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传承民族精神的纽带。传统节日的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清明节所显示出来的清明文化，实质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节日载体上的具体体现。文化是节日发展的根脉和灵魂，没有根的节日是难以生长的，根深叶才能茂，清明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浓血脉养育大的节日，他始终流淌着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河流，从遥远的秦汉一直超越唐宋明清走向现代。

我们究竟怎样理解这个传承2500年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国之大节？特别是如何从文化的深层去挖掘清明节背后的文化意义呢？

应该说，对清明文化的理性思考，就是对清明节存在价值的深入探索。

对清明文化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一种普遍认可的观点：清明节是中国人的感恩节。

多少年来，清明扫墓、祭祖承载了国人太多的情感，早已成为一种深刻的心理积淀。在这一天，人们不远千里，也要亲自到亲人、故友坟前祭扫。有的人甚至风雨无阻，守墓多年。清明节期间，有数亿中国人都在为这样一次短暂的扫墓而奔波着。这不得不让人感慨：清明扫墓和春运一样，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亲情事件”！

从清明节的前身——寒食节祭祀介子推的典故中我们可以看出，知恩图报，重情感恩，是清明节本初的内涵之一。不管清明节如何衍变，追悼与祭祀是中国人过清明的最重要内容。人们把祭祀先人与中华民族重视孝道、慎终追远的民族性格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清明节俗体现了中国人的感恩、不忘本的道德意识，其文化意义类似西方的感恩节。

中国没有感恩节，更没有西方那种宗教般的向天主感恩的思想，而是把感恩转化为一种对祖先、尤其是对父母的孝道，生时要尽赡养之职，终时要尽厚葬之礼，死后还要尽守孝之责，这就是中国人的感恩之旅。有人提出：清明节要从“感恩之心”发展到“感恩之举”，以更实在的行动来实现感恩的心，达到“感恩清明”。对人们来说，花钱为死者搞仪式，固然能够换得心理上的安慰，但父母活着的时候能充分尽孝，才能让他们“死而无憾”，这样，哪怕清明扫墓时只是三鞠躬，都已足够了。现代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是理解他人，关爱他人，帮助他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应怀有“感恩之心”。中国的清明扫墓，无疑是一次道德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清明燃香、献花、倾诉等种种祭扫行为，是为了免除生者内心的不安。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感恩之心”，而当前我们更需要的是积极意义上的“感恩之举”。

中国人对先人的祭祀是道德信仰，是表达情感的诗意之举，是发自个体情感的感恩与缅怀。著名思想史学者冯友兰先生曾说，“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谁都清楚，祭奠的酒馔“一滴何曾到九泉”，但我们却相信亲人、先祖能够领受我们的情意与祭奠，这种庄重的仪式是一种情感的、诗意的、道德意义上的真实。“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面对先人的照片或墓碑，表达浓浓的思念和真诚的敬意，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幸福和动力。

清明节祭祖扫墓，核心是中国儒家忠孝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事死如生”的重视“死去的先祖”伦理规范，形成了“厚葬”的习俗。古人十分重视“死亡”，多少帝王自登基之时，就开始考虑死后的事情，修建陵寝就成为了一件大事。千古一帝秦始皇，登基后就开始修建陵墓和陪葬的兵马俑坑，那浩大的工程至今令我们所惊讶不已，成为世界“八大奇迹”和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常常从人生的句号——死亡，以及死亡的处理方式——殡葬，折射出此人的身份，特别是道德状况，人去世无人送葬将是这个人一生为人的失败，也是这个家族的不盛的表现。所以，丧葬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往往当作逝者一生、一个家族荣誉的见证。重死，也就要重“葬”、重“祭”。因而对于祭扫，人们是决不可轻慢的。

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将死人的事办给活人看，不少人在父母生前，并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对父母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冷淡、刻薄的。可是在父母去世后，他们却要大操大办丧事以表“孝心”，处于这种情况，有人提出了“薄葬厚养”的观点，反对在清明节祭祖中盲目攀比，大搞形式主义，这是十分有益的见解。

提倡“薄葬厚养”，就是重“生”，就是说与其将心血和财力花在后事的大操大办上，不如待生前的亲人好一点。

清明节的祭奠，更多的是对生者的情感考验，短暂生命的价值，对祖先最好的安慰，就是珍惜生命、不懈奋斗，延续祖先的血脉，传承文化的责任，这才是对故去亲人的最好纪念！

一个有争论的观点：清明节是“私祭”还是“公祭”？

针对清明节祭祀的性质，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见解，认为：“清明祭祀基于血缘亲情，而非文化纽带。”

持这种观点的认为，清明节的主旨是私祭，依据是我国民间的墓地祭扫，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渐成风气，一般祭祀的范围还是皇家和贵族，到了唐代，才到了寻常百姓家，唐玄宗曾经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旧唐书·玄宗纪》）也就是说，从此，“士庶之家”民间扫墓才被国家准许，固定在了清明时节。唐代柳宗元在《与许京兆书》里，也这么描述清明祭扫，“田野道路，仕女遍满，卑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柳宗元的记载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人们的清明祭扫是在“上父母丘墓”，从本质上讲是“私祭”，也就是祭祀私家各自的先人。自古以来，民间在清明时节始终关注的是私家先人的祭奠。基于以上记载，持这种“私祭”观点的人认为：清明时节的祭祀，主要是基于血缘亲情，并不是基于文化认同。清明时节最根本的人文意义还是对个人和血缘关系的关怀，归根到底是关于个人的。传统中的清明印象，既有黯然神伤的祭奠，又有无忧无虑的娱乐，还有祈福求祥的期盼，这些都说明清明属于每个个人的内心，不属于公共的伦理要求。

与清明节是“私祭”的观点相反，上海大学顾骏教授认为：“清明的力量，在于体认文化之根。”他认为：节日具有了深层次的文化功能，可以凝聚集体的价值认同，传递民族的文化基因。清明节完全凭藉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虔敬，“生死两相隔，思念无尽时”。这是何其虔敬的举止，何其执着的心灵，何其强大的传统！通过思念祖先的生养之恩，激发个人对血脉所及的责任感。从这一角度看过去，清明节是对文化生命力的体认，是对民族历史的体认。

持这观点的还有学者郑一民先生，他认为清明文化是“根”文化，他说：“介子推代表了中国的正统思想，忠于国家，匡扶正义，遇到危难而不屈、患难与共的民族精神；介子推的行为也代表了不贪图富贵、不争功邀宠的高尚人格。”不管是祭祖，还是缅怀先烈，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我认为，“私祭”与“公祭”是中国“家国一体”的产物，对家的延续正是对族群的延续，很难简单分清。国家与文明的历史，是靠个人与家庭的传续来完成的，我们缅怀先人，祭祀先祖，因为先祖是自己的生命来源，先祖的辛劳和奋斗乃是我们继续前行的起点，而我们的不懈奋斗又使祖先的生命与光辉得以发扬光大，这就是清明节祭祖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与神圣使命。

一个尚需探讨的观点：清明节的作用与功能。

政治功能说：有人提出了“勤政清明”的论点。认为：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历史上这“清明”二字的来历？传说介子推死前用血写下遗诗一首，其中有：“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臣在九泉心无愧，愿政清明复清明。”由此可见，对忠贞傲骨的推崇，对清明政治的企盼，才是清明节的本意。而将清明节变成低俗祭奠品的“秀”场，不仅无法达到纪念祖先的本意，还将使其大大蒙羞。

从政治上倡导清明节的意义，在历史各朝代都有人提到。其中不乏真知卓见，很有积极意义。但是，把“勤政清明”作为清明节的本义，并没有得到认同。我们知道，本身从清明节的前身寒食节来说，介子推的故事是后人加在寒食上的，介子推创作的那首“血诗”更不知是何年何月某位人加上去的，所以，断没有形成“勤政清明”是清明节的本义之理由。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明节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时代要求与内涵，并且形成了很多文明的习俗，“勤政清明复清明”的内涵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勤政清明复清明”的意思，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但是不能被节日内涵所接受。

传统功能说：有人认为清明祭奠的传统功能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厚”，这八个字出自古代经典《大学》，这是今人追念先辈的两大精神寄托和现代意义所在。观点认为：“慎终追远”是对先人一生行状的真切哀思与深情追忆，“明德归厚”则是对先人的功勋事业有所了解，并对其高风亮节、嘉言懿行的一种高度感念与诚挚缅怀。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对前辈良好的精神道德与风骨人格等传统美德，加以肯定、继承与弘扬，不断成为后人前行的动力。

中国有句俗话：“雁过留影，人过留名”。一个人的生前影响与身后名节，小则关乎其家人与后世子孙如何看待他，大则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千秋万代怎样评价他。如果将个人升华到一个集体和整体，或者是提升到一个国家与民族，清明节这种“春秋百年，千载而还”的深刻含义与传统功能依然存在。

现代功能说：有人把清明节的“根”意识与当代中国“和”联在一起。认为：中华民族的亲情情结、敬祖意识、寻根心理、报本观念在清明节可以得到充分张扬。寒食故里山西人就把清明文化定位为“忠”、“孝”、“仁”、“根”四部分，“忠”指的是介子推为代表的忠烈爱国，这种精神代代传承；“孝”指的是重视孝道，与慎终追远的民族性格直接联系起来；“仁”指以“仁”为本，以“仁”聚财，强壮“骨、血、肉”。“仁”是道义，“仁”是品行，“仁”也是资源，同时，仁者爱人，是团结一心、共建和谐的前提；“根”指“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山西大槐树所代表的是血脉情、民族情，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大槐树的根祖文化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根脉，在今天仍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时代价值。

节日的作用与功能，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事情，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缘于民众的历史情感的积淀、上层社会人士的倡导、宗教思想观念的渗入、多民族风俗的交融，使得一些传统节日在流行中发生了演变和派生，其中一些节日出现了消失和变异的错综复杂的现象。

节日风俗活动是古代人民社会的活化石，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国人千百年的人伦主题，不论以何种形式纪念，清明节最基本的仪式是到坟前、骨灰放置处或灵位前追念祖先。为了使纪念祖先的仪式更有意义，我们应让年轻的一代了解先人过去的奋斗历史。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日益交流融合的崭新时代，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节日受到的冲击尤其厉害，我们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留住我们的节日和文化血脉，借着清明节在制度层面恢复的良好机遇，进一步丰富清明节的文化内涵，使传统节日发扬光大。

不容否定，相比西方传统节日来讲，中国的传统节日稳定性较差，节日流变的脉络不够清晰，甚至有许多矛盾的说法，这一切，都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特别要说的是，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感恩节大都受宗教的影响比较大，但主题明确，内容丰富，线索清晰，有纪念性，但更具有娱乐性和参与性，很易流传。所以，西方流行的节日还是它的传统节日。而中国的节日风俗主要受伦理的影响，遭到干扰太大，每一个时代的大政治家无不注意通过节日的“移风易俗”来稳定其统治。像清明祭扫本是民间风俗，到唐玄宗时就列入国家礼典，变成了礼俗。早期的节日风俗变化过程也是不断向国家礼仪教化的转变。清明节正是沐浴着传统文化教化中不断发展的。一方面根深叶茂，同时，也表现出承重太大，缺乏节日的轻松感、快乐感，在新一代青年人中间显示出参与性不足，受到冷遇与尴尬的现象。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和不断改进的。

在今天“传统重建”的努力中，如果不能避免流俗，将会使祭祖习俗重新误入歧途。所以，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传统节日的内涵非常深刻，但由于国人对传统节日缺少挖掘和引导，传统节日的内涵严重缺失，中国民俗文化已遭遇严重的集体“失忆症”。前几年在韩国，轰轰烈烈的“端午申遗”，引发国人对传统节日复兴的大讨论，2008年开始，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正式登上国家节假日大餐，传统节日的拯救行动升格为一场全民运动。面对如何过好清明节的话题，冯骥才先生的发言显得很慎重，他只淡淡地说：“复兴清明节，不能只靠专家喊出一两个口号，或一两次大型活动就能实现。”冯骥才先生认为，传统节日的演化生息有自己的独特规律，必须按照节日发展的规律对传统节日进行推陈出新，他认为，将清明、端午、中秋定为法定假日，依靠放假的手段，并不能真正拯救传统节日，使清明节得到发扬光大。仅仅放假就能解决传统节日的复兴，那也太简单了。在中断了节日几百年的历史，马上就能够复兴，是极不现实的。追溯清明节的渊源不难发现，这些传统节日的形式和内容，根深蒂固地与农耕文明土生土长在一起。随着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传统节日仍将受到严重的挑战，许多传统节日的习俗都面临与现代人的格格不如，一些习俗将面临着淘汰和改变。

困扰西方人的是自然界的神秘，而困扰东方人的则是人世命运的变幻，因此在古代各个传统节日中往往寄托了“福、禄、寿”等极其世俗的价值观在现代工业文明之中，如何让这些传统节日附上一个现代“魂”，才是真正的问题要害。而眼下在传统文化的复兴热中，不少“政府唱主角”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人们仍感觉传统节日“魂不附体”？传统节日的生命基础是广大的群众，其存活的法则必然深藏于民间。如何唤起传统节日深存于民间的热情，让这种复兴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慢热起来，也许才是为传统节日复魂的终极手段。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正被愈来愈多的有心人发掘、体味与分享。这是一个重大的前所未有的文化内涵与节日习俗的涤荡与更新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从上到下民众共同参与选择，我们相信，智慧在民间！