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伊始，地缘政治风险不断被提及和关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全球风险报告则直接指出：地缘政治风险将是2015年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

2015年伊始，地缘政治风险不断被提及和关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全球风险报告则直接指出：地缘政治风险将是2015年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地缘政治问题在柏林墙倒塌25年后，重又回到了国际议事日程的中心位置。报告警告称，已经到来的一年中极有可能出现国家间冲突、政权解体和国家崩溃。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从未如此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命运。

国际格局变化

从2014年年初的乌克兰危机，到此后伊斯兰国（ISIS）武装的异军突起，再到发生在利比亚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式的不断的政治动荡，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不断升级，地缘战略竞争正不断加剧。纵观历史，每一次地缘战略竞争加剧的背后，都包含着国际格局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霸权时代。“美国治下的和平”使全球化得到了快速发展，1990~2010年是全球化的黄金20年。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长期全球经济增长，使得一批非西方国家出现群体性崛起；国际之间形成了普遍、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以上都成为国际权力分化重组的重要前提。当前，国际权力分化重组已经出现了无极化的端倪。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于2008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无极时代》一文，指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支配国的地位已经丧失，其权力正在分散，世界开始进入无极时代。根据哈斯的理解，在无极时代，由于在国际上拥有并使用权力的行为体增多，从而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多中心化，甚至出现了无中心化的趋势。权力和影响力的剥离越来越明显。权力的分散导致了国际治理难度的增加，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冲突激化。

没有超强大国的“无极化时代”将是对国际关系的重要考验。根据政治铁律，“再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而进入“G0状态”后，国际社会可能进入弱肉强食的霍布斯时代，国际社会未来的风险加大。

受迟缓的经济发展的影响，美国试图塑造国际秩序的努力也显得力不从心。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不利，显示了美国军事上的局限性；对北非中东地区动荡初始的大吃一惊，显示出美国对传统战略重心控制力的下降。随着美国可以投入全球资源的减少，美国软实力的政策制定和威信也正在减少，以美国模式为蓝本的华盛顿共识的吸引力在减弱。

除美国外，传统的世界秩序领导者——欧洲，则深陷债务危机自顾不暇。他们希望有人来分担他们的“世界领导者”重担，但新兴国家还没有做好承担如此重任的准备。国际社会没有领导的霍布斯状态显得更为不确定。国际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2011年度战略报告》中很好阐述了这一观点。IISS认为，美国实力下降造成了地区分裂。根据安全挑战形势的不同，由有意愿和现实可行的相关方组成的联盟将千差万别。该研究所担心我们未来十年将面临一个动荡不安、矛盾叠生的世界。

从全球化到区域化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经过近20年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最深刻的当数全球正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形成的一极世界，向全球分化、多区域化转变。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可能终结了美式全球化进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退出，意味着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阶段”。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坦承，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阶段”，未来的时间将在“无序和混乱”之中形成多边主义。对美国全球化退出后的情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13年12月发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曾作出预判。报告认为，危机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美欧将注意力转向国内，导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滞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为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世界。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

除了全球化周期本身的生长消亡，还有一些因素加速了全球化退出的进程。比如，经济保护主义可能重新抬头。未来的贸易战很可能演变成经济保护主义，进而导致世界贸易的萎缩，最终迫使经济全球化走向终结。英国著名全球经济专家阿兰·鲁格曼在《全球化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新区域主义”及其作用正在凸显，它正在逐步取代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双边主义。他断言，虽然存在着一些推动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但更存在着极强的文化和政治壁垒。

地缘竞争激化

在危机的冲击下，美式全球化体系出现了从全球体系到区域体系的分化。为了应对区域化趋势加强的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在调整。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引发了一连串地区地缘竞争激化并在持续发酵。

在东亚，美国“重返亚太”，将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复杂化，并主导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打乱东亚一体化；在东欧，乌克兰自古就有“地缘政治中心”之称，至今它依旧是俄罗斯和美欧争夺势力范围的焦点。2014年的克里米亚公投使得一直隐匿于后的俄美欧等“幕后大佬”走向了台前。美国“相对撤出中东”以及中东“强人政治的倒台”，导致了中东恐怖主义势力的蔓延。

经济上，美国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转向推动规则贸易，贸易争端频发。为了在后危机时代重塑美国对国际经济的“领导地位”，美国试图用以美国标准设计出来的规则来扩大贸易、推动其影响力、推动其价值观的战略目标，比如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此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诸（多）边服务贸易协定（PSA）等，都是美国建立新版外贸投资国际规则的工具。美国将亲手结束长期主张的无差别的自由贸易，建立有选择的“规则贸易”。由此，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以中国为例，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不仅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受阻，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措施也是层出不穷。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多次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措施调查，并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

随着美国国力下降，原有的单极世界秩序逐步解体，全球开始向多极世界转型，新兴的“区域强国”试图挑战没落的“全球霸主”。在此背景下，一些地区强国有意加强区域整合，以便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比如，在北非，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期间曾提出建立“地中海联盟”，希望以此成为联结欧洲和非洲的枢纽。

一些区域性组织也在积极发声，试图争取“权力真空”时期的主导权。比如海湾合作委员会中东的话语权不断增长，尤其在2011年阿拉伯地区政治变局之后；在东亚，地区主义增长，拉美一体化甚至带有了排美色彩，就连一向被视为落后的非洲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美国战略调整的影响

为了应对区域化趋势加强的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在调整，“以应对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一方面，美国的战略收缩导致了一些地区的失序和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在美国重点介入的地区，国家间紧张关系加剧。

1.战略收缩造成失序。

随着美国离“能源独立”的目标越来越近，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也更为灵活，并开始实施“相对撤出中东”的战略举措。随着美国2009年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击毙本·拉登，并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在中东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自2011年起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的动荡和变革后，正等待着新一轮权力分配和政治变革，各方势均力敌，如何重整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中东权力真空为恐怖主义留下了生存的空间。

当前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得到迅猛发展。从2014年6月开始，“伊斯兰国”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其武装人员由1万余人扩编到9万多人（叙利亚境内5万多人，伊拉克境内3万多人），控制区域达到26万平方公里。“伊斯兰国”的崛起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2.战略转移造成激化。

2012年以后，美国战略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重返亚太。实际上，自2011年下半年起，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军事和经济上三管齐下，“重返亚太”战略进入实质性阶段。此后，亚太的紧张局势始终“高烧不退”。

自2013年年底，乌克兰局势骤然升温，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美俄关系通过不断修补、调整，达成一种不稳固的平衡关系，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使得美俄关系跌至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谷底。很多观察家认为，这即使不是一次新冷战，美俄关系的下一次平衡也还遥不可及，两国将在未来的长时间内保持对抗和疏远。

总之，由于经济的衰退，整个世界都开始流行对政治制度的怀疑和不满；由于经济的衰退，各国政府的权威都受到冲击。在这种状态下，各国政府的行为会更大程度上被民意所左右，对外关系上将更多展示“肌肉”，而非协商和解，因此各国间的合作难度加大，世界将越来越难以管理。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D.卡普兰警示我们，越是在动荡的年代，地图就越显得重要，它虽然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却是智慧的开端；认真思考历史的逻辑，就能推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