研讨奥巴马讲话的“真意”。也就是说，日方要认真研判美国政府今后对于获益最多的日本究竟会开出什么样的回报要求单，日方究竟要为奥巴马的挺日付出多少报酬，其实就是要摸清美国亚太战略的底线和日本的利益线，在什么地方、能有多大的重合与交汇。这种互相摸底和得失算计的斤斤计较，也说明了日美同盟内部对于利益的锱铢必较、志在必夺。奥巴马总统的日本之行，表上风光无限，暗地里却是暗礁重重，美国越是对日本的国家战略予以松绑，就越将刺激日本突破战后禁忌的胃口，越将为日本的肆无忌惮提供活动空间和战略想象，越将增大增多与日本的利益摩擦。美日双方对此次奥巴马访日的评价截然不同，恰恰暴露了两国战略利益的“温度差”，说明强化日美同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坎坷。

　　三、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影响

　　1、美国对华政策的去模糊化

　　对中国来说，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和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明确表态，意味着美国政府终于脱掉了天鹅绒手套、露出了原来藏在手套里的铁拳，其对华威慑的意味更加浓厚，对华遏制的政策倾向更加明显。这不仅将引发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新变局，也将使东亚地缘政治结构出现新一轮的震荡。如何破解日美同盟的升级版和扩大版，有效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和海洋权益，成为中国外交无法回避的新课题。

　　中国外交对未来国家安全问题的应对姿态，可从此前不久中国承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的情况略见一斑。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期间，与会各国虽然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防止出现误读、误判、误反应的意外冲突，但中国与多国举行的海上联合演习并未邀请日本，美国则因此而宣布“不参加”这一多国海上联合演习，以示对盟国的支持。日本对美国决定与盟国“团结一致”不参加中国的阅舰式表示欢迎，并强调对中国的威慑意义。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安全问题专家道下成重4月7日对美国媒体表示，“这是美国发出对华震慑仍然可信有效的信号。”但华盛顿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奥洛斯认为，“这种以牙还牙的举措说明美国正被拖进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不断升级的纠纷中，说明表面形式也能暴露出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存在的严重问题。”反映出美国对中日纷争的发展和走向忧心忡忡。尽管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出席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但未能会晤中国军方领导人。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不仅直接否定了中日海军首脑举行双边会晤的必要性，而且谈及如何做到中日之间“擦枪而不走火”。

　　在此后的“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代表严词驳斥日美双方对中国的指责，爆发了这一地区多边安全论坛上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可以看做是中方对奥巴马公开挺日和强化美日同盟的反制。这些事例说明，虽然日美同盟的强化意在威慑中国，但至少就目前而言，日美不仅未能达成其预定目标，反而激起了中国的强硬回击。十九世纪以来的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的对抗性格局再次显现，中美日三国从策略到战略的摩擦和较劲有目共睹。中国对外政策立场趋于强硬的转变既是历史性的，也是“受压----反应”式的后发制人。

　　仅从这一点看，奥巴马访日也很难说是成功的。美国历任总统此前一直对中日问题采取模糊政策，竭力避免“被”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从未如此明确地选边站。奥巴马的“政策明晰化和倾向性”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同时也增加了东亚地区的安全风险，表面上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实际上美国反而成了日本政府在东亚地区争端中的“人质”，不得不随着日本外交的节拍起舞，日本反而掌握了日美同盟的议程和话语的“主导权”，这既是奥巴马亚太外交的一大败笔，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失衡。背着这种“战略负资产”的美国如果继续在亚太区域性议题上搞“边缘政策”，试图通过支持某些国家来遏止另外一些国家，产生战略失误和成本的可能性也许会越来越大。

　　时至今日，关于“中日冲突”讨论，在国际政治语境中已经不再是禁忌和想象，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担忧。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近年来在中日两国之间郁积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增无减，必将随着历史记忆的重新回顾而激发更多的感情和情绪的动荡，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危机管控的难度。随着中日冲突的风险系数急剧增加，国际社会不能不关注：构建一种什么样的风险管控机制，才能避免摩擦升级，并做到擦枪而不走火呢?

　　其实，日本政府把国家安全的维护寄托于美国，因为美国总统的一句口头承诺就喜出望外，反映了日本政府外交上的无能和战略上的不自信。对于日本来说，有一个重要的疑问始终挥之不去：美国会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中日间的冲突吗?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竭尽所能避免卷入突发性中日冲突，其原因就是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是美方尽最大努力要避免的。即使日方大肆炒作中日两国战机在东海上空的“异常接近”，意在敦促美方表态挺日，而美方的立场和态度依然强调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分歧。日本防卫省5月25日宣称，中国军队的2架苏-27战斗机“异常接近”日本海上自卫队OP3C图像信息采集机和航空自卫队YS11EB电子侦察机，最近距离仅30----50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当天就此表示，美方鼓励中日两国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任何领域的分歧。地区国家发展强有力和建设性关系并以此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14] 虽然美国一直反复向日本传达不想卷入冲突的意愿，但是日本却可以主动挑起冲突，迫使美国限于同盟义务不得不卷入一场与美国利益无关的武装冲突，使美国外交陷于极为被动的局面。所以，美国政府并不愿为日本火中取栗，其亚太战略留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以保证作为斡旋者、中间人的战略优势和回旋空间，仍将延续既强力制衡中国、又保持中美在亚太地区合作的基本战略基调。但吊诡的是，美国政府越是公开挺日，越是偏离了其“不选边”的中立地位，其作为斡旋者、中间人的战略优势和话语权就越发被削弱、被侵消，其“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就越将失去平衡而难以为继。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机关算尽的美国政府应该不会不懂的。

　　2014年7月11日，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与美国防长哈格尔的会谈中谈及解禁集体自卫权时说，“考虑到日美同盟关系，日本政府今后将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保护美国。”[15]

　　二战后，日本经过多年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发展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然而，日本似乎并不满足经济上的富足，而是要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速发展，安倍内阁变本加厉“在修正历史认识、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强化军力”等方面谋求更大的突破。因此，日本不断鼓噪“中国威胁论”，“朝鲜威胁论”，利用美国与上述两国之间存在的信任裂痕，大肆进行军事扩张，全力打造一个军事大国，一个摆脱“和平宪法”的政治大国。实际上战后的日本摆脱美国控制的意愿一直存在，且随着实力的增强而增强。然而，在日本精英们看来，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和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至少仍保持着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所以，日本不能无视美国，还需要美国的保护，以减轻压力和阻力;但又不甘心继续固守冷战时代那种不对等的美日关系，谋求将现有“殖民地性质的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地位协定”，修改成“对等的军事同盟和相互使用基地的协定，从而构建一种全新的横跨太平洋的日美关系，这是日本政府修宪扩军的根本动机。

　　任何的战略规划都要首先明确战略目标，而任何的战略目标都需要一个个的战术来做支撑，安倍的目标其实与以往日本的历届政府意欲摆脱美国控制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安倍要比他们狡猾很多。一方面安倍以“周边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为由，加快军事战略调整，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建设，在军事强国的道路上大步迈进。美国则处于借助日本制衡亚太的战略需要，不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支持日本扩军修宪，多次在日美防长、外长会晤中对日本修宪主张和增加防卫预算表示欢迎。而此举也正中安倍内阁的下怀。另一方面，安倍借助利用美国出于扶植日本充当其在亚太远东代理人的契机，积极拉拢东盟、澳大利亚及印度等国，并向相关国家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形成由日本主导的北抗俄罗斯，西抗中国的战略格局，这实际上就是削弱美国军事影响力的第一步。

　　在外交方面也同样如此，长期以来，美日政府高层外交理念存在深层矛盾。日本主流舆论对日本外交过分依赖甚至完全追随美国和轻视亚洲的“对美一边倒”姿态多次表示不满。早在2009年，日本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就流露出“脱美入亚”的政治姿态。明确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和强化“以减少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亚洲外交”。2013年2月，安倍访美时发表题为《日本回来了》的演讲，向世界宣布：“日本永远不做二流国家，一个强大的日本回来了。”2014年元旦,安倍晋三在发表新年感言中,高调宣称“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开始”。这些言行实际上是反映出日本政府对美国的反抗心理，以及将日本打造称不屈从于任何国家的“正常大国”的强烈意愿。

　　安倍内阁本月1日正式做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所谓“集体自卫权”，是指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他国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力。这让日本打开了对外战争的闸门，在日本右倾化的今天，安倍内阁更容易得到民主主义者及右翼势力的支持。小野寺五典高调宣称：“日本政府今后将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保护美国”，其目的是显而易见，就是要借此宣告“强大的日本回来了”增加国内民众支持率。对外则是希望获得在国际政治舞台“存在感”，显示日本战败国地位已经彻底改变。近日安倍参拜二战中日美交战的太平洋岛国，追悼战死的日本军官及士兵，很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意。

　　此前，安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及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扩军方面备受谴责和质疑。美国为安倍否定侵略历史和拜鬼开绿灯，支持解禁集体自卫权究竟能给其带来多少利益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利用日本牵制亚太各国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回报”也越来越不确定，武装日本牵制它国的做法也越来越行不通，而日本也将越来越难以按美国的意愿行事。一名西方学者10日在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撰文时明确指出，虽然美国在制定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今天美国却在力推日本修改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从节约美国投入角度看，美方鼓励日本采取新的防卫方针很有自己的道理。不过考虑到安倍战略调整引发地区紧张局势上升，华盛顿的聪明算盘或许最终会被证明打错了。

　　2、中日之争：美国的政策立场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时公开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并将相关表态写入美日联合声明，中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表示《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无法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事实。尽管奥巴马的表态将美国政府历来对中日纷争的政策立场进一步明确化、公开化了，但如果仔细玩味奥巴马所说的话，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微妙之处，这也许就是美国外交的老谋深算。

　　奥巴马总统的原话如下：……美国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尖阁群岛现在处于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也就是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内。并且我们反对阻害日本施政的单方面改变……。请注意：奥巴马在这里还是使用“行政管辖”、“日本施政”的概念，并未使用“领土主权”的概念，这样严格区别的概念使用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中日领土主权争端“不持立场”的基本政策方针，其实这样的表述没有任何新意，跟美国政府历来的正式立场也没有任何变化，不过是总统重复了国务院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而已。问题在于这话从奥巴马总统的嘴里出来，层级更高、更有权威，在宣传效果上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对中日关系的心理冲击力更强。日本新闻网称，对日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因为美国总统第一次亲口说出。而奥巴马之所以在访日成行之前就表明立场，一可以安抚一下国内批判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强硬派议员，二可以投日本所好、帮助美国代表在TPP谈判中讨价还价，三可对亚洲盟国表示美国履行安全承诺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四可以对中国进行威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也否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在变得更加强硬。他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合作和竞争并存，“在遇到分歧时不会动辄打架，而是始终向中方发出明确、一致的信息，阐明美国的利益和立场。2009年以来，我们在安全政策和贸易政策上没有对中国挥拳相向的记录。”[16]麦艾文强调，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既有强权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冲突这种旧有的大国关系模式。双方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最大限度缩小双方分歧而不影响两国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看来，日方扩大和渲染了奥巴马就中日关系发言的挺日倾向，与美方的解读存在明显的温度差。美国政府处理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其实并没有重大的改变。

　　与此相应，奥巴马在日美首脑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开宗明义“我们的立场没有变化。”虽然他重申：“处于日本施政下的领土，包括钓鱼岛在内，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美日安保条约》覆盖中日争议岛屿，因此在日方受到攻击时华盛顿有义务提供支持，“我们认为岛屿当前状况不应被单方面改变。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管辖的所有领土，这是双方同盟一贯的原则。”但在回答提问环节却绕起了圈子：既说“美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最终定义不持立场，不过从历史上看，它一直处于日本的施政下。‘主权’的所属不应该被单方面改变。”又表示“我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主权问题上，美国不持立场”，这不是美方新的立场，美国“也没划红线”，“我们联合起来呼吁包括海上问题在内的地区争议都应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他强调“让事态进一步恶化是不正确的，日本与中国应采取措施建立信赖关系”。[17]但日本媒体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日本前外交官、现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美根庆树就此认为，媒体的一片欢呼说明日方并未领悟奥巴马发言的真正用意。他指出，由于奥巴马敦促安倍采取积极措施解决与中国间关于钓鱼岛的纷争，而且使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所以今后安倍如果继续与中国对抗，美国很可能会不满，从而伤及日美同盟的信任关系。[18] 这表明，虽然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但作为交换，安倍也背上了修复中日关系这一沉重的同盟义务和国际责任，美国政府对于安倍在钓鱼岛或中日关系上“暴走”的现状和趋势并非毫无戒心。

　　也许是美国政府察觉到了奥巴马讲话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巨大冲击，所以赶紧就此作出说明。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5月1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为奥巴马的表态做辩解称：奥巴马的声明并不是美方的“新政策”，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都曾公开做出同样的表态。他重申：美国不是争端的当事方，对东海和南海地区主权争端不持立场，希望当事各方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不要采取强迫、威胁或武力手段。他还指出，“各方有充分的外交渠道和平解决分歧”。在谈及美中关系时，他强调，美国的亚洲政策没有反华意图，美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双方已找到重要的合作领域，比如“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不可或缺”。他说，美方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支持一个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负责任角色的中国的崛起，寻求让中国在亚太地区规则制定过程中扮演活跃角色，让中国的声音能够被国际社会所听到，帮助确保中国有“一席之地”。 但他同时强调，作为地区规则制定者和地区议程讨论的参与者，中国应与美国等国一样受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